《岁月》 - 美篇
/&&&&《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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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全家下放前一年在平江县城合影
1969年春节过后，我父母的历史问题终于尘埃落定。继父根正苗红，历代农民出身，又是土改干部，一直是县里商业业务骨干，可以留任县生活服务站（文革前的商业局）继续工作。而母亲伪太太身份虽经组织多方查实为凭空捏造，但由于戴在我亲父头上的右派帽子，性质属敌我矛盾，故组织上决定将母亲下放农村。尽管继父多次向组织打报告，要求和母亲一起下放，但没有得到上级批准。　　 当时母亲下放农村有三个选择：一是到我姐姐下放所在地-----时丰公社普庆大队；二是到我二哥下放所在地-----献钟公社新江大队；三是自己任意选择。最后母亲决定和我姐姐在一起。我当时年龄太小，不符合下放要求，故我和弟弟的户口都没有随母亲一起下放。
4月1日，是党的九大开幕的日子。我一个人心事重重，正在西街粮食局门口玩泥巴，弟弟和王忻平跑过来叫我，说是搬家的汽车来了。
汽车是一辆绿色的苏式嘎斯车，敞篷，师傅当时是金龙供销社的张应根，和我父亲很熟。车子停在南街宋家祠堂后门。我们将全部家当搬上车后，意味着母亲将一生一世扎根在农村。由于母亲从小就生活在乡下，对此母亲很坦然。
姐姐当时下放的生产队叫新屋塅，是普庆大队第四生产队。与姐姐下放到这个队的，还有她的两个闺蜜，王晋平和杨寒香。
晋平的母亲我叫邢阿姨，晋平的弟弟忻平和我弟弟年龄相当，由于我们两家都曾经生活在县委大院，相互多层关系都很熟，所以她们母子决定和我们全家一起驱车前行。
我和继父坐在车厢，走过十字街，高音喇叭正在广播中共九大开幕的消息。我望着熟悉的街道，兴奋之中有一丝落寞和惆怅。尽管我的户口还在这里，但我不知道自己何年何月又会重返这里？
下放前夕，姐姐和她的同学们一起到湖南平江县加义烈士陵园祭奠先烈。
下放分别前夕，姐姐和县委大院的同学姐妹们一起到照相馆合影留念。
下放分别前夕，我姐和同学们和好友合影留念。后排左起:我姐、王晋平、杨寒香；下排左起:晋平妹妹、叶阿香
　下放前夕，我和县委大院小伙伴建建分别合影
车子驶过平江大桥，熟悉的县城渐行渐远。由于车道是那种沙石路面，车子有点颠簸，车子行驶过后扬起一片沙尘。望着眼前熟悉的山山水水，我坐在车上浮想联翩，一年前自己曾徒步几十公里穿越过这条车道，当时想的是回城读书，没想到现在等待我的却是随母亲一起下放农村，真是世事莫测，命运捉弄人。　　过了瓮江水口嘴，山路有点窄。行驶几公里后，前方有一分叉路口，靠右驶往张家碑。想起张家碑，记忆闸门再次打开，往事一一浮涌。
张家碑我曾在四年前来过这里。当时平江县小水电工程名扬全国，很多外国政要和全国各地水电专家纷纷前来参观。平江县委当年仅有一辆老式吉普车，司机叫汤恕桃，栗山人，喜欢喝酒，是唯一经时任县委书记董志文批准，可以在开车前喝酒的司机。我们机关大院的小孩很喜欢坐他开的车，但机会寥寥。　　有一天，外地来了一客人住在县委招待所，经常坐汤师傅的车去各地小水电站参观视察。这位客人很喜欢我，他曾带着我去过张家碑等水电站参观。我母亲是1963年底从百货公司调到县委招待所的。那个时候，我们早餐是肉包子、馒头、稀饭，中晚餐都是红萝卜炒肉等荤菜，如果是外宾来了，我们还有吃不完的各种水果。住的条件环境都很好。两年后我母亲调到县委会，我们虽然不是和领导吃小灶，但大食堂伙食很不错。特别是我们经常和大人们一起打篮球，打乒乓球比赛，感到非常兴奋、紧张、刺激。董志文的通讯员谢谷生一有时间就带着我们捉迷藏，制作幻灯片，搞一些恶作剧，令我们大呼过瘾。一到春插时分，我们又和叔叔阿姨们到乡下搞支援。可以说，这三四年是我童年、少年乃至青年生活最快乐，物质最优裕，记忆最深刻，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回忆往事，再想想现在，不由感慨万千，冰火两重天的日子一下难以让人释怀。毕竟这不像一年多前自己在大哥家的寄居，生活虽然艰辛，但生活会有盼头。而这次说不定就是一生一世扎根在农村，自己没有了理想，没有了追求，没有了奋斗目标，这不免让人伤感。
车子沿着河边继续前行，过了浯口，过了青冲口，说明我们的目的地快要到了。
新屋塅边上的汨罗江
从秀水中学（后迁）右侧有一条三四里长的机耕路通往新屋塅。新屋塅在时丰公社旁边，后面分别是树三羊和太平铺，与公社形成三角状。再后面就是普祝，普义大队，也就是当地著名的三普。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也是平江西乡最富庶的地方之一。汨罗江成U字形将其环抱，面积是盘石洲的十几倍。它北倚汨罗长乐街，西临汨罗新市街，东面有高山，正南边平汨公路穿村而过。　　新屋塅其实应该叫老屋塅，数十栋老屋相依相邻，偶尔一两间新屋插在里面觉得很显眼。门前有一大水塘，水塘旁边有一十来米深的水井。我们抵达这里时，堂客们正在水塘边洗衣。
新屋塅有七八个生产队居住在一起，母亲和姐姐下放的生产队是第四生产队。这里绝大部分社员都姓李，唯独我们下放的四队队长姓叶，一对小眼睛，身材高挑，偏瘦。他的宝贝公子叫民主，和我同年同岁，样貌不像父亲，一对丹凤眼，非常聪明。不知是谁通风报信，叶家父子和我姐姐，晋平她们早在水塘边迎候我们。　　生产队里分给我们一栋房子应该算是全队最好的，户主叫李书兰，是青冲水电站的职工，因他平时很少回家，征得他本人同意，将房子借给我们暂住。房子宽敞光亮，坐北朝南，分左右两间，上面有阁楼，后面是厨房茅厕。整个面积约80平米，是我有生以来住过的最宽敞的房间。队里分给我们一块菜地，就在我们房子前方右侧。父母对队里安排我们这么周密细致深表谢意。我当时以为，姐姐和下放到这里的其他知青条件也会像我家一样这么优越。　　继父是一位非常细致的男人。打开行李箱，他整理熨贴的被褥，衣服整整齐齐，家具摆放井井有条。他对母亲特好，衣食住行几乎都是他全包，只是性格有点古怪，话不投机就喜欢发怒。所以，我们几姊妹对继父唯一的办法一是顺从，二是走开，不然会让你下不来台。所以母亲大多时间会顺着他。不过母亲一旦发怒，他又不敢吭声。　　我们将家具行李安顿好，继父在门前搭了一个葡萄架状的框架，一个人敲敲打打，然后叫我去挑水。在邻居李小兰家借了一根扁担，我挑着一对提水桶向井口走去。井口旁边有一三四米的竹钩，是大家从深井内提水上来用的。我将竹钩挂住提桶往井下打水，谁知桶就是不下沉，拨拉几下仍然无济于事。屙屎也有师傅？我暗自自嘲。正当我不知所措，一堂客走上前接过我的竹钩轻轻一甩，桶应声下沉。看来，对于我来说，新屋塅的生活还刚刚开始。
当年下放在时丰普庆新屋塅的杨寒香、王晋平和我姐（从左至右）
当年下放时丰普庆的知青姚培德（后排右一）、朱继罗（后排左二）和同学们在平江烈士公园分别留影。
我们全家下放平江县时丰公社普庆大队第四生产队旧居外貌
旧居茅厕杂物间
时丰公社供销社，五十年没变任何模样
继父刚刚做好门框架，叶队长就来了。他说不允许我继父这么做，原因就是影响社员挑担过路。继父和叶队长说了好多好话也不管用，弄得继父当天阴沉着脸，很不高兴。　　晚上，家里来了许多知青，有几位我都认识。除了晋平和杨寒香之外，茶厂的文氏四姐弟和胡氏三姊妹我非常熟，毕竟我的童年都是在茶厂度过的。文家老三放平刚从安乡知青点转过来，他嗓门高，说话很有感染力，也很有组织能力。胡家三姐妹我更熟，建平是我小学同班同学，建军是我二哥同学。老大建荣我是第一次见面，听说她是从长沙某中学下放过来的。她们三姊妹长得都很漂亮，但最漂亮的还是建平，她长相与她母亲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复制的。后来刘济良、朱继罗、姚培德、任精生四人也过来了。从这些知青口中悉知，他们都下放在普庆大队，一共是14人，男女各为7人。另外公社附近的刘家塅下放3人，秀水下放4男3女，时丰茶园集体下放9男6女。
茶厂还有一位我熟悉的刘建湘下放在秀水。谈到他们各自的知青生活，虽说这里土地肥沃，除了生产稻谷之外，还盛产棉花，茶叶，但生活依然十分艰难。其实我下午曾和邢姨母子去过姐姐她们住的地方，三人住一简陋大房间，里面放两张床，姐姐和晋平合睡，杨寒单独睡一张。做饭是在外面用三口土砖垒成，上面放口大锅。做起饭来烟熏火燎，眼睛都睁不开。她们每餐一般就是一个青菜，清汤寡水。邢姨看了眼睛有点发红，她没想到自己的女儿在这里生活条件会这么差。邢姨随回程车走之前，再三交待我母亲一定要照料好晋平她们，又给了母亲一点钱要她转交给晋平，因为晋平不肯要，说她有知青安置费。建军三姊妹就睡在她们隔壁，生活条件大同小异。听说茶园那帮知青条件更差，都是睡通铺，过集体生活。很难吃到肉，吃的菜就是干辣椒放点豆豉打一大锅汤，有时就是酱油淘饭。饭是那种锅巴饭，半斤米一钵，男知青每餐要吃两钵，女知青吃一钵半。冬天在家休息不出工就吃两餐。由于肚里没油水，挖肠挖肚，所以他们经常过来我姐或刘济良那里一起打牙祭。记得当晚姐姐她们三人一起在我家吃晚饭，面对继父精心弄好的美味佳肴，她们就像饿狼一般，狼吞虎咽，一桌饭菜风卷残云一扫而光。　　考虑到我们刚到这里，一些普通农具和日常生活用品都缺乏。继父给汨罗的大儿子写了一封信，叫他尽快送点农具过来。第二天，继父带着我们到附近供销社买点生活必需品和一些简易农具。　　公社和供销社连在一起，离我们住的地方仅有几百米。母亲当时绝对没有想到，过些日子她会到这里上班。
供销社货物购置条件有限，我们需要的许多东西都买不齐。为了使我和母亲尽快参加劳动，继父决定带着我们当天赶到对河的长乐街。　　从新屋塅到长乐街有七八里，要穿过普祝和普义大队。普祝大队围着一口大塘而居，可以想象这口水塘之大。普义则是棉花主产区。我们路过这里，棉花刚开苗，社员们都在田地锄草。穿过棉田，前面就是长乐街，隔河相望，我似乎闻到了沁人心田的甜酒香。
昔日时丰公社供销社原址原貌
汨罗长乐街回龙门，还是那50年前那模样
我这是第一次到长乐街，感觉街上规模和房屋建筑风格有点像我们平江献钟老街，但要繁华很多。记得当时长乐就一条街，麻石路面，4米多宽，长约1华里。两旁店铺都是那种明清建筑，四角飞檐，古色古香。街上人流如织，到处都是买卖吆喝声，非常热闹。店铺门前贩卖芝麻的最多，箩筐，澡盆装满芝麻堆成小山状，都是白芝麻。长乐街人生活习惯和我们下放的地方有点类似，他们喜欢吃芝麻茶，姜、盐、豆子可放可不放；而继父出生的地方喜欢吃豆子姜盐茶，芝麻却可放可不放。除了芝麻，店铺贩卖甜酒的特多。冷甜酒，甜酒冲蛋，红糖甜酒汤等等种类很是诱人。街上铁铺也不少，铁匠打着赤膊，身前系个围兜，你一锤，我一锤，敲得汗流浃背。据继父介绍，长乐街的铁器远近闻名，特别好使耐用。我们走到街的尽头，有一石门，上面写有“回龙门”。门外就是船码头。继父介绍说，民国时期，这里是方圆几十里最繁华的水运码头，那个时候水运非常发达，商家店铺林立，号称当地小香港。　　我们每人吃了一碗甜酒冲蛋和其它小吃后，买了蓑衣、斗笠、水桶，扁担、刀具等，农具除了那种常见的锄头式样外，还有一种是棉花专用锄，锄口要套上一根很长的园木棍，口下成弯弓状。另外我要母亲买几只小鸡，因为我从小很喜欢小动物。　　　我们回到家不久，发现汨罗的大哥推了一辆土车子过来了。原来几天前他就知道我们昨天会下放到这里。今天一大早，他一个人推着土车子徒步几十里赶了过来。　　土车子基本上是全木打造。前、中分别有大小两个轮子，大轮边包有铁条，左右有几根木条横竖相互榫接，木架左右各有把手，把手上系有麻绳和小扁担。小轮子是土车推动过程中遇到横沟等障碍物方有借力作用，平时一般不会使用。　　父母对大哥的突然到来感到惊讶和感动，特别是他一个人徒步推车走这么远确实不易。我觉得土车子很好玩，试了试手，感觉车身老是往一边倒。我推着土车子吱吱呀呀东倒西歪向公社走去，弟弟和一帮小朋友在后面跟着看热闹。推了一段时间，自我感觉平衡了许多，毕竟当时我已学会骑自行车，推土车子原理和骑自行车差不太多，都是靠自身掌握平衡技巧。推空车觉得不过瘾，我要弟弟坐上去。推来推去，后来我干脆要其他小朋友都坐上去。毕竟当时在新屋塅，当地人很少见到土车子，小朋友们都觉得非常好玩。
母亲和继父再婚后全家合影
继父将我们基本生活安顿好，几天后和大哥各自上班和回家去了。　　当时队里对社员每天的工分评定有好几个等级。全劳力12分，主要劳力10分，堂客们8分。知青里面文放平为12分，精生为10分，我姐等女知青是7分，我因当时身高仅有1.6米，加之年纪小，只有6分。　　我们下放时春耕已进入忙碌季节，秧田和棉田开始长出青苗。男劳力都在水田犁田，平田。我和母亲姐姐她们干的活儿是给棉田松土除草。母亲除了犁田，平田和不能挑重担外，干其它农活都很熟练，让当地社员大呼意外。所以母亲每天工分评为8分，和当地堂客们工分一样。
母亲面相慈善，笑起来很好看，年轻时是位美女。母亲一生为人热情大方，乐于助人，也比较正直，很会处理一些复杂人际关系。在我印象中，除了个别对我母亲图谋不轨没有得逞的小人之外，从未听过有人说我母亲的坏话。　　母亲1926年出生在平江思村乡丁家源。她一出生她的父母便跟着彭德怀闹革命去了，母亲一直跟着外婆和舅母生活。外婆去世后，舅母对她不好，经常给她剃一个光头。七八岁一直没有鞋穿，长年打一双赤脚，即使是冬天也不例外。后来和我父亲结婚，父亲有点文化，瞧不起她。直到解放后，我外婆派人来找我母亲，我父亲的恶劣态度才有所收敛，开始讨好我母亲。
我母亲会纺纱、织布、绣花、纳鞋底。当年我们三姐弟的衣服都是母亲缝缝补补。特别是我最小，衣服基本上是穿姐姐哥哥留下的。鞋袜都是母亲一针一线利用夜晚给我们缝制的。母亲由于得罪领导，在我1岁多，就被本单位别有用心的领导弄到乡下去办队。母亲无奈，只好在茶厂找了曾奶奶，一直将我带到5岁。记得有一次，曾奶奶因媳妇对她不好，处境困难，我母亲给了他一些钱。那个时候，我父亲进了监狱，我们三姐弟全靠母亲36.5元一月的工资。那个月，母亲带着我们吃食堂的残饭剩菜，才总算度过难关。　　我爱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火爆性格，没有人能让她心服口服，唯独对我母亲例外，母亲是我爱人最敬重和信服的长辈。我爱人多次和旁人说，只有我家娘最会做人，因为她办事公正。　　母亲和我继父结婚后，母亲对继父家子女视为亲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将她的母爱还超过了我们姐弟。记得我结婚后，因某些事母亲可能照顾我们不周，我爱人对我母亲发了脾气。母亲坐下来耐心向我爱人解释自己做后娘的难处。她说，对自己亲生的不能看得太重，相反继父那边的子女千万不能看轻，不然，外人会怎么看？继父的子女会怎么看？一席话说得我爱人语塞。我母亲去世后，继父的三个子女嚎啕大哭，特别是我弟弟，似乎是失去了主心骨和依靠，久久情绪低落，很长时间都没有走出失去母爱的阴影。毫无疑问，母亲生前已经将她的母爱毫无保留给了弟弟。特别是母亲生前许多好友，在母亲遗像前痛哭流涕。母亲当年丧事之隆重，可以说是县城空前的。　　按照母亲当时的各种人脉关系，我们姐弟完全可以找一份非常体面的工作。记得八十年代初，我舅舅找到我母亲，说是他的岳父惠浴宇（时任江苏省省长）可以将我二哥调到南京去工作，我母亲没有同意。这件事直到我舅舅后来和我们讲出来才知道。虽然我们当时可能有点怨恨母亲，现在反过来看，说明母亲一生是多么的清贫、廉洁和自律。　　母亲走了，离开了我们整整22年。我祝我慈祥而平凡的母亲在天国开心快乐！
　新屋塅唯一完整留存的老房子　&
姐姐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后，对于她来说，住宿条件比以前好多了。但是我们全家的粮食问题显得异常严峻。
母亲和全国知青一样，都有安置费。母亲的安置费是230元，由县里拨款至公社，经过大队再转至生产队，据说款项是层层盘剥。安置费说的天花乱坠，实际上一分钱都没有到母亲手中，怪不得母亲的住宿条件队里会安排这么好，其中的猫腻永远是个谜。　　当时母亲下放粮食定量仍按原干部标准实行，每月26斤。一年后国家不再负责，交由生产队发放分配。我是按中学生标准，每月32斤，弟弟是18斤。姐姐的粮食好像是由国家提供到夏收。所以，我们四人粮食每月定量总共为108斤。每餐粮食人平3两，都喊吃不饱。特别是食用油，每人每月4两，现在听起来是天方夜谭，但那个时候就是这么样回事。我们在菜园种了一点菜，好象是茄子、辣椒、瓜菜。但我们来的这个时候正是蔬菜最缺乏的季节，母亲带来的在县城亲手腌制和晒干的酸菜、干菜成了主菜。听说公社茶园知青每人每餐吃米饭1斤，相当于我们全家4人的粮食定量总和，他们粮食从哪里来？我搞不懂。估计是从黑市粜来的。　　我们每天劳动归来，饥肠辘辘，母亲、姐姐做饭、洗菜、洗衣，我挑水、烧火。其劳动强度之大可想而知。为了填饱肚子，我们去社员家买那种喂猪的碎米，筛掉糠粒，和大米拌在一起煮。虽说不好吃，但毕竟填饱了肚子。　　粮食问题暂时解决了，烧柴又是另一个难题。这里家家户户烧火都是稻草，砍柴要走十几里到对面大山里的余家洞。母亲说那里是原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的家乡，听说她的女儿海滨也下放在那里。由于余家洞是山区，生活条件远比我们这里差。谈到海滨，她和我二哥小时候很熟，都是在南京省委机关大院长大。63年母亲带着我曾去她家吃过饭。海滨个子很高，偏瘦，冬天喜欢用围巾将头和脸严严实实包起来。她的长相实在不敢恭维，我当时形容她是小说《林海雪原》里的蝴蝶迷。其实他哥哥小林长得很帅，身材高挑，英气逼人，为什么兄妹长相差异如此之大？上帝也太不公平。听母亲说她小时候她父母很溺爱她，她10多岁了还不会梳头，穿衣服都靠保姆。68年全国知青下放，她也不例外。加上她父母当年是走资派都在进行批斗，父母也保不了她。所以我母亲非常担心她下放到这穷山恶水的地方生活不能自理，有时间想去看望她。姐姐说，过些天我们知青会一起去余家洞玩，毕竟和她都是知青。我想和姐姐她们一起去，顺路砍点柴回来。听姐姐说，我的中学同班同学何辉煌就下放在对面的公社茶园，条件非常差，比她们插队下放的知青生活更为艰苦。　　有一天晚上，何辉煌和刘美如、戴放如一起来到了我家。三人我都熟，特别是辉煌，几年不见，还是那个清纯的老样子，喜欢笑。那时候她略瘦，身高和我差不多。老同学相见，显得异常亲切。她和我姐姐小时候就很熟，她的邻居毛婵娟和我姐姐是闺蜜。所以一有时间，她们就会一起过来玩。我真没想到在这里会和我的小学、中学同班同学下放在一起，觉得挺有意思，也非常开心。如果同学们就这样永远在一起，那么下放也会是一件非常愉悦开心的事情，尽管劳动生活异常艰辛。
当时下放在普庆大队的刘济良（后排左一）、朱继罗（前排右一）
下放那年的朱继罗
左一是同下放在新屋塅，我的小学同班同学胡建平
下放在公社茶园，我的中学同班同学何辉煌
我家当时下放居住门前远眺
生产队里家家缺柴烧，所以只要天不下雨，几乎这里每天都会有人去山里砍柴。全劳力一般不会去，因为他们要在队里挣主要工分。去砍柴的都是像我一样10多岁的后生伢子。　　记得我家住在县城宋家祠堂时，我曾和王业斌的大儿子放军去山里砍过柴。当时只记得我们是走严家滩出城的，站在山顶朝下望有一条河。现在才知道，那就是石鼓岭。所以砍柴特别是捆柴我应该是马马虎虎，至少我知道捆柴最好的藤是际木叉和糯米藤。
姐姐去山里砍过柴，但母亲不让她去。有一天母亲知道队里统根等后生明天要去山里砍柴，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为我准备了米饭和茶水。来这里第一次去山里砍柴，我信心满满。我也学着当地砍柴后生伢子的打扮，一条土布巾系在腰间，钩刀插在后背。穿一双草鞋，一根撬棍（竹杆）挑起饭菜往肩上一放就出了发。　　我们一行三人，边走边聊。我问他们是否只能砍枯死的树，因为在黄家屋挖生树蔸的风波把我搞怕了。他们笑了起来，山上哪有那么多的枯死树，只要树杆不是太大都行。当然也怕遇见山林防护员，如果遇见，就说是知青或者装傻。当然最好是捡那种枯死的小树，砍存活的小树一是担起来太沉，二是山林防护员一旦发现了很难缠。　　过了平汨公路，再走过一条两三里的狭窄机耕路，靠左有一条上山小路。山路蜿蜒向上，两边都是那种蒌棘，偶尔有被人砍过留下的树桩。不用说，我们离砍柴的地方还远着呢！走着走着，我突然发现那两位同行者不见了。我喊了一声，似乎大山在回应，也似乎是他们在应答。我有点心慌，不由加快了脚步。又走了两三里，我如法炮制，也总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再走了两三里，我发现路旁有一片小树林，不用说，这里是砍柴的最理想资源之地。不管他们了，我哼着小调，休息片刻，便一顿砍了起来。砍了一会儿功夫，只见上来一人，朝我打了一声招呼，听口音是长沙人。经过短暂交流，知道他也是知青，比我大三岁，是从长沙下放到这里投奔亲戚的。他家有海外关系，来这里亲戚对他像避瘟疫一样，似乎怕连累他们。因为我和他有相似命运，所以我们交谈也比较投缘。他今天上山也是来砍柴，但砍柴功夫比我还不如。他带了绳子捆柴，但将柴捆好一挑又散了。气得他直骂娘。他把我当师傅，我装模作样用藤将柴捆了好几圈，虽不好看，但至少柴会不散垮。
日头早过正午，我俩开始午餐。他是带的饼干，从饼干的档次以及从他言谈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位玩世不恭的长沙俚手。
我们各挑着五六十斤重的生柴，跌跌撞撞一前一后下了山。走不多远，前面路旁有一单间草屋，他说是他的家，要我进去坐坐。
走进他住的房间，很寒酸，就像是叫花子住的一样。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子，桌子上有一盞煤油灯。屋内很潮湿还有一股霉臭味。这是我第一次走进除姐姐之外的真正的知青之家，没有想到的是，这里的知青生活与我以前想象的相差甚远。
到太阳落水，当我走上平汨公路，姐姐早已在路口等我，她看了我担的柴，不由笑了起来。
插秧对于我来说是抢工分的好机会
姐姐接过我的柴担，笑着说，你砍的这是泡桐树，没有人要的。这种树即使是晒干后烧起来没有火苗，也不经烧。我一听像泄了气的皮球，傻了眼。回到家，母亲见状笑的更厉害。此事经姐姐到处一渲染发酵，左邻右舍都知道了，成了当地一时谈论的笑柄。后来自己回想，怪不得这么近有这么多的柴火好资源都没有人去侵袭，怪不得用钩刀非常轻松一砍下去树会应声而倒，原来如此。想想那位跟着我倒霉可怜的长沙俚手，以后烧这种柴会够他受的，想到这我一阵暗笑。晚上见了统根一问才知道，我大解后走错了路，以至于我们之间越走越远。　　后来我跟着统根他们连续砍了半个月的柴，砍柴这门手艺学的也基本到位，家里的柴火也被我准备的差不多了。这时队里要开始插秧。
我记得当时队里插秧是按田亩大小计算工分的，每亩工分为20分。插秧是堂客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也是她们抢工分的唯一手段。母亲插秧不行，虽然慢但质量高；姐姐插秧速度比我略差，晋平插秧水平和我姐姐差不多，杨寒最慢。　　这里的水田和黄家屋相比有所区别，黄家屋弯弯曲曲居多，而这里大多是长方格子形状，插起秧后显得比较好看。堂客们插秧真有厉害的，最快的每天能插到将近一亩。不过从早累到晚，要抢到这些工分，大家每天确实会累得腰酸背痛。第一天记得我好像是插了0.6亩，工分是平时劳动的一倍。以后每天保持在10分工左右，看到自己每天工分能与金生大哥哥他们持平，我也知足了。插秧速度要快一是左手分秧要快而且要匀，二是左手不能老是搁在左腿上。当然，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会很难。特别是插起秧来，不可能不喘气歇息，左手搁在左腿上是很自然的事，不然，我也能每天插上一亩。母亲插了几天秧感觉腰痛，再说速度太慢她挣的工分也少，我们就要她带把小椅子去田里扯秧。母亲丟秧也不行，没有力气丟不远。所以春插时分，我看得出，母亲是在硬撑。毕竟大家都在搞春插，她不可能去干其它农活，更不可能在家休息。　　每到夜晚，我一个人拿起算盘，噼里啪啦算全家的工分总和，尽管工值要等到年终决算，但我似乎看到了黎明的一点曙光，毕竟这是我们全家生活的全部希望。
1963年母亲带着我和江渭清女儿阿毛（左二）在南京合影
江渭清全家合影
到了五一节，我随母亲下放刚好一个月，那天我回家吃中饭，刚进家门，突然发现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母亲笑着对我说，你看这是谁？我迟疑了一下说，阿毛。阿毛就是江海滨，江渭清的宝贝女儿。她见到我赶快站起来，像个孩子笑个不停，显得非常开心。然后拉着我的手说，你比1963年那次来南京长高了，相貌没大变。她的极度热情让我有点诧异，似乎与我6年前见到她判若两人。记得当年，我母亲带着我去南京到了她家。吃中饭的时候，保姆带着她边给她梳头边走出来。她母亲徐敏要她叫我母亲一声姐姐，她头也不抬，瘪着一张嘴。当年已是15岁的她，竟然还要保姆梳头？我笑了起来，母亲连连捂住了我的嘴，不准我笑。后来，母亲告诉我说，阿毛生下来后，她母亲对她过于溺爱，从小到大，一直是专职保姆长年服侍她，从起床穿衣，洗脸梳头到做饭洗碗，洗衣叠被全都是保姆一手操持。想着那时娇生惯养不谙世事的红色公主，再看看现在这位脱胎换骨的阿毛，岁月给她烙下了很多印记，阿毛年纪与我姐姐相仿，除了她性格大变之外，皮肤变黑了也粗糙了许多。长相与她哥鼻梁很像，但没有他哥长得英武帅气。他们兄妹俩都是身材高挑.，这是遗传了他父亲的高个子基因。记得那次母亲带着我去南京后，有一天去给我外公外婆陵墓扫墓，当时来了很多人，其中就有阿毛和他哥。她哥我记得大家都叫他小林，显得很活跃，和我舅有说有笑；而阿毛不太爱说话，也不爱笑。记得那天天气很冷，她喜欢用一条毛巾将自己的头包住，当时我觉得兄妹俩性格差异很大。
看着眼前的阿毛，个子已经超过了我姐，身材仍旧很好。阿毛父亲当年尽管没有被打倒，但至少已经靠边站，九大也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阿毛有两个伯父，一个姑姑，她下放寄居在其中一伯父家，也就是我砍柴到过的余家洞，离我们下放的新屋塅有十几里路，其中有一大半是山路。
吃中饭的时候，我们也沾了阿毛的光，吃到久违的肉了，而且米饭也没有放那种农民喂猪的碎米。我们当时吃的都是早稻米，是我每个月去县城粮站籴来的，因为早稻米发饭（煮饭后比晚稻米要多，但没有晚稻米好吃，籴这种米当时还要开后门），阿毛边吃边说，饭菜很香，真好吃。她就像一个孩子，一连吃了三碗后，还想吃，但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母亲连忙接过她的空碗，又给她盛了一碗。看得出来，这顿饭阿毛吃得很开心，她笑着说，她很久没有吃过这么香的饭菜了。当天晚上，阿毛和我们全家聊天聊了很久，她说她伯父姑姑家的所有亲戚对她都很好。然后她向我母亲和姐姐介绍了她下放的基本情况。从她言谈中可以看出，这位过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懂的千金小姐，终于通过自己的亲身劳动锻炼，多少学会了一点怎么做人，怎么生活，怎么走入社会。毫无疑问，全国知青的大面积下放，对阿毛的整个人生起到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应该是他远隔千里之外的父母尤感欣慰的。我们聊到很晚，阿毛似乎还意犹未尽，似乎还有许多心里话都要和我们讲出来。当晚她和姐姐同睡一张床，很晚我在楼上还听到她咯咯不停的笑声。第二天临走，阿毛还是一个人，走着来还要走着回去，一来一去就是三四十里路，而且有一大半还是山路，如果时光倒转几年，我想，这位昔日的千金小姐即使用轿子抬她来未必也能请得动。所以，一个不同的时代会改变人很多东西，特别是在人的精神面貌上。从阿毛身上，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阿毛与我母亲和姐姐分手时，竟像个孩子哭了起来，而且越哭越伤心。我母亲一再安慰她，看得出来，我母亲眼眶也红了。阿毛一再邀请我们全家有时间去她寄居的伯父家做客，我母亲和姐姐满口答应。?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我姐姐邀请了她要好的几位知青一起去阿毛那里玩。由于我经常去余家洞砍柴，所以由我来带路。母亲和弟弟因其它原因没有去。
我们从家里走两三里路就到了平汨公路，横穿公路后，对面是一条机耕路，再走二三里往左开始上山。还是走在我砍柴的那条山路。一路同行的除了我和姐、王晋平、杨寒香之外，还有我的同学何辉煌以及刘济良兄妹、姚培德、朱继罗、任精生等。这条山路我很熟悉，除了熟悉之外，一年前我曾徒步在山的那边蜈蚣岭走路回家经过，没想到一年后会在山岭的这边随母下放并砍柴。我不知一年前在山的那边忍着饥饿跟着我大半天，与我命运几乎相似的那条黄狗，现在又流浪到了何方？我觉得命运这个东西离奇古怪，是你的冥冥之中总会一路跟随着你，不是你的你就是削尖脑袋玩命去追也不属于你，这就是人生。?
我们终于走到了余家洞。阿毛伯父家是一栋很普通的土房，屋里摆设也很简单，和其它乡亲们住的房子没有任何区别。阿毛对我们的到来显得异常兴奋，像个孩子抱着我姐不停问这问那，就像久别的亲人重逢。她见了其他知青更是激动万分，一个个不停握手问好。毕竟她生活在这大山里面，整个世界都给她封闭了起来。在山里那种孤独难熬的日子几乎让她精神完全崩溃，所以面对我们的突然出现，她那种高度兴奋难以自抑的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据她自己说，她来这里干了几个月，什么农活都干不好。虽然这里的亲戚会照顾她，但她最难熬的就是寂寞，特别是在晚上，没有电灯，没有性格相投的人陪她说话，没有任何文娱活动，她只能看书。这里由于是山区，不能种植水稻，所以大部分时间主粮就是红薯和土豆，而且还不能吃饱。想要吃肉简直就像是做梦。所以，通过下放锻炼，使她明白了一些做人的道理，但自己还是似懂非懂。这对于一个半年前什么都不懂，生活几乎完全不能自理的娇贵小姐来说，这已经很不错了。?
欣喜若狂的阿毛，要她伯父家人去山下买点肉和豆腐，她自己亲手煮了一大锅香喷喷的白米饭招待我们，这种高规格的款待让我们感激不尽。吃中饭时，她按当地山里风俗给我们一行人一一排位入座，她一定要我姐坐在上位（桌面正对大门上位靠右），说明她下放农村半年就对乡下民俗民风了解不少，光凭这一点就让我很惊讶。她给我们一一盛饭，然后自己则坐在乡下约定的最差的下位。菜很丰盛，虽说是小菜为主，但晕菜里面最好吃的是粉皮煮肉。还有煎鸡蛋、辣椒炒肉、煎豆腐等可口的菜。我们每人都吃了三四碗米饭，肚子撑得像一面小鼓。我们有说有笑，大家聊的异常开心。阿毛向我们讲述了她在这里非常艰辛难熬的劳动生活，有时劳动强度之大让她根本无法吃消。在她下放期间，除了下雨，生产队每天都要出工，而且是早出晚归。有一次，她用锄头挖红薯沟手掌磨起了血泡，她伤心哭了起来。但社员们都笑她。没办法，她只好继续挖。晚上回到家，发现手掌血泡被磨穿了，只好用手帕扎紧伤口，第二天还要继续出工劳动。还有一次，她出工时队里安排她用手抓大粪伴土，然后铺在栽种红薯的沟里。她不敢，便遭到社员乡亲一顿臭骂，她还要强装笑脸。阿毛谈起这些劳动往事，眼眶都红了。我们只好不停安慰她。姐姐送给了阿毛几本书，要她没事的时候看看书，解解闷，也叫她有时间下山一定来我家玩。阿毛频频点头。?
快乐的时间总是过的很快，几个小时一眨眼就过去了，我们又到了和阿毛分手的时候。我们走的时候，阿毛抱着我们失声痛哭，久久不愿松手。我们走了很远，阿毛一个人还孤零零站在山头不停向我们挥手。当时那种淒凉伤感的场面实在让我们震惊和无助，久久不能忘怀，时至今日，让每个人无不深思和感慨。
我们自那次和阿毛相聚以后，我们全家再也没见过阿毛，后来听说，她招工进了工厂，不久病逝，非常令人遗憾和痛惜。和其他红二代们相比，命运对她特别不公，阿毛的凄惨遭遇让人唏嘘不已。
江渭清全家合影
阿毛（右二）和她母亲（左一）以及阿姨们
我外婆（左二）和阿毛
阿毛和她母亲
我的同班同学何辉煌下放那年留影
从余家洞下山，经过平汨公路，沿公路往西走几百米，就是辉煌同学下放所在地----时丰公社茶园。茶园就在新屋塅对面两三华里。虽然我和辉煌近在咫尺，但从未亲自登门拜访。经辉煌和美如盛情邀请，我们前往公社茶园“参观视察”。茶园园部建在马路靠县城方向左侧，是刚刚重建的土砖房，成一字形排开，当时农村有许多大队部都是这种建筑形式，不过没有这么长。房中间有一堂屋，面积20平米左右，两边各有七八间知青和职工住的房间，其中辉煌和刘美如同住一间。两侧翼分别是厨房和茅厕。走进辉煌宿舍，四周用旧报纸糊墙，正中贴一毛主席像。房内摆有两张床，一张书桌，床头各自放着小木箱，床后面放着锄头和箢箕。
辉煌给我们痛说革命家史，她说：“在几个月前，也就是我们刚下放不久。在冰天雪地的日子里，我们九男六女全部住在一间四面通风的大仓库里面。我们女知青住的位置相对比男知青要好，两张床并排放在一起，床前有篾折围着，六个人睡一头，互相挤着取暖。而男知青只能用他们宽厚坚实的身体来抵抗风雪的侵袭。入睡前我们男女知青互相聊天，互相鼓励，天南地北海侃，非常开心。第二天起床后，还未洗漱，根据天气情况在门前草坪或堂屋，手捧红宝书向毛主席敬献忠心。吃过早饭，遇到下雪下雨不能出工，大家围坐在一起，用稻草烧火取暖，聊天讲笑话。吃饭是一个菜，萝卜、青菜或干辣椒豆豉汤，由于菜没油水，每人一天要吃掉2至3斤大米。出工男知青是施肥、翻土、挑土，女知青是称茶、晒茶、码单。技术活如摘茶、做茶都是本园其他职工取代。当时茶园规定：每天工分全劳力10分，男知青7分，女知青只有4分。农闲时分，我们徒步去过长乐、新市街甚至县城玩乐。只有回县城是我们最开心也是最辛苦的日子，因为我们回来前要到各位知青家中，捎带他们父母装满鱼肉的坛坛罐罐，这时候就成了我们改善生活的唯一途径。”其实，辉煌她们这种知青集体生活，2年之后我也亲身体验过，并且体验时间都不短。特别是在辜家洞献钟采育场，我和当地的知青们度过了一年多的艰难时光，亲眼目睹和亲身体验过知青们的艰苦生活。相对来讲，70年代集体下放的知青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各种条件比他们的先行者多少要幸福一点。
在茶园吃过忆苦思甜晚“宴”，六月底的夏夜，月朗星稀，有点燥热。在辉煌的提议下，晚上去照（捉）泥鳅，由茶园男知青李国兴、刘斌霞，厨师凌略武带路，我们手拿电筒和像梳子状的扎刀，提着木桶向对面田间走去。穿过马路就是秀水，茶厂的刘建湘等人就下放在前面不远。走过一山丘，蛙鸣声不绝入耳。我们兵分三路，都是男子汉前后照应，女同学走在中间。我和凌略武、辉煌、李国兴、刘斌霞一组。我那时眼睛好，可谓是眼疾手快，凌略武胆大心细，辉煌热心勤快。我们连续扎了十几条泥鳅，收获颇丰。突然有人在后尖叫道，有蛇！在前的凌略武突然折转身，右手旋风般朝下一掐，提起来我们一看，吓出一身冷汗，这是一条米把长的菜花蛇。其它组看见我们捉了蛇，纷纷打着手电围了过来。我们回到家，整个茶园都热闹起来，凌略武拿蛇吓大家，女知青尖叫，东躲西跑，热闹过后，还是凌略武出场，只见他麻利地手掐三寸蛇头，然后用刀在蛇头下一割，手一扯皮蛇分开，内脏暴露，他拿着蛇胆问谁吃，说这吃了明目，大伙都不敢，有人说何辉煌胆子大，给她吃。一阵喧哗鼓掌，众目睽睽下，辉煌眼睛一闭，一口吞下。众人欢呼雀跃。煮蛇肉的时候，有人说不能在屋里煮，怕扬尘中毒，大伙儿搬来砖头在外搭成灶台，上面放一大锅。柴火煮了一会，每人拿一个碗像饿狼一样等待。吃过蛇肉，大家笑声，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虽然蛇肉很少，每人分一调羹肉，半碗汤，但我们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美味佳肴。
下放在普庆知青刘济良
下放在普庆知青朱继罗
下放在普庆知青任精生
下放在普庆知青姚培德
下放那年我的姐姐
我从小到大一直有喜欢看报纸的习惯。当年随母下放新屋塅，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去公社看报纸。
六月的一天，我到公社后，在办公室看到有一封从外地寄给姐姐的来信。我拿起一看，地址是广东江门，信封上有一红色三角戳。无疑，这封信是从部队寄过来的。
我拿着信回家，走在路上看着信封背面，有一边角似乎没有粘牢。好奇心让我轻轻一揭，没想到信边竟被揭开了。我忙抽出信一看，有两页。看完信的内容，不算肉麻，特别是第一页都是空洞的政治口号，第二页才多少有了一点爱恋的意思，落款是志成。从信的字里行间来看，这是一封恋爱信无疑。我回家发现姐姐不在，母亲在厨房。我向母亲告了密，并拿出铁证如山的信件。母亲责骂我怎么偷看私信？我强词夺理辩解道，是他自己粗心不将信边粘牢。母亲看完信，骂了姐姐一句，然后说，他家亲戚这么多，以后过日子有她好受的。我找了两粒米饭将信封好，由于饭粒硬，粘得有点高低不平。晚上姐姐回家后，我将信交给她，她随手放到口袋里。我暗笑庆幸她没有发现。
母亲对姐姐的恋爱是知情的。据她的亲家母生前“坦白交代”，她儿子参军入伍出发前，姐姐曾去部队集合出发地给她儿子送行，她偷偷看过姐姐，觉得很满意。事后找到我母亲要求对亲家，当时我母亲婉拒了，理由是我姐年龄太小。
我姐当年是平江一中三朵校花之一，另两朵一位是傅弄梅，还有一位记不起名字了。当时追求我姐的男同学非常多，写信的志成是其中追求者之一，并且是公开化。时任校长李叔益形容他是望眼狗想吃天鹅肉。当然，我得来的这些消息都是出自刘济良他们四人之口。
寄信的这位志成我见过两次面，第一次不记得是不是在我家？第二次是在他入伍那天，我刚从汨罗黄家屋回家。我站在人民大会场（现启明婚宴大厅）的石阶上，发现志成站在中行靠前，身材高挑偏瘦。记得那时他长得没有现在这么虎势帅气。普庆知青姚培德、朱继罗、刘济良都是一中66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任精生好像是比我姐姐还要低一届。刘济良三人与志成是同一届。如果不是文革发生，他们都会进入大学，有的甚至大学录取通知书都来了。所以要讲不幸，他们才是最不幸的一代。他们四人都很喜欢我姐，当然喜欢也不见得是一定要和我姐谈情说爱，但姚培德确实是有这方面的意思。
当时我也经常回县城，主要是拿米证籴米。有一次，我临走之际，姐姐交给我一封信，托我去县城代发。姐红着脸，叫我不准再看她的信，并问我告诉母亲了没有？我有点慌，没想到姐对我偷看她的私信早已知晓。在这之前，母亲并没有对姐姐恋情有过任何指责，她也想和我共同保守她这份秘密，她不想让我难堪的同时，也想给自己的女儿留下一片她自由飞翔的天空。
几年后，志成早已在部队提干，而姐姐也已招工。姐姐想调皮，母亲严正警告她，你敢！让姐姐万万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最后成了我姐夫的志成，竟然是平江百万人仰慕的模范丈夫。
当时和姐姐通恋爱信的志成
到了早稻杨花吐穗，喜讯终于来临。上级一纸公文，恢复母亲干籍公职，到时丰公社报到。母亲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在母亲的内心，并不是说自己不能在农村吃苦受累，而是她要等待一个说法，证明自己一生是清白的。母亲到公社报到后，被分配到秀水大队办队。母亲一向事业心很强，记得那个时候，母亲起早贪黑，半夜徒步回来屡见不鲜。要知道，这对于一个当年43岁的中年妇女来说，一个人单身半夜行走在乡村野外，心理上要承受多么巨大的压力。
母亲走后不久，我精心喂养的几只鸡突然死掉一只，我记得很清楚，是黄麻色的母鸡，有两三斤重了。我很伤心，竟然哭了起来。本来母亲走的时候，我和姐想杀一只，但母亲不同意，她说要等到双抢，到那个时候大家干活都很累，是需要补身体的时候。
西乡人大多长得不是特别好看，新屋塅也是如此。男人大多是小眼睛，黑不溜秋，话不投机就要打架，在平江栗蛮子打架出了名；女人脸上蜡黄，没有光泽，也是小眼睛居多。在新屋塅，除了知青之外，我没有见到过一位特别漂亮的女人。
统根有个妹妹，很胖，中等个子，年龄比我大两岁。统根和我在砍柴路上，曾经跟我说过要把他妹妹介绍给我，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从没有放往心里去。
有一天，我和他以及他妹妹在河边一起锄棉花，统根一本正经和我说，我妹妹很喜欢你，你们多接触一下。他妹妹看了我一眼，从眼神中看得出，她是同意的。我在尴尬的同时，有点生气，这确实有点伤我自尊。要知道，除了各种外部因素和条件，我也不可能找这种类型的女人。我一口回绝，统根有点不高兴，说了几句难听的话。我不管那么多，我心里知道，尽管我当时年纪小，如果以后真的要和这种类型的女人生活一辈子，我会生不如死。统根妹妹骂了我一句，大概意思是有什么了不起。由于场面难堪，我借故离开了他们。以后我遇见他们好几天互相不说话。我也怕这位栗蛮子打人，要知道，我打架根本不是统根的对手。有一次在公社我与统根妹妹狭路相逢，我头也没抬。有时候自己站在河边，也曾朝着汨罗黄家屋方向眺望，虽然我知道不现实，但我内心知道，爱情总要两情相悦，两厢情愿。
农村中最繁忙最辛苦的双抢到了。
由于队里打谷机有限，特别是全劳力有限，叶队长按男女搭配了几个组。一般是两个全劳力带三个妇女，我属于妇女一列。我和我姐肯定是一个组，另三个人只记得有两个个是李太山和李小兰，还有一个是谁忘记了。晋平和杨寒是另外一个组。记得是李太山两人的原因，因为他们都是我家的邻居。太山是小兰同父异母的弟弟。特别是太山，他当时正与他堂客闹离婚，其实他堂客比他长得还要好看一些。他们结婚还只有一年多，小孩正在吃奶，本来他们夫妻感情不错，太山想离婚的缘由不太清楚。记得太山母亲经常说他儿子的一句话就是，你说你们感情不好儿子为什么像你？当时都把我们逗乐了。
当时打禾是根据毛谷的重量来计算公分的。我记得好像是100斤毛谷8分工，一亩田大概有七八担毛谷，由全劳力挑到晒谷坪过称，晒谷是队里另外计算公分的。各组的工分评定，两名全劳力工分是三名半劳力的一倍。举例说，如果一个组当天完成毛谷1000斤，就是80分工，然后分成七份，两个全劳力各得两份，另外三人各得一份。记得当时打禾我和姐每天工分在10分上下，队里把工分算得很死，随你怎么超负荷劳动，甚至累到极限，工分就只能有这么多。
记得我以前随县委大院的叔叔阿姨们搞过双抢一两次，都是割禾。所以双抢对我来说不是太陌生，但我知道它的厉害。
田里禾穗有好坏，禾兜也有粗壮。我们半劳力都是割禾，遇到粗壮的禾兜割起来相当慢，但打起来毛谷多；小禾兜割起来快，但到最后毛谷少。所以禾田好坏队里都会搭配好分配到各组。
割禾开始是我们三人到田里先割，等割完一大片后，太山他们拖着打谷机再到田头，这样就不会浪费时间。姐姐割禾很快，我相对要慢一些。遇到田里禾割的过甚，我就充当运输大队长，将田里的禾送到太山他们手上，有时就站在中间帮他们踩机子。禾屑到处乱飞，站在机子旁全身都是，经常飞到手臂、脖子、鼻孔里痒的难受，后来我穿长袖子衣服，颈上围条毛巾，尽管很热，但至少比痒要舒服很多。所以打禾是农村农活中最辛苦的，没有打过禾的人很难体会得到。
有一次，我割禾不小心将中拇指割伤了，而且很深，当即血流如注，我大叫了一声。姐姐很快过来用手按住我出血点，但无济于事。太山见状忙放下手中的活，从口袋掏出火柴，撕下一片盒边磷纸，贴在伤口，然后姐姐用手帕紧紧缠绕，这才将血止住。到现在我中指还留下当年劳动伤口的印记杰作。
送公粮是全劳力干的活，也有个别女全劳力。没想到我也成了全劳力，我的全劳力是土车子。
当时的粮管站设在青冲口，也就是平伍公路曾经设过收费站的那个地方。粮管站是一明清式大屋，规模和样式与县城青石巷陈家大屋类似，据说房屋建造者在解放前是富甲一方的大地主。
新屋塅离粮管站有七八里路程，由于是一条机耕路，也是公社通往外面的主路，所以，一到送公粮季节，路上显得很热闹。
送公粮是全劳力抢工分的好机会。当时队里规定，每百斤工分为10分，条件是自己从用箩筐装谷子开始，挑到粮管站过秤开具收粮单结束。那个时候全劳力可谓是你追我抢，场面异常刺激好看。
我和姐姐、弟弟齐上阵。姐姐和站在小凳子上的弟弟张开麻袋口，我用箢箕装满谷子倒进麻袋，然后用麻绳系紧袋口，我和姐姐将两袋谷子抬至土车子上。
我用小扁担和手抬起车子试了试，感觉重量应该在我能够承受的范围。临走之际，姐姐再三交代我一路要小心。机耕路面算平坦，土车子吱吱呀呀行驶起来也比较顺利。由于当地人很少见到土车子，加之我年纪小，送粮谷的人们总会不经意看我两眼。快到平汨公路，有一个上下小坡，毕竟自己是第一次推土车子推这么重，走这么远，所以自己在上坡时有点明显感到吃力。休息了一会，自己好不容易推上坡。下坡虽然轻松，但毕竟自己是第一次体验，由于车子载重量大，车子惯性也大，所以基本上是车子带着我跑。由于我是第一次推这么重的粮谷，自己力气又小，下坡很难控制土车子的平衡，结果车子巨大的惯性往右一倒，将我连人带车翻倒在路旁。我跌坐在地上，正在我沮丧之际，李小兰正好担稻谷经过，他忙放下担子帮我将翻落在地的稻谷麻袋重新抬上车子，我千口万谢。小兰哥一再叮嘱我以后少推一些，一个小孩子不要弄坏了身体。庆幸下坡路不是很长，最后我总算将公粮送到了目的地。交公粮的队伍很长，排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叫了熟人帮忙抬谷子过秤，有210斤，意味着我一个上午挣了21分工。
回到家吃中饭，姐姐听了很高兴。她说没想到我有这么厉害，我自己也沾沾自喜。
第一天推两趟粮谷下来我挣工分竟有40来分，全劳力们知道后不干了，对他们来说，我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每天挣的工分竟比他们还要多，这岂不是要造反。晚上队里开会，他们一起向叶队长施压。由于他们人多势众，叶队长左右为难，最后他提出一个折中办法，那就是我的工分折半处理。姐姐提出抗议，说这不合理，当时也有不少人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最后叶队长还是维持原方案。母亲晚上回家后，听到此消息也大为不满。第二天她向公社书记将叶队长告了一状。由于叶队长的结论站不住脚，最后队里不得不按实际工分如数返还给我。
后来几天送公粮，母亲反复交代我，为避免矛盾升级，以后每趟推百斤就够了。由于母亲的宽容大度，这场风波最后终于平息下来。这件事在我一生中影响颇为深刻，是母亲教会了我以后怎么做人。
当年新屋塅下放知青曾经居住的旧房一角
到了8月初，也就是队里要开始插晚稻了。
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田间劳累，大家都有点人困马乏。特别是我第一次有20来天每天起早贪黑，身体上的确有点支撑不住。在那个时候，能美美的睡上一觉是我认为天底下最美妙的享受也是最期盼的事情。
我们每天天还没亮就要起来扯秧。母亲一叫我们，姐姐很快就起来了，而我却总要被母亲叫上十来次，才非常不情愿起床。走在路上我望着满天星斗，哈欠连连。
扯秧虽说不难，但也是门技术活，扯秧时手要顺着秧苗兜，一把一把从水中轻轻拔出，扯满一手，然后从绑在脚上的一把稻草中抽出一根扎好。扎秧苗容易，但我扎好的秧苗总让人看不顺眼，苗兜错乱不齐，泥巴坨坨。这样的秧苗谁碰上了都不愿意栽。因为扯秧评定工分不是计件制，所以我扎好的秧总是想和大家鱼目混珠。插秧的时候，大家一遇到这种秧，都摇头叹息，骂骂咧咧，显得非常不情愿。扯秧最大的敌人就是蚂蟥，特别是在清晨能见度很低的时候，大家都是凭感觉。发现自己腿上哪个部位有异常感觉，就去摸。摸到蚂蟥不能生拉硬拽去扯，要顺着朝上一抹，然后将蚂蟥甩去很远。尽管脚上鲜血不时渗出，但在农村来说这是非常普通常见的小事情，大家根本不会去大惊小怪。
插晚稻工分评定标准与插早稻是一样的，但我的插秧速度明显降下来了，左手搁在左腿上已成了常态。有时插着插着就迷迷糊糊睡着了。姐姐一叫，我一惊醒，就像一个犯错的孩子，觉得很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当时自己用一个插秧姿势会很自然地睡着觉，竟不会跌倒在田里，可能这就是每一个人天生的身体平衡本能所起的作用吧？
尽管插秧是计件制，但中午休息三个小时是大家约守的，毕竟中午的毒阳让人生畏。经过几个小时休整，下午身体恢复明显要好很多。插晚稻尺寸仍然是四六寸。在田中打轮子也是全劳力干的活，他们姿势各异，有的朝后拖，有的朝前推，打轮子真有里手的，李小兰打的轮子就像是画好的九宫格，让人看得赏心悦目。
全劳力们在田里丟好秧苗，我们就下田开始干活。有时身后秧苗少了，我们就大叫：要秧哦！全劳力们就将秧苗瞄准我们，然后像炮弹一样发射过来，能够丢到我们身上是他们最开心的事情，也只有在这时候，我们才会忘却疲劳，开心畅怀大笑。我当时毕竟年纪小，反应快，无论谁搞这个阴谋都不能得逞，除非我在插秧。有一次，全劳力们甩过来的秧苗刚好砸在一堂客的脸上，弄得她成了一个唱三花的。堂客骂骂咧咧，我们笑作一团。当时那种紧张、辛劳而愉快、温馨的劳动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当年下放时丰普庆的知青们1971年在平江县城烈士公园合影
双抢忙完了，大家也该好好休整几天。
一到夜晚，茶园的知青喜欢到普庆来，树三羊、太平铺的知青也喜欢到新屋塅来凑热闹。有时候，我家倒成了知青的大本营。我母亲非常好客，用当地的芝麻茶和她自己最拿手的红薯玉兰片，来招待这帮受苦受累的孩子们。大家围坐在一起是最开心的时候，也是他们最热闹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大家坐在一起，有人提议，明天去新市街，但遭到了大多数知青的反对，理由是路程太远，又不好玩。还是去长乐街有味一点。
第二天大部队临出发，弟弟说要跟着我们去。姐姐再三问他，你能不能走得动？弟弟满口答应。姐姐问的这些话是有她自己的理由的。记得我们当年住在县委会的时候，有一天，母亲从汨罗带回一位脏兮兮的小孩，看样子2岁多一点。母亲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弟弟，叫辉伢子。母亲向我们揭开了他的身世。辉伢子的幼年是很不幸的。他母亲生他因为难产导致大出血不幸去世，他出生只有几天，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无力抚养，只得将他送人。送去的这户人家因条件局限，身体又不好，所以在某些方面，辉伢子在营养不良的同时，也感染了这户人家的某些疾病。后来辉伢子又因各种情况被几个家庭转来转去，先后被转了三四家。到后来，最后这一家也不愿意抚养了。
辉伢子生下来不到一年，继父和我母亲结了婚。当时继父将自身条件对我母亲说得很清楚，那就是他只有一个儿子，在乡下务农，还有一个女儿在部队当兵，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经济负担。谁知辉伢子在那户人家被带到2岁多，那户人家突然提出不带了。这下继父和大哥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继父只好硬着头皮向我母亲解释。母亲听后，二话没说，当即赶至汨罗，将辉伢子带回了平江。我继父和大哥大嫂都被母亲的善良仁义十分感动，大哥、大嫂和大姐对母亲的好感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后来，我母亲还给我继父的女儿写了六页长信，讲述了她和他父亲以前只是单位同事，互知根底，都很清白。她们兄妹可以在任何时候到平江来调查。所以，我继父三姊妹对我母亲一直有着非常高的评价。
弟弟来时一口汨罗话，显得很拘谨。我们带他出去玩，他说要喉。姐姐和二哥听不懂，我就充当翻译，说这是他要我们抱。弟弟性格很犟，按我们平江土话讲就是很胀。记得有一次，我们带他出去玩，走到鲁家坪，弟弟不走了，说是要喉。我们姐弟三人就故意气他，我们走到犁头嘴头也不回，拐弯后我们藏起来偷看他怎么办？结果等了10来分钟，他仍在原地纹丝不动。我们气得够呛，在他面前只好乖乖就范。
大部队一路有说有笑，6岁的弟弟也还算听话，能够跟得上我们前进的步伐，毕竟去长乐街也是他的一种奢望。长乐街很快就到了，我们就像是从牢门里放出的饿狼，放着绿光的眼睛死死盯着自己的猎物。什么甜酒蛋，糯米糕，糯米饺，麻花结等等当地特色小吃都被我们尝了个遍。我们吃完后一个个摸着微鼓的肚子，大呼过瘾。有人甚至在大街上唱起了大刀歌。
回家时，弟弟突然不肯走了，这回他说的不是汨罗话要喉，而是平江话要驼。任我们怎么解释，怎么骂他气他都无济于事。姐姐气得说，下次再也不带你出去玩了。没办法，大家只好轮流驼他，也就是背着他。唉，当时我想，要是我推着那辆屙金出银的土车子来该多好。
现在的长乐街回龙门原貌依在
一个月儿非常圆的夜晚，从时间上估算应该是在农历七月十五左右。
民主约我今晚去河里浪鱼。浪鱼就是用茶枯浸泡七八个小时后，用茶枯水倒入河中，鱼一旦接触到这种带有茶枯成分的毒液会很快死亡。
母亲和姐用茶枯水洗过头，但她们洗头用的更多的是稻草灰，因为更经济方便。在那个时候，香皂是一种奢侈品，要凭证供应的，在乡下一般很难买到。
母亲听说我晚上要去河里浪鱼，开始是不答应。后来我告诉她，我和二哥多次在县城石碧潭一口气可以游两个来回，加上民主说这里的河水非常浅，同去的伙伴有十来人，母亲这才同意。
浪鱼的组织者是稳根两兄弟，他们都已结婚，就住在我们上只屋。他哥名字记不清了，只知道不到四十岁，一个光头，很显老。而稳根相对来说应该是队里长得比较帅的。
从我们住的地方到河边有两三里路，初秋的夜晚热浪袭人。我们挑着茶枯液，提着木桶，扛着网把，来到河边。静静流淌的河水，在月光飘洒映照下似乎在为我们轻歌，让我们心中涌动一种说不出的意境之美。
没想到我们这帮兄弟们一到河边竟个个脱的光溜溜的，民主看着我不动，就催我快点。我诚惶诚恐融入到了这个人类最原始的群体，觉得这里一下子变成了男人的世界，男人的天堂。在月光下，我们简直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面的宙斯，就是两千多年前绘画家们画笔中的神仙。
河水真的很浅，凸显的沙滩比比皆是。稳根两兄弟选择一处他们自认为最理想的浪鱼之地。茶枯水慢慢往河中倾泻，河中的鱼儿也开始翻着肚皮作最后的挣扎。我们一路欢歌，一路欢笑，用网把不停捞着鱼儿，捞起我们的胜利果实。
我们沿河直下，转眼到了颜家铺。记得年初我从汨罗黄家屋徒步经过这里，当时在前面一家小卖店稍作休整，我望着柜台里面的发饼强咽着口水。在那个时候，哪怕是一粒糖，对我都是一种莫大的诱惑。
有人突然大叫一声，我们赶紧围过去。只见水中浪花四溅，稳根他们在水中左摸右挡，总算捉到一条两斤多重的草鱼，这是今晚我们最大的战利品。
前面河道开始拐弯，不远处就是伍市。那时的伍市有名无实，显得很荒凉。这里河水有点深了，已经没过头顶，颜色也开始变绿。在月光下，显得有点阴森恐怖。我突然发现前面水下有白花花的一片，不用说，水下都是死掉的鱼儿。我一个猛子想扎下去，被稳根将我死死按住。他说水下有暗道，不用说是晚上，就是大白天下水到这里都很危险。我们只能望鱼兴叹。
不知不觉我们在水中尽兴玩了三四个小时，当我们慢慢折回的时候，耳边似乎传来母亲在呼唤我的乳名。在月光下，有两个人影正沿着河边向我们慢慢走来。我知道，这是母亲和姐姐。我应和着母亲和姐姐的呼唤，当我们靠近后，母亲叫我赶快上岸。我们在水中不停挥手叫母亲和姐姐先回去，母亲有点生气了。这时民主说，袁姨，我们都没穿衣服。听完这话，母亲和姐姐才不好意思转过身去。
月照千里亘古如斯。沐浴在这如水般清灵的月光里，她让我忘记了疲劳和饥饿，忘记了岁月的荒诞和世态的无奈，但她沉淀出了一个真实的自我。
新屋大道依旧是四十多年前的模样
在那个年代，知青们徒步去县城是常有的事，可能是红卫兵串联期间练就了他们一双铁脚板。
有天晚上，秀水的刘建湘来到普庆，邀请知青们去他家玩。大家欣然接受，走着走着，正好遇见茶园知青辉煌她们，大家一路伴行。走上平汨公路，有人建议去青冲口，得到了大家一致赞同。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讲的笑话猜的谜语，都是大家早已知晓而百听不厌的。比如笑话就是一个瞎子被一无聊的人带到西街月池塘，说这个地方好洗澡。结果瞎子脱掉衣服后，无聊人大声呼叫，快来看呀！搞的瞎子无地自容。谜语就是对门岭上一口井，虾子鱼则结哒饼；对门岭上一挂鞭，皇帝老子不敢拈。大家听后哈哈大笑。走到粮管站，大家又讲起送公粮一事，谈到推土车子，都说我不错。文放平却不以为然，他说推土车子一靠力气，二靠技巧，他可以推400斤走十来里路问题不大。其实有些东西表面看起来很难，一旦掌握要领就觉得很容易了，这就是会者不难的道理。
走到青冲口，当时放平、建军绝对没想到，他们不久会到这里来上班，并会结为夫妻。大家坐在堤坝上，望着西去的滚滚江水，不由心生感慨。大家不知道自己呆在这里究竟会有多久？如果自己能变成一叶小舟，任凭漂落天涯，也心甘情愿。大家坐了一会，决定继续前行。
几十号人的队伍走在公路上，在夜色中似乎又重现了大串联的一幕。刘济良他们作为第一批红卫兵进京的代表，受到毛主席的亲 切接见，这在我们心中是感到无尚光荣，莫大的荣幸。我们一个个聚精会神听他讲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特别是讲到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狂欢，几乎所有红卫兵都是汗流浃背，裤子都被尿湿，但大家就一个心愿，希望能多看毛主席一眼。所以当时的刘济良他们就成了我们心目中真正的英雄豪杰。
过了浯口，过了张家碑，尽管已是午夜，大家仍觉得意犹未尽。当时公路上有一隧道（70年代后期被炸穿），我们走在里面，有点阴森恐怖。当我们出来后并走出很远，发现放平、建军掉队了。大家心照不宣，也不等候，一路嘻嘻哈哈，继续行走我们的路。
耳边不时传开蛙鸣，辉煌说，要是现在能吃上一碗凌略武煮的青蛙泥鳅面该多好，她说得那个美美的味道简直让人垂涎欲滴。她不说倒好，一说我们一下子觉得饥饿难忍。大家纷纷到田头去找红薯。由于季节未到，挖出的红薯个头很小，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把泥巴擦掉后就大口大口啃起来。可能是我们的手电光和大声喧哗惊动了附近的社员，有人大喊捉贼，在夜晚听起来格外刺耳。我们一个个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在确认后无追兵的情况下，我们找了一块地方稍作休息。大家又讲他们去年冬天一起徒步回家的趣闻。当时路面结冰，他们挑着茶油，一路上小心翼翼，生怕在结冰的路上被摔倒。女知青找来稻草，将每个人脚上绑定。特别是上下坡，大家相互搀扶，相互鼓励，那场面感人至深，真有点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感觉，由于大家都有一种革命到底的信仰，又有同伴一起前行，所以大家都不感到累。
不知不觉大家走到了瓮江水口嘴，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行走了50华里路程。有人想走回县城，但遭到了大家一致反对，理由是大家都没向队里请假，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的。
按原路返回，没有任何借口价钱可讲。一个夜晚，竟然走了50公里，而且第二天还要下地劳动，放到现在，岂不是天方夜谭？
现在的新屋塅
生产队里田土分散，水田有的到了几里远的对面山脚下，而旱土大多在二三里外的河边。
平江的棉花主产区都在三普。
没有见过栽培棉花的人们以为搞这种农作物很浪漫，很诗情画意，特别是在诗人、文学家笔下，形容棉花像白云朵朵，棉农绽放笑脸，如三月和风，闲煞门前一树花等等。田园诗固然很美好，也很令人神往，但真正棉农的艰辛恐怕没几人知道。
栽培棉花要经历小半个春天，大半个秋天以及整个夏天。棉花的生产周期之长令人咂舌。
我们下放到队里时，棉花好像不久就开始播种，基本上与插秧同步。由于当时我对插秧这一块比较熟悉和关注，劳动也基本上放在这一边，所以没有过多去关注棉花的育种情况。以至于锄棉花觉得就是锄草松土而已，而真正关注棉花是在它的生长期，也就是最炎热的夏天。
记得有一次，我拿根竹棍准备去来禾，叶队长说要我去棉田劳动。稳根背着喷雾器正在试水。我想戴个口罩，稳根说不用，你们站在上风区即可。再说，棉田那么大，他喷洒农药和我们相差很远，也不在同一个区域。
栽培棉花也像栽花一样，要修枝剪桠。也就是不能让它生长过猛，不然会光长个头不结果。
广袤的棉田里，星星点点有几个人在劳作。棉苗齐大腿高了，修枝剪桠并不难，但比较累。除了要有足够的体力，还要有足够的耐心。特别是棉花苗那种臭味特别难闻，在毒日的炙烤下，让人晕眩恶心。
整个一上午，我几乎都是弯着腰，虽然头戴草帽，但仍然汗流如注。摘下棉苗枝桠的双手被染得绿绿的，以至于去喝茶茶罐四周都是绿色的手指印。棉苗上还有那种棉铃虫，捉下来当即被我们用脚踩死。 快到吃午饭的时候，远远的看见稳根戴个口罩，背着喷雾器在洒着农药。据民主介绍，洒农药杀棉铃虫时间最好是中午，也就是温度越高对杀死棉铃虫效力也就越大。所以，稳根中午是不休息的。说老实话，尽管插秧也很累，表面看起来修理棉苗要轻松很多，但经过我一上午的亲身劳动体验，我心甘情愿去插秧。
棉铃虫繁殖最快的是棉花的开花期，经过棉花谢花，结出棉桃，这时棉铃虫就藏在棉花里，有时候农药喷洒效果不好，我们就要在清晨去捉虫。只有在棉杆结出了朵朵棉花，田野里远远望去洁白一片，这时候我脑海中才有了一点诗情画意的感觉，毕竟丰收在望，这是收获的季节，是我们辛酸劳动过后一种欢乐喜悦心情的体现。秋风阵阵，凉爽宜人，我和妇女们一个个胸前扎个围兜，将棉花一朵朵摘下，这种劳动生活场景多少有点浪漫。不过，到了深秋这个时候，这里知青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变。就在两个月之前，一件让人高兴又让人悲伤，让人既想到又意想不到的事情终于来临了。
当年下放时丰普庆的知青们1971年在平江县城烈士公园
（二十一）
1969年9月，这是一个令知青们非常难忘的月份。这一月，汨紡和岳纸同时在下放知青中招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文革开始后，在全国范围内，工矿企业首次招工，而第一次招工就面对知青，可以说，这对知青当时的震撼力是非常之强烈而空前的。
当时在普庆得知此消息的所有知青，几乎都在绞尽脑汁，动用一切关系，迫切希望自己能被招工单位录取。我姐姐也不例外。她望着自己填好的招工报名表，看着总觉得有点不太顺眼。家庭成份小量看来问题倒不是太大，就是亲父右派这顶敌我矛盾的帽子，估计政审肯定过不了关。尽管如此，姐姐还是抱着一线希望。母亲带着姐姐找到生产队，要求队里推荐。叶队长倒还好说话，立马在招工表上盖了章，表示同意。后来大队和公社也先后签字同意并盖章。当时晋平、杨寒和姐姐三人同时将各自招工报名表交了上去。不久，从上面传来消息，三人只有晋平一人被录取，姐姐和杨寒政审都没过关，杨寒家庭问题更严重，除了她的家庭成份是地主之外，她还有一层当时令人非常头痛和恐怖的海外关系。晋平是当时普庆大队所有知青中被汨紡招走的唯一一名代表。同时被岳纸招走的，还有刘济良、金生、姚培德、朱继罗等四人。
到了9月底，被招走的知青离开后，我的同学辉煌等人也从公社茶园迁出，建军补缺到了茶园，不久，她又被青冲水电站招去。过了几个月，文放平也被招至同一单位。再后来，两人就有了大家都知道的结果。当时青冲水电站属于栗山区管，性质和公社茶园类似，只不过管理层高一级别，所以，他们两人在当时还算不上是正式招工。
晋平他们离去后，我亲眼见到姐姐多次暗自哭泣，母亲只能好言相劝。所庆幸的是，志成一直在部队和姐姐有书信来往，这也是姐姐赖以寄托和希望的精神支柱。其实在当时，我亲眼目睹招工离开这里的知青们，内心那份羡慕和渴望比姐姐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总认为汨紡、岳纸等工厂在当时就是人间天堂，而我们下放的农村就是地狱。不过，从最近我们同学聚会我才知道，当时许多工矿招工，由于大多是处于建厂初期，条件异常艰苦，被招收去的工人几乎都是做苦力，就连当时响当当的军工企业2348也不例外。据说，有的被录取的工人因受不了当时工厂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生活和考验，偷偷跑回农村的也不在个别。
其实，双抢结束后，为迎接国庆，公社决定举行一次各大队的文艺汇演。普庆的知青们利用晚上排了好几个节目。我印象很深的一个是《大刀进行曲》，另一个是《红军想念毛主席》。特别是后一首歌曲，其旋律非常深情悠长，在当时非常少见，也很受大家喜欢。姐姐当时是全部节目的总导演。由于部分知青的突然离走，加上留下的知青情绪低落，公社汇演不得不改期。
几个月后，我们家又发生一件彻底改变我们整个家庭和我本人的大事情。
（二十二）
晚稻即将收割的时候，母亲收到县革命委员会寄来的一封信函，内容很简单，大概意思是：我县准备在枚仙大洲投资17万元，建造一座年产7000吨的水泥厂，经组织研究决定，派你参加厂筹建领导小组工作，请在某某日报到。我们全家看到这封信，都很高兴，大家都知道这是改变我们全家命运的一封信。
母亲先是一个人去报的到，过几天她和继父一起回来后又将弟弟接去了。他们临走的时候，我问母亲我怎么办？母亲说根据国家当时政策，夫妻分居两地，在没有子女招工的前提下，可以在有城镇户口的子女中招收一名。也就是说，我在当时是符合招工要求的。母亲和继父商量，想将我招至水泥厂。
母亲带着弟弟走后，家里显得有些空荡。知青们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煎熬，强烈急剧的情绪波动略有好转，最起码在晚上留存下来的知青们还能团聚在一起，还能听到他们的歌声和笑声。有时他们也跳舞，比如跳《大刀进行曲》，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动作就是：姐姐一个人站在队伍前做示范动作，右手举刀，左手护腕，然后大刀向下用力一砍，鬼子头颅应声落地。文放平动作做的最标准也最认真。我没有参加表演，我是五好观众。对于我来说，当时我是天天盼，夜夜盼，每天就盼着深山出太阳，每天都在等待母亲捎来的喜讯。
晚稻开始收割了。收割晚稻与早稻有所不同，除了天气已经凉爽甚至有些寒冷之外，就是大部分稻田地处开阔地带，由于风力的作用，吹得晚稻禾都是匍匐在地倒成一片，割起禾来很不顺手。另外田里基本上没有水了，也就是说，蚂蟥这个吸血鬼不能肆意吞噬我们宝贵的鲜血了。
那时候割禾最痛快的一件事就是喜欢抬头看飞机。每当天上传来轰鸣声，我们就会不约而同抬起头来往天上看。晴朗的天空白云朵朵，银白色的飞机在阳光的映照下，时而穿进云层，时而在蓝天飞翔。特别是那种喷气式飞机，尾翼拖着长长的白线，非常好看。我们一定要等到飞机远去，白线慢慢散去才非常不情愿将眼睛收回。在那个时候，我们看飞机也是一种奢侈，十天半个月能遇上一回就很不错了。所以看飞机是我们当时最大的乐趣。
晚稻晒干后基本上是不送公粮的，因为公粮任务早已完成。谷子要进仓。仓库会选择一间相对干燥的屋子，地上填上石灰，再铺一层木板。门是特制的，封门的门像大型号的骨牌一样，一格一格。谷子倒进仓后，门板从下至上，顺着门框格格卡位，直至到最高层谷子倒不进去后套上最后一块木板落锁。
在时丰我看过唯一的一次露天电影，影名记不清了，地方我也记不清了，好像是秀水那个方向。我们每人带把凳子去的时候，发现人很多，十里八乡的社员们都来了。银幕早已挂好，是挂在稻田里，我们很远就能看到。由于人太多，银幕两边都坐满了人。尽管天很冷，但我们内心却很激动。看完电影后，由于天太黑，天也太冷，可能也出于好玩，我们用稻草扎成火把照路回家。许多人纷纷仿效，到处燃烧的火把照亮了整个夜空。
现在的新屋塅，我家下放时居住的旧居依在
（二十三）
元旦过后，母亲给我和姐姐来了一封信，介绍了她在水泥厂的工作情况。厂长叫李玉安，是一位山西南下老干部，人很和善对她也关心。厂里安排她搞人事。对于我的招工情况，母亲没有作更多说明，只是说这次名额有限，只能耐心等待下一次。我以为真如母亲说的那样，姐姐看完信后对我说，你肯定又是政审过不了关。
快过年了，继父和母亲带着弟弟回来了，二哥也从他的下放地赶过来了。一家人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第一次在时丰新屋塅团聚。过完年后，大哥也来了，这次父母是开车过来的，正式决定将家中一些生活必需用具搬走，然后将一些坛坛罐罐交给了大哥，也包括那辆给我带来财富和快乐的土车子，这叫物归原主。家中发生的这一切变化，意味着我将不久离开这里，虽然我还不是正式招工。
1970年3月初，我接到母亲的来信，要我离开这个我生活了将近一年的地方，跟随母亲去水泥厂做临工。离开姐姐时，姐姐哭了，我也哭了。
坐在车上，自己不由感慨万千。在新屋塅许多往事也慢慢浮涌出来。
记得我除了在晚上和伙伴们照泥鳅之外，捉黄鳝也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民主别看他年纪和我一样大，但他捉黄鳝技术是一流的。他说黄鳝喜水，性急。他捉黄鳝喜欢在田里看洞，围着水田转一圈，他知道有多少个黄鳝洞，哪个洞里有黄鳝哪个洞里没有，猜起来一般十拿九稳。当然也有失败的时候，有时他将黄鳝洞全部扒开也会一无所获。他捉黄鳝是蹲下身，然后用左手食指慢慢伸进洞里，只见他眉头一皱，将黄鳝从洞中拖出来后右手迅速钳住。我问他痛不痛，他给我看了看食指，竟然没有任何咬伤的痕迹。他要我试一试，开始有点害怕，经过他壮胆，试过后觉得被黄鳝咬过后有点轻微疼痛，但还算受得了。我们还喜欢捉田鼠。捉田鼠民主会将他们家养的一条狗带来，由狗去嗅觉哪个洞里有田鼠。如果狗在洞口狂吠，那就证明这个洞里肯定有田鼠。田鼠洞比黄鳝洞要大，对于狗侦查出来的洞，我们有时往洞里灌水，有时则将稻草点燃，或者加几支干辣椒，往洞口一塞。这时烟就往里面猛熏，我们就在另一洞口耐心等待。等田鼠一出来，狗就会猛扑上去。田鼠即使没有被狗咬住，也会被我们用脚踩死。
如果遇上天旱田里缺水，劳力们会扛着水车放至水塘边，然后坐在上面车水。水车全部是木制的，两三个劳力坐在水车上车水的时候，随着吱吱呀呀的声音，一叶叶木片呈四方状从下往上推搡着水慢慢走来，白花花的水就像断金碎玉般溅落到田里，慢慢浸润干裂的田地。我也曾上到水车上体验过，如果一人踩肯定吃不消，两人共力勉强能行，三人同心就轻松多了。
晚稻收割过后我们都会将稻草扎成把，扎把很容易。扎好后呈伞状放置，晒干后再堆成草垛放在田里。经队里同意，我们会用晒干的稻草铺床，然后稻草上面再放上被褥，这样睡起来很舒服。可惜现在没有人睡这种最原始的稻草床了，都是席梦思。
那时在新屋塅，除了鸡飞狗跳，人欢马叫，麻雀是成群结队铺天盖地在田野里觅食，燕子曾在我家前屋木楼下筑巢，我们从不去惊扰它们，我们甚至还将它们视为我们家中的一员。这种温馨和谐的场面到现在都一直记忆在自己心头。
再见了，时丰；再见了，新屋塅；再见了，一辈子值得我永远记忆、珍藏和留恋的地方！
平江水泥厂70年代初外景
（二十四）
到了县城，在继父所在单位生活服务站住了一晚，继父住的房子形如锁西（钥匙）档，约20平米，这也是父母未来几年的家。第二天上午，我在对面汽车站搭乘了上午唯一一趟开至大洲的汽车。
车子过了枚仙，沿河而上，要过一座桥，事后得知这是板口桥。一过桥，车外地貌就发生了变化，满眼都是光秃秃的山和巨大挖坑，我知道，水泥厂快到了。
水泥厂建于一山谷，和县石煤矿共处。工厂上空整天烟尘弥漫，到处人声嘈杂。马路穿厂而过，右边石灰窑有七八层楼房高，窑前有很多块跳板搭在有几米高的数个跳架上，几十米长的跳桥从地上延伸至窑上，不少民工担着矿石从跳桥上走过，看得让人心惊肉跳。左边算是工厂，没有围墙，没有门卫，甚至没有澡堂，茅厕脏兮兮，宿舍七零八落。除了球磨机等新添机器之外，整个工厂设施几乎都是借了石煤矿的。不过，工厂前面景色倒还不错，一条小河蜿蜒而过，河对岸一列小火车（实际上就是矿车）吭哧吭哧不停运送矿石，再远处是田野、民舍和小山。公社几乎与厂相连。这就是我心目中一直神往和久盼的水泥厂。
母亲住在靠河的一间小木房，门前有一木板走廊，属几屋共有。母亲住的房间有十几平米，除了一张床和桌椅等家具外，留下的空间还算宽敞。单就住宿条件，应该算是厂里比较好的。我住的房间离母亲住处有十来米远，是厂里堆放杂物的，约5平米，前后各有一张门，前门外是厂会议室，经常落锁，我进出都是从后门。我睡的当晚就遇见一件尴尬事，有人亮灯在会议室洗澡，而且听得出是女人的声音。第二天我说给母亲听，母亲说，估计是李荣华，她可能不知道有人睡在里面。后来女人不来会议室洗澡了，又会经常有人三更半夜来敲门找工具，我又不好发火，只得找母亲诉苦，母亲也无奈，只能叫我暂时忍受，毕竟厂里条件有限。
在厂里，我遇见了我的中学同班同学张太平和熊平建，二三年没见了，在这里相见他俩我们都很兴奋。我那时个头不高，和太平和平建个头差不多。三个小不点在一起，有很多说不完的知心话。从他们口中得知他们是几个月前招的工，太平招工更早一点。他们都在厂里当工人。平建父亲和我父母都很熟，所以平建和我母亲关系不错。厂里还从县里文化单位调来了几位我知道的名人，比如文化局的余维学，县剧团扮演《红色娘子军》里南霸天的老周，县文艺轻骑队的妙哥。老周和妙哥喜欢哼京剧和花鼓戏，妙哥京胡拉的不错，所以他们两人晚上经常在一起一唱一和，在厂里最活跃。余维学大家叫他维子，我叫他维哥，他则跟着母亲叫我胖伢子乳名。维哥会书法和擅长中国画。他写书法最喜欢写的是毛主席的忆秦娥·娄山关。他写长空雁叫的叫字最后一笔拉得很长，看起来特别舒服。有些字像风、长、马、声、关、从、头等写起来是繁体字，特别好看。有些字不好写，比如碎、铁等，他会告诉我，碎字最后一笔拉下来要有笔锋，铁字最后一捺轻轻一点即可。所以我写毛笔字最喜欢写的和维哥如出一辙，几十年下来，我几乎是照搬他的那种全套写法。记得有一次，厂里有个工人说要盖个公章，我在一旁说应该是盖枚公章。维哥看了我一眼，连连说不错。后来我俩虽不算莫逆之交，但见面都非常亲热。当时厂里还招收了多位长寿街的青年学徒，比如方东皇，龙长根等，我与方东皇后来都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其后，县农机厂、水泥厂、火柴厂、电瓷厂等厂矿都在有城镇户口的青少年中招工，我都因政审过不了关，被多次打了下来。我母亲找了李玉安厂长多次，他很同情我，但他也是爱莫能助，主要是上级主管部门不批。对此我也渐渐心灰意冷，我想去做临工。
1974年平江水泥厂部分干部职工留影
（二十五）
石煤矿当时大家都叫石灰厂，厂部办公在山顶。石灰厂其实是一露天工厂，当时由于技术落后，开采挖掘矿石都是靠人工爆破，然后靠民工担着矿石一担一担送往石灰窑烧制。烧制过程是一层石煤，一层矿石，层层加码，直至加到七八层楼房高后封顶点火。所以民工担矿石进窑，首先要搭好跳架跳板成跳桥，然后人从桥上面经过。厂里根据民工担矿石路程远近，按每100斤矿石工价为2分至5分钱。这是一项十分辛苦，工价十分低廉而又充满各种风险的劳力活。当时窑前窑后甚至窑里出现工伤死人事故也很普遍。
当时厂里就只有这种临工做，母亲虽然不愿意，但我总不能好吃懒做，何况我通过在时丰近一年的劳动锻炼，多少有了一点力气。我拿着扁担箢箕出门时，母亲再三叮嘱我一路要多加小心，不要担的太多。我知道母亲这是担心我，其实我也知道这是多余的话，我知道自己会怎么去做。我和数十名民工一起，汇入到了担运矿石的劳力大军。山上到处都是被开采挖掘过的大坑。有的大坑深约十来米，如果从大坑一下一上，再担到窑里，一天下来往返路程都是几十里，何况肩上还要担着矿石，心惊肉跳经过数米高的跳桥，所以这种活儿应该是天底下最累的活儿，甚至比我自认为最苦最累的打禾还要苦，而且还充满风险。
从坑底到窑前的架桥下大约有一华里。有时矿里会用车将矿石从坑底运到窑前，但有时也要民工自己下到坑底将矿石担上来，只是工价不同。第一次担矿石觉得很沉，我试了试大约有六七十斤重。从坑底担到架桥下倒很顺利。我担担子基本上是靠右肩，左肩只是轮换让右肩略为休息一下。架桥一上一下，左右两排。跳板半米多宽，四五米长，跳板上每步远都有码钉横钉好，这样人担着担子走在上面就不会滑溜。跳桥下有一近60多岁老人在过秤记码，上桥后跳板呈30度角向上，越往上走离地面越高。如果一不小心跌下来，后果不堪设想。庆幸我没有过度恐高症，如果是换了我二哥，他站在这上面寸步难行不说，还会大声叫娘。我担的矿石过秤时，那位记码的老人看了我一眼说，这么小？说老实话，第一次担担子经过这么高的跳桥，不要说是担担子，就是人走在上面都会吓个半死。我是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上去？怎么走完这架桥的？反正双脚踏到了窑里，我才如释重负。有一次，我跟在一民工后面，不知什么原因，他挑的一头突然掉下去一块矿石，我一惊，肩挑的扁担往后滑落，扁担、箢箕、矿石全部掉了下去，我顺势跪倒在跳板上，久久未回过神来。当然这有惊无险的场面我不会告诉母亲。令人意外的是，从这以后，那位记码的老人每次给我记码都要多写20斤，这件事给我感悟很深，甚至在脑海深深记住了这位善良的老人容貌一辈子，说明这个世界上好人还是有。
做了一个月下来，我赚了7.31元，这个数字我记忆了一辈子。母亲用我的血汗钱给我买了一条灰色毛毯，我使用到直至结婚。
这年的5月27号，我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被继父单位生活服务站招工录取。当时主招官方国安是我父母的好朋友，他给我父母出了一个主意，就是招工表上不要填写我亲父右派这一项。有什么事由他来应付担当。以至于后来在我结婚前，我岳父去人事科调我的档案看，都没有亲父这一项。
岁月匆匆，时光流逝，带走了我的童真，带走了我的梦想。现实冲淡了梦想，生活改变了初衷，不知不觉，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从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走到了老年。曾经的梦想，曾经的苦难，曾经的磨砺，已经化作尘封的记忆；童年的往事，少年的情怀，已经只能在梦里牵绕。（全文完）
几个月前，我先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写下了数万字的回忆纪实文字。当时我写《岁月》的目的，主要是源于自己非常自然的老年怀旧心结，毕竟自己少年那一段经历非常特殊，非常奇葩，是自己整个人生中最令人难忘的一段岁月。我在回忆的写作过程中，先是我的同班同学慧珍和辉煌将我的拙作每天乐此不疲转发至了班群，然后我的好友忻平又将其转发给了他的姐姐和姐夫，也就是我《岁月》中提到的王晋平和谢谷生。后来我的回忆录被越传越广，刘济良兄妹，杨寒香，金生，毛曼曼，薛平华等等老朋友都知道了。最有趣的是，刘济良将我回忆中我自认为写的最好的一集，也就是我偷看志成写给我姐姐恋爱信的那集发给我姐夫后，问他还继续看不看？志成迫不及待连回三个字:要！要！要！后来，谢谷生和毛曼曼还亲自打电话给我，许多同学和朋友都纷纷给我留言，大家肯定了我作品中文字朴实，接地气，有感染力。毕竟那一段不平凡的岁月大家都亲身经历过，看后在感觉文字真实的同时，都感觉到非常亲切，能引起大家思想上强烈的共鸣。特别是我写到当年知青招工那一集，我的同学看后都落泪了，大家在班群纷纷留言，共同回忆，似乎成了一场忆苦思甜怀旧大会。?
既然我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的《岁月》，我先后将我的回忆录整理为上中下三部，并要我班的才女张慧珍同学为其写下跋，给我的作品增色不少。然后我将其转发给了本地知名的平江网和国内影响力较大的知青网。两网主编看后都非常感兴趣，特别是平江网主编小海属于80后，没有经历过那场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他问了我很多问题，我都一一解答。小海也下了很多心血和功夫，对我的原作进行了包装和修改。作品发表后，在我县反响极大，认为作品真实接地气，点击率过万。《知青网》是北京知青面对全国而创办的一家有知青特色的网站，作者和读者群体绝大部分是老知青，访问量极大。我的《岁月》上部在知青网一发表，好评如潮，高帽子给我戴尽。读者纷纷给我留言和点赞，有的说我是高玉宝式的作家，有的说我文笔了得，有的鼓励我继续努力，帖子的点击率近万，一时间让我受宠若惊。在里面我也找到了几位知音，有的并相互加了微信，成了好朋友。如一位叫”天涯落草”的网友大哥，他精通历史，对皖南事变整个过程非常熟悉，说起来头头是道，让我对其特别崇拜敬佩，他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凭你的经历，阅历和能力，你能写出更深层次的作品。他希望我在写作上不要轻言放弃，继续加油。还有一位网名叫”一家人”的大姐，她称呼我为小弟，很多次给我留言，她说她看完我的作品后热泪盈眶，深受感动，没想到我的少年竟遭受到了如此大的不幸和苦难。我想，如果有其他人写出与我相同经历的类似作品，我看后也同样会激动不已，感慨万千。这应该就是相同命运体的缘故。?
我的中学同班同学里面才子才女如云。特别是何辉煌，集绘画、诗词、散文一体，是同学们公认的文学全才领袖；李卫平、张慧珍是我们班的大才子，大才女，论文笔，一个豪放大气，一个婉约秀美，在我朋友圈人气爆棚，大家都赞叹不已；毛友清号称百灵鸟，歌声婉转动听，弹起钢琴行云流水，而且文笔十分了得；中学和我同桌的王新民擅长点评，评论其人其事，分析有理有据，点评头头是道。李荣良天性幽默风趣，写出来的东西生动感人。特别是98年他担任岳阳某地段抗洪总指挥期间，他亲自记录下来的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抢险场景，简直是出神入化，让人看后感同身受，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久久难以忘怀。和我有相同命运的李盘根，幼年家境贫寒，但他天资聪颖，除了文学水平一流之外，数学堪称奇才。还有徐碰辉、郑芬芬、艾兴兰、周科如等等非常有才华的同学，共同构成了我们班一道奇妙独特的风景线，让兄弟班同学有种莫名的嫉妒和欣羡。以至于我的朋友圈许多朋友都问我，你们班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才子佳人？正因为是这些优秀的同学，和我一道集体完成了这篇作品。特别是何辉煌，由于我们当年下放在一起，有许多人和事，特别是在时间、地点等细节上都给我提供了十分可靠的数据，让人看后信服。张慧珍除给我作品写下序和跋之外，还对我作品中某些段落不正确的字句进行了修改。李卫平几乎对我每集的帖子进行了大量点评，也提出了他的一些修改处理意见，比如浪鱼和锄棉花那两集，他的几点大胆设想和意见很有创意，供我参考。另外，我的好朋友文放平在当时许多人和事方面，有着他十分清晰的记忆和见解，从而使我在回忆中写作起来有捷径可走，并大大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正是由于这些同学和朋友的鼎力帮助，才还原了我真实的《岁月》，给予了《岁月》自由飞翔的天空。这是我写作之前根本无法想象到的。?
我写《岁月》，其实我不是主角，真正的主角应该是我母亲。除了母亲节那天整集是回忆我母亲之外，其它许多集里面我都是通过许多细小的事例来衬托母亲的高大完美。正是因为母亲的善良、勤劳、热情、大方、忍耐才造就了她坚韧不拔的性格。母亲一生平淡，谦让，低调做人。文革时期涂正坤儿子涂明涛请我母亲参加《传继》战斗队，我母亲拒绝了；还有一件事我记忆非常深刻。我母亲去世头一年，我继父由于说话没有注意分寸，惹怒了一位邻居，当时双方剑拔弩张，闹的不可开交。是我母亲亲自登门，向那位邻居道歉。最后那位邻居说，我是看在雅姨面上，今天非收拾你（我继父）不可。特别是作为一位后妈，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要对方子女心甘情愿认可接受并崇拜敬仰你，这需要我母亲付出多么大的大爱和多么大的奉献精神才能换取得来？这需要多么大的胸怀？这是非常不简单的，换了任何一位女性都不见得能做得到。?
面对大家的关心、鼓励和厚爱，我没有任何理由不继续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