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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异质性与区域非效率经济差距形成机理与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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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在转轨期的中国,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资源在微观配置中出现低效配置的现象,区域非效率资源配置现象不但是区域经济学界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也是我国各级政府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新&新经济地理学从考虑附加的分散力或集聚力的角度引入企业异质性,考察区域之间的资源要素流动的分散力或集聚力来解释区域经济的非效率配置问题,认为区域经济非均衡与微观企业之间效率差距和产品替代弹性有关,产品之间替代弹性越大,对企业之间效率差距反映在区域经济非均衡上越明显。考虑到企业效率异质性的原因是部分学者从企业所有制异质的视角考察效率异质与所有制异质的关系。如杨帆和徐长生提出了转轨阶段国有企业的体制变化和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影响我国市场扭曲的重要因素;简泽研究发现市场扭曲引起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是区域整体生产率较低的主要部分,区域之间的市场扭曲差距反映了区域之间的相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
  研究表明:中国转型期间的市场中存在一种扭曲资源配置效率的力量使资源从高效企业向低效率企业配置,区域经济增长非均衡与微观层次企业效率异质性,市场环境的扭曲程度有关,而市场扭曲程度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以及是否恰当有关;资源低效率配置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较高的机会成本,我们可以找出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根源,为进一步的决策来提高经济增长效率提供依据。区域经济增长差距主要根源于资源配置效率的差距;企业是区域内资源配置的微观决策主体,完善的市场机制应该是引导生产要素从低效企业向高效企业配置。本文运用&新&新经济地理理论从企业异质性入手,基于资源配置效率视角考察市场交易环境对企业效率异质性的影响,从企业和政府两个方面探索区域内与区域之间资源高效配置实现的条件和路径选择问题,寻求在资源高效配置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缩小区域非效率经济差距的有效途径。
  二、企业异质性与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效率研究
  如果市场交易主体获得扭曲收益的成本支出低于为获得同等收益支付的技术创新和提高管理的成本,那么市场主体就会产生放弃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努力转向改变企业的主体特征的目标,因为获得了能够扭曲市场的企业特征就具有了扭曲市场的企业特征收益权。随着区域内部具有扭曲市场能力的企业主体的不断增多,市场的扭曲程度将会更加严重,最后由于资源要素大量转移到低效率的企业中,导致整个区域的生产率下降,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少数具有高效率资源配置的企业与具有扭曲市场能力的企业可以生存下来,本来可以生存下来的中等生产率企业中如果没有途径获得扭曲市场的企业特征,就会在高生产率企业的效率竞争和市场扭曲主体的非效率竞争双重挤压下很快被淘汰出局,企业效率异质性通过进入退出的自我选择机制对资源配置效率受到市场扭曲程度的制约,减小市场扭曲程度是提高企业效率异质性区域资源配置动力机制的动力效果的必要条件。
  由于市场扭曲因素的作用,区域经济增长差距就可分解为两部分:区域之间市场效率差异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差距为经济效率差距,市场扭曲因素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差距为非效率差距。效率差距的协调主要靠市场机制协调,由于资源要素的有限性和排他性,非经济效率差距的存在势必会通过加剧市场相对扭曲程度来影响资源要素按照效率分配,削弱市场机制在协调经济效率差距中的效果,由于非经济效率差距无法通过市场消除,微观主体能否在市场交易环境中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取决于市场交易环境是否存在降低资源空间配置效率的扭曲因素,非经济效率差距的消除可以依靠政府通过制度和政策调整来消除市场扭曲程度和企业特征收益。基于以上分析,企业异质性、市场扭曲与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内在机理可以通过图1显示出来。【图1】
  三、企业异质性与区域非效率经济差距形成的机理分析
  (一)区域要素非效率配置的影响机理
  制度、政策、基础设施、市场结构、技术水平直接影响企业发展水平和动态决策,是区域生产率动态演化的驱动力。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进步效应、规模效应、创新转移效应以及区域经济差距的制度、政策、市场结构、人力资本存量、基础设施、技术进步等影响因素,都与资本、劳动要素的动态组合效率的高低存在着比较强的内在关系。由于客观存在的企业所有权、规模、区位方面的异质性决定了政府决策对企业的运输与交易成本、技术进步影响是有差异的,政府市场干预的政策选择对异质性企业在节省生产成本、引导技术选择和创新方向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其作用机理可通过区域增长函数的理论模型来说明。本文借助希克斯中性生产函数模型的思想,构建如下区域生产函数:
  Q=A(K,t)F(K,L) (1)式(1)中,Q代表总产出,A(K,t)为标准的希克斯中性效率函数,全要素生产率是资本K的函数,主要是物质资本的异质性,随着知识、技术的发展,体现在物质资本中物化技术是在不断提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单位价值的物质资本将会由于物化技术的不断提升而产生溢出效应,结合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能力的提高使整个生产函数能够向外移动,表现为规模报酬递增,这是资源配置优化的表现,反之则是资源配置低效率化,表现为规模报酬递减。现实中企业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作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理性投资者和企业管理者,在资源要素有限的约束下,一切的经济行为都是伴随着向高的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努力过程。
  在我国特定的转型期间,国有企业不但比重比较高还受到资本和管理监督的软约束,管理者的目标有可能偏离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经济目标,企业管理者存在为了职位的稳定性,追求风险最小化或为了虚荣心追求企业管理的规模最大化的目标、也有可能为了达到满足个人的私利最大化、进行利润转移、流失国有资产追求损失最大化。从区域整体的角度依然存在区域生产函数对每一种生产要素【公式】
  或短期财政赤字负债对基础设施的投入降低企业的交通运输成本;此外,政府有权利针对具体的区域和行业进行税收优惠、提高市场环境和增加公共服务质量和数量等政策实现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减少企业损耗的目标,但会减少财政收入以及可用于改善基础设施的当期或后期财政资源。
  政府实行的具有外部性的公共政策会降低企业的运输成本ai和交易成本bi,借助冰山理论,将成本视为产品到达市场过程的消耗,得到产品剩余系数函数,其中ai表示区域i内部交通运输成本与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呈反向关系,bi表示区域i内的交易成本,与税收优惠、税收降低、国营企业对市场的影响的力度和数量有关,ai的变化与国家可支配财税收入r正相关,与国家支配财税收入r负相关,在既定的决策时点上,ai的变化和bi的变化关系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表示运输成本ai和交易成本bi对产出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过程中的&冰山&耗损的共同交叉作用系数。在既定的国家可支配财税收入r的约束下,理论上要求对降低区域内运输成本运用的边际财税支出和降低区域内交易成本运用的边际财税支出现值(折现率采用区域内部一年期贷款利率r)减小的&冰山&耗损部分相同,此时区域内部实现了整体产出的&冰山&耗损最小,由于运输成本ai和交易成本bi的改变与公共财政资源的收支有关,公共财政资源的收支是区域政府执行财政政策的结果,所以运用运输成本ai和交易成本bi的变化引起的产出价值或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差距可以反映了政府与市场关系中不同区域的财政政策对市场干预的异质程度。
  在我国特定转型经济中所有权异质表现为国有及国有控股、私营、外资(其中,中外合作、中外合资按企业决定权的归属决定企业所有权的性质),企业所有权异质体现在效率异质上主要是通过公共收支政策的变化产生的收益不同,也就是说运输成本ai和交易成本bi边际产量不同,用&冰山&耗损的共同调整系数&表示。具体分析如下:市场机制下效率异质主要通过生产产品的价值指标来体现,在企业与消费者交易环节中,消费者是理性的消费;在生产投入环节中,不同所有制企业作为中间投入品的消费者,空间距离相关的运输环节和与税收的企业异质性的&冰山&耗损差异就会通过产品的价值指标通过交易环节体现出效率异质性,&冰山&耗损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共财政资源的收支与企业所有权异质具有相对独立性而不是绝对独立性,所以用共同调整系数&表示市场微观主体--企业所有制异质性对区域市场的相对扭曲程度。【2】
  根据新经济地理的&冰山&成本理论,将运输成本与交易成本视为产品到达市场过程中损耗的部分,考虑区域内运输成本a和交易成本b,得到如下区域生产函数:【3】
  3)由此可见,通过区域生产函数公式(3)中Ai,Ki,Li,t,&i,ai,bi,&(分别代表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劳动,时间,产品剩余系数,运输成本,交易成本和&冰山&耗损的共同交叉作用系数),反映了政府市场干预的政策选择对异质性企业在节省生产成本、引导技术选择和创新方向等方面产生的区域要素非效率配置机理。
  (二)异质性企业的区位自我选择效应对区域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影响机理
  从整个区域来看,当所有的企业区位选择都达到了流动要素的区位最优配置时,实现了在既定制度和技术水平下的动态均衡状态,可以得出无论是资本还是劳动对于区域选择来说整体的产量是无差距的,所以得出:【4】
  根据新经济地理的冰山成本理论,要想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分布在不同区位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交易顺利实现区域整体福利不断提高的目标,就不能忽视空间距离存在的客观性产生的冰山成本。只有跨区域政府才能更有效地改变影响企业区域效率异质性的市场环境、政策和制度环境,进而消除具有区域特征的企业区域效率异质性,对区域间均衡的研究涉及的政府不是区域内部的政府而是跨区域政府,在已经消除或不存在区域市场分割和市场相对扭曲的情况下,将区域1和区域2作为一个整体构建区域生产函数:【5-6】
  当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非市场效率形成的经济差距时,说明区域1和区域2的市场机制出现了相对的扭曲,市场扭曲的因素主要来自于区域之间的政策、制度、市场主体的性质等。具体而言可以归为以下四个方面:(1)政府与市场的关系;(2)市场微观主体--企业所有制异质性;(3)市场微观主体--企业规模异质性;(4)市场机制效率异质性。所以,在区域之间的市场相对扭曲的因素没有消除之前,区域1和区域2整体的区域生产函数表现为两个区域生产函数的加总:【7】
  在区域1区域2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市场相对扭曲和市场分割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建立区域1和区域2整体的生产函数,短期调整均衡的标准界定运用的区域生产函数:【8】
  在短期,资本和劳动在区域间既定的市场环境机制下进行流动配置,达到动态均衡时,无论是资本还是劳动的区域选择对整体产量的影响是无差异的,即:【9】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在既定制度和技术水平下,各个区域内部的微观主体企业在效率异质性的动力作用下,通过区位的自我选择机制实现生产要素的均衡配置是消除区域之间非效率差距的主要途径。
  四、消除区域之间非效率差距的实现途径
  在既定的制度和政策条件下,单个企业的区位选择动机主要来自利润激励,众多的异质性企业决策是在既定的市场交易环境下,根据区位效率优化的成本最小化或收益最大化原则进行企业资源要素空间配置。
  假定区域内的行业间的企业要素效率差距收益a,区域间的行业内企业要素效率差距收益b,要素区域间转移的成本为c以及要素行业转化的交易成本d的比较分析,如果(a-d)&(b-c)企业则选择先区域内行业间后区域间的顺时针调整路线,如果(b-c)&(a-d)则选择先区域间行业内后区域间的逆时针调整路线,如图2所示。【图2】
  政府通过制度与政策调整对区域间的市场相对扭曲进行调整时,区域内的行业间企业要素效率差距收益a,区域间的行业内企业要素效率差距收益b,要素区域间转移成本为c以及要素行业间转化相对于行业内的交易成本d就会发生变化,就转化为另外的制度和政策既定情况下企业根据(a-b)和(b-c)的对比关系进行路径选择问题。市场竞争机制不断完善的条件下,不同企业特征的市场主体面临日益增强的竞争压力,这为提高生产率提供了竞争激励。由于区域之间市场分割程度、垄断、政策对特定主体的保护逐渐削弱,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法则将会激发经济资源要素在企业之间的再配置达到提高经济效率的目标。
  在市场转型期间市场结构从典型的单一国家垄断向垄断竞争性市场结构再到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转变的过程中,产权制度改革市场主体利益的逐渐明晰为企业生产率增长提供了利润激励,其中,通过资源在不同生产率的企业之间重新组合提高配置效率成为区域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方式,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企业资源配置效率问题比较符合现实,区域之间市场结构差距来自于不同区域的特征企业主体区域分布比重不同,也是构成市场相对扭曲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政府的管制与协调使生产要素不断地流向高效率的企业,从而减少由于区域之间由于市场结构差异收益引起的区域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克服市场无法识别企业利润是来自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还是市场结构差异产生市场扭曲收益造成的市场失灵问题,在逐渐缩小区域市场相对扭曲的情况下,通过异质性企业空间区位的自我选择效应达到消除区域间非效率差距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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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异质性假设
《企业的异质性假设》是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刘刚。
在中,企业竞争行为或的本质是寻求差异,企业竞争行为的多样性及其创新是现实经济增长和持续变迁的根源。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主流经济理论是缺乏解释力的,其中的关键是为了解释价格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假设为完全同质的最优化生产者。而作为历史发展的有机体,现实中的企业则是不同的、异质的和具体的。在有限理性假设条件下,无论是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反应,还是企业自身的行为方式都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最终决定了企业之间拥有不同的生存发展空间和竞争优势。在企业异质性假设条件下,企业的竞争行为或竞争优势是内生性的,企业的创新性竞争中的知识和能力积累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根本来源。
.豆瓣读书[引用日期 14:54:07]企业异质性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研究 - China Doctoral Dissertations Full-text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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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异质性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研究
Study on Firm Heterogeneity and China’s Export Commodities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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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学,
【Abstract in Chinese】 本文是对企业异质性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中国自2010年起连续两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全球产业转移推动了国内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提升了行业生产率和产业竞争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由改革开放初期以出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发展到2011年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占比超过60%。按照传统贸易理论,发展中国家应进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自然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一论断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现状之间产生了冲突。很多学者基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国家和行业层面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进行探讨,并不能很好解释这种现象。伴随以企业为核心的国际贸易新格局的出现,部分学者开始将研究视角从传统的国家和产业的宏观视角转移到企业和产品等微观层面,出现了以企业异质性、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为特征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很多学者围绕新新贸易理论,对当代国际贸易现实中的贸易模式和生产率增长等诸多特征事实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解释了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出口行为选择,探讨了异质企业是如何从事国际贸易,贸易对企业的生产率增长和福利究竟会产生哪些影响等问题。本文尝试从新新贸易理论出发,基于Melitz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探讨该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对外贸易的现实情况,研究企业规模、劳动生产率、劳动力质量、外资持股比例等企业异质性因素是否促成了中国特色的出口商品结构的形成。文章共分七个部分。首先简要说明选题的背景和研究意义、论文框架与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之处等内容,并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文献综述部分围绕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这一主题,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对新新贸易理论的产生、发展和主要理论观点进行系统文献回顾;介绍新新贸易理论的重要分支——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包括异质性企业静态贸易模型和动态贸易模型的文献回顾和相关经验研究归纳与整理,并梳理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在中国的进展;最后对贸易结构决定的理论依据和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相关理论及实证研究进行了简单回顾,为后文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接下来是本文理论前提的现实考察。首先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之间的冲突进行描述,从宏观结构与微观结构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现状。其中,宏观结构主要从初级制成品和工业制成品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微观结构包括要素密集度分析和技术密集度分析,并着重以机电产品为例,从技术密集度和要素密集度两方面,阐述了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变化。结果表明:高科技制成品在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变化最为明显,从1995年的12.86%上升到2011年的32.61%;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在总出口中的比重都有上升的趋势。从技术密集度来看,我国高技术机电产品所占的比例呈上升趋势,中低技术机电产品所占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从要素密集度来看,我国大部分机电产品还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得出结论,由于传统贸易理论忽视了技术进步因素和潜在比较优势的发挥和比较优势的转化,一味地从静态的角度分析一国贸易结构,无法很好地解释我国当前的出口商品结构,为后文基于企业异质性的出口商品结构分析做了理论和现实铺垫。其次,以制造业为例考察中国企业的异质性程度。借助上市公司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分别选取年电力生产行业上市企业、年中国工业企业通讯设备制造业两个样本,从企业规模、劳动生产率水平、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等多个反映企业异质性特质的指标出发,对比分析中国国内同产业企业存在的异质性,以及中国国内出口企业与一般企业在所有权性质和地域分布等方面的差异性。并采用欧氏距离法,对多个行业的异质性进行了具体测算,定量分析了不同行业企业间的异质性。本文的实证检验分两章进行。首先考察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情况。回顾Melitz(2003)经典模型,其一般结论是国际贸易能够引发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能继续为本土市场生产甚至退出市场。然后验证该模型对我国的适用性问题,结合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选择四个中国出口最具有代表性的细分行业,根据出口交货值与工业生产总值(当年价格)的比值将这些行业的企业区分为五种类型,并对年四大典型出口行业企业出口交货值、近似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最后将出口与非出口企业生产率均值进行对比,以反映中国制造业出口情况和生产率情况是否符合Melitz模型的结论。其次,对企业异质性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建立理论模型,将生产率、企业规模、劳动力质量、产业特定效应以及地区特定效应等因素纳入模型;使用Probit模型,对模型进行估计,并进行了ROC检验;最后计算了企业异质性因素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边际影响。结果表明:要素生产率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虽然符合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但其边际影响最小。外资持股比例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边际影响最大,这与外商投资企业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相符。地区特定效应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边际影响次之,这也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符。企业规模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边际影响也较大,原因在于企业规模可以超越产生国际贸易的静态比较优势,通过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专业化分工产生后天的动态比较优势,促进技术水平的跳跃式发展,提升出口商品的要素密集度结构。劳动力质量和产业特定效应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促进作用有限。文章的最后概括全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并指出研究不足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makes som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firm heterogeneity and China’s export commodity structure.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exporter since the year of2010. The global industrial transfer promoted the domestic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upgrading, and improved industry productivity and competitiveness.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structure of China’s Export Commodities during past thirty years. The export of capital intensive products and technology intensive products accounted for more than60%in the year of2011.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import capital and technology intensive products, and export natural resources or labor intensive products. Many scholar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discussed China’s export commodity structure on the state and industry level.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an not give us reasonable explanation about this situation. Therefore,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s New-New Trade Theor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terprise heterogeneity and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focus on the research of firms and products, and explain the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tructure and pattern caused by enterprise level difference. Some scholars mak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trade patterns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based on New-New Trade Theory. This dissertation based on heterogeneous firm trade model, discussed the applicability of New-New Trade Theory to China’s foreign trade, and research how firm heterogeneity factors such as enterprise scale, labor productivity, labor force quality, foreign ownership affect China’s export commodity structure.The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seven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research significance, the framework, the research scope, research method, and the place of innovation. The second chapt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New-New Trade Theory, including generation, development and main viewpoint. And then reviews heterogeneous firm trade theory including heterogeneous firm static trade model and dynamic trade model. Finally, we review the theory and empirical research about China’s export commodity structure.The following part is the reality investigation. Firstly, we analysi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commodities structure including macro-structure as commodities and manufactured goods, and micro-structure as elements of intensity and technology intensit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high-tech manufactured goods in the share of exports up from12.86%in%in2011, and there has been a rising trend in the proportion of Capital and technology intensive products in total exports. As traditional trade theory ignored the technical progress and the potential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research the trade structure trade statically, it can not give us reasonable explanation about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commodities structure. The forth chapter takes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s an example, to examine the heterogeneity of Chinese firms. We choose two sample collections to contrast, one is the balance panel data of China’s listed enterprises of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from, and the other is the balance panel data of China’s 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from. We point out that the heterogeneity of china’s firms in the same industry is obvious by using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there is evident heterogeneity between the export enterprises and non-export enterprises in the same industry from proprietary rights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Finally, we measure and calculate dozens of industries’firm heterogeneity by using the method of Euclid Distance.The part of empirical study divided into two chapters. Firstly, we examine the applicability of Meltiz (2003) model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Meltiz (2003) model indicates that productivity is the factor for firms to choose whether export or not. Firms with high productivity choose to export while firms with low productivity choose not to export. Using the balance panel data of China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from, we make a descriptive Statistic analysis on the export delivery value and ATFP and other index of four typical export industries to examine whether the conclusion of Meiltz model could be used in China or not. Secondly, empirical test is carried out on the effect between heterogeneity and China’s export commodity structure. Theory model is set up from the view of enterprise profit maximization in consideration of productivity, enterprise scale, labor quality and some other factors. By using the Probit model and ROC inspection, we got the marginal effect of heterogeneity on the China’s export commodity struc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Marginal effect of Foreign ownership on the China’s export commodity structure is the largest. Region specific effect and enterprise scale also have obvious marginal effect. Labor quality, industry specific effect and factor productivity have less marginal effect. The end of the dissertation summarized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e research, and points out the deficiency and the direction of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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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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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of Internet Publish】20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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