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林批吴敬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对国有经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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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峰：评《高铁危言》
——吴敬琏要推进什么样“对中国性命攸关”的改革
　　活跃在体制内极力推动改革“顶层设计”的著名财经专家吴敬琏研究员近来一再抨击中国高铁，甚至不惜以《高铁危言》这样的重话向社会发出危险的信号，闻得此言不由再次担忧已经在上万公里高铁线上平稳运行的和谐列车又怎么了?百姓都知道铁道部已经被解散了，难道高铁也在劫难逃?
　　不知这位中国国务院的高级智囊乘坐过高铁没有，给人的印象是自从中国高铁诞生以来吴敬琏便不断指责高铁是体制的怪胎、是让百姓背上沉重负担的祸根。吴敬琏之所以如此不待见高铁在他的《改什么，怎么改》的文章中道出原委，“一段时期里，‘中国模式论’非常流行，认为经济崛起的原因是依靠强势政府，用海量投资来实现高速度的增长，认为只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才能创造高铁建设等‘奇迹’”。显然吴敬琏认为中国高铁是“中国模式论”的重要标志、“样板工程”，高铁的成功美化了现有体制，这才是吴敬琏过不去的那个心结。那么只有彻底妖魔化中国高铁才能有力地否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把高铁建设“奇迹”贬低的一无是处，甚至有害无益、危机四伏，才能证明中国存在巨大的制度性障碍，才能得出“中国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需要政治改革的结论。
　　1. 《高铁危言》缺少最起码的事实依据
　　吴敬琏为《大道无行 – 铁道部：政企合一的失败样本》作序的《高铁危言》中讲“就高铁而言，虽然开通了8千多公里的营运里程，其中有些线段也的确具有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外部效益，但是，由于规模过大、指标过高和投资效率低下，浪费十分惊人，投入的资源和产出的成果之间完全无法比拟。所以，无论从成本效益分析还是从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考虑，都显得得不偿失，甚至完全误配。事实还表明，铁道部门领导自称的他们所创造的世界最短的建设工期、每小时380公里以上的行车速度、百分之百的安全系数等方面的‘世界纪录’，或者是华而不实的自我吹嘘，或者是完全子虚乌有的杜撰。而数以万亿元计的投资，除养肥了一大批腰缠万贯的贪官污吏和‘红顶商人’外，还欠下了高达2.5万亿元的未偿债务，要由平民百姓今后去偿还。”
　　吴敬琏这些结论有违客观事实，世界上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不管是欧美模式的或是其它社会制度的国家，包括最发达的国家美国，能够像中国铁道部一样在短时间内实现高铁技术从铁路基建、机车车辆设备制造、系统控制管理、到全面现代化商业运营的全面飞跃。仅中国高铁短短十年成为举世公认现在世界上规模最大，跑的最快，建设工期最短的这些明摆的事实，足以证明中国高铁不是吴敬琏所说的是“自我吹嘘”、“子虚乌有的杜撰”。中国高铁是亿万人民天天都受益的实实在在的公共基础设施，是吹口气就杜撰出来的吗?中国高铁的成功显然不是某些人、某些利益集团靠污名化，抹黑就能掩盖其辉煌的。据财新网报道，不包括广告收入和车站商铺收入，2012年京沪高铁股份有限公司的客票收入已经达到173.8亿元。这意味着京沪高铁开通的第一年，收入即可覆盖运营与贷款利息支出，现金流已为正，超出了业内人士的普遍预期。如果进一步考证京沪高铁的开通对京津唐和长三角两大经济区带来多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那正是吴敬琏这样的财经专家应该回答的问题。
　　中国高铁“指标过高和投资效率低下，浪费十分惊人”吗?中国高铁的造价是每公里一至两亿元，远低于“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甚至台湾高铁，造价折合人民币每公里普遍都在三至五亿元”。其中五亿指的可能就是说台湾高铁。台湾生活着同文同种的中国人，没有吴敬琏所谓的制度性障碍，台湾的高铁造价怎么会比大陆高铁贵好几倍呢?近期报道台湾高铁亏损600亿新台币，如此高价铁路不亏才怪。难道吴敬琏希望中国大陆也像中国台湾一样按五亿的标准购买外国的高铁技术才不“是华而不实的自我吹嘘，或者是完全子虚乌有的杜撰”吗?台湾失业率很高，但是所用的高铁设备及零部件却不能像大陆一样在本地生产帮助解决就业问题，而是肥水外流，一里一外，台湾经济损失大了。这便是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及技术上受制于人的无奈。台湾这种殖民地化经济使得台湾越来越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南美国家，由于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产业的命运掌握在跨国公司的手里，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甚至倒退。台湾现在的工薪收入已经倒退到15年前的水平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铁道部经过长期技术积累，在引进和整合世界最先进高铁技术的基础上，开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铁技术，为中国的产业升级换代开创了一种新的模式，其影响远远超出铁路建设本身，而是发展中国家突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技术垄断，实现产业升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大陆和台湾高铁模式的巨大差异折射出蒸蒸日上的大陆经济和萎靡不振的台湾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下，如果要怀疑“制度障碍”，只要不是带有色眼镜，持双重标准，结论应该是台湾的制度出了问题而不是大陆。吴敬琏在东西方受过良好教育，是著名的财经专家，想必不该这么简单的投入产出的数学也算不清，是非曲直辩不明，硬要说中国高铁投资效率低下，浪费十分惊人。也许这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研究员应该公布一下他是依据什么样高深的经济学理论来评价中国高铁的，以让大家心服口服。
　　2010年亚洲高铁会议上越南铁道部称越南拟建设的1570公里长的高速铁路将连接河内和胡志明市，计划采用耗资550亿美元(折合约3740亿元人民币)日本的新干线技术，一期工程将在2020年完工。预计2025年全线竣工。相比之下，全长1318公里的北京至上海高铁耗资2210亿元人民币，2012年竣工，工期仅仅4年。这表明，与日本技术相比，中国的高铁技术造价大大降低，同样工程如果选择中国高铁技术可为越南节省一千多亿，而工期则可以大幅度缩短。
　　2. 曾巨额亏损的日本新干线带动了日本经济起飞，“这样一个体制执行”的中国高铁注定《高铁危言》?
　　吴敬琏的《高铁危言》用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给“政企合一的失败样本”中国高铁判了死刑。事实上，任何一个客观、实事求是的学者都不可能得出中国高铁是吴敬琏所说的“或者是华而不实的自我吹嘘，或者是完全子虚乌有的杜撰”的结论。而“由于规模过大、指标过高和投资效率低下，浪费十分惊人，投入的资源和产出的成果之间完全无法比拟”更是背离了一个经济学者所应有的起码的科学作风、经济学常识和知识分子的良知。铁路是战略性长线投资，不可能今天有100万人坐火车就只建设100万人用的铁路，需要适度超前。铁路既是以营利为目的投资项目，又是国民生活不可或缺的公共基础设施。高铁项目，不仅能够大幅度提高城市间人流、物流效率，明显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扩散效应，形成长三角“铁三角”，珠三角，京津唐这样的半小时生活圈、中心城市一小时经济圈、两小时及半天经济圈等，从而极大提高这些经济圈内部及之间的人流物流往来，促进商贸、旅游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而且对国内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和就业具有强大的带动作用。它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不仅将来，而是通车那天起就已经充分体现出来。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密集，流动性不断增加又十分重视家庭亲情，既传统又现代的国家，高铁运输是比飞机和汽车更绿色环保、安全快捷、经济舒适最可行的选择。
　　最让吴敬琏诟病的是“还欠下了高达2.5万亿元的未偿债务，要由平民百姓今后去偿还”，不应该是一个财经专家的专业语言，作为一个国务院高级财经顾问故意强调项目投入而不提公共基础设施战略性投资所产生的巨大社会效益、技术进步对产业升级和就业拉动作用等等，有政治上恶意挑动官民对立之嫌。曾让中国人仰慕不已的日本新干线高铁建设之初也存在巨大争议、违规操作和金融冒险。耗资3800亿日元的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线”于日通车，也曾因为投资巨大和非法挪用资金等广为诟病，甚至日本高铁之父十河由于严重违法嫌疑已于通车前被赶下了台而没有出席通车仪式。到1987年日本国铁民营化改革时，国铁负债已经高达2270亿美元，负责铁路建设的国企“日本铁道建设公团”也欠了410亿美元，两个公司的总负债超过全国GDP的7%。不过，日本政府和人民从未为此感到后悔，因为便捷的交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日本经济起飞，令世界羡慕不已。
　　同样是带动中国经济腾飞的高铁项目，到了著名财经专家吴敬琏眼里为什么就变得如此不堪。吴敬琏推崇备至，并为之作序的《大道无行 – 铁道部：政企合一的失败样本》折射出吴敬琏制度决定论的思维定式。据宣称这部书不仅详述了以快建高铁为代表的中国铁路事业近十年的发展历程，“揭露了”铁道部窝案的不少内幕，还对一直以来学界和舆论界争论不断的“引进国外技术还是自主研发高铁技术”“通过国家主导投资‘集中资源办大事’与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调节孰优孰劣”“高铁建设中的法律监督与社会问题”等问题做了深入、严谨的分析，被吴敬琏认定是一本依据翔实的材料对“高铁奇迹”这一重大政治经济现象进行深度剖析的纪实作品。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日本经过几十年时间验证了巨额亏损的高铁给日本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而中国高铁才建设了十年，刚开始大规模运营，就有人给它搜罗了无数的罪名和不是，就如同给一个襁褒中的婴儿罗织一堆十恶不赦罪名一样，作者的目的不言自明。而一个国务院权威专家给这么一部书隆重做序，此书的背景绝非一般人能想明白的。
　　3. 高铁的巨大成功威胁到政治改革顶端设计的“改革共识”
　　吴敬琏批判高铁的深层用意在于：“高铁建设发生了扭曲，本来高铁的建设是为了方便人民，社会提高经济效率，但是因为这样一个体制的执行，就变成了少数行政机关的少数人满足他们自己的利益”。换句话说，不管中国高铁动机有多好，“因为这样一个体制的执行，就变成了少数行政机关的少数人满足他们自己的利益”，就成了体制的怪胎，注定成了公有制“资源枯竭，环境破坏，腐败蔓延，贫富分化，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的代名词。
　　令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这么多年了，吴敬琏怎么还生活在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的虚幻世界里，而不能实事求是，就事论事。难道就因为高铁是 “这样一个体制的执行”，没有经过吴市场钟意的那只“市场看不见的手”，不管高铁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如何，乘客的感受如何，按吴敬琏的体制决定论的逻辑，便命中注定是效率低下，必定只是为了少数人利益。
　　《高铁危言》通篇也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证据，吴敬琏的欲加之罪只能归结到“从产出方面看成绩显著，但是要从效率去观察、去投入去观察，比如说现在3万亿的债务，谁来埋单?最后摊在13亿人身上，像这样的问题很多。虽然2011年以后改革的呼声高涨，但是该如何改革?从哪个角度?用何种方式去改?还需形成新的改革共识”。吴敬琏这种只强调天价投入而有意轻描淡写产出效果，只埋怨增加社会负担避而不谈所带来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社会效益，不像是一个负责任财经专家的声音，到十分像美国之音意识形态高音喇叭发出的蛊惑之声。吴敬琏的高铁危言耸听，说穿了就是高铁的空前成功支持和验证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中国体制的生命力，从而严重威胁到扫除制度性障碍的“改革共识” ，打乱了顶端设计的阵脚，因此“还需形成新的改革共识”。也正是由于高铁的无比成功为现象体制争了光，坏了某些人的好事，他们不仅迁怒高铁，更迁怒于他的缔造者，对近期没有判贪腐的原铁道部长死刑感到无比失望。
　　中国改革开放本就是吸取他人的经验，探索一条国富民强道路的努力。理论上讲，只要是有益于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改革都应该鼓励，邓小平开创的经济特区实质就是把资本主义的经验放到社会主义特区来孵化。在中国改革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吴敬琏等一大批改革的先行理论家们做过不少的贡献。然而如果认为中国的进步全靠模仿西方就片面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缺一不可。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离开中国的具体实践，西方经济学理论并没有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取得比中国更优异的成果。如果把中国进步都归功于效仿西方，而出现的问题都归罪于改革没有忠实地贯彻欧美模式，那就严重背离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历史事实，成了迷信“普世价值”典型的教条主义。
　　中国是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特殊文明的大国，经过60多年的实践，中国已经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理论在中国大地上都试验过了，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在经过长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及国际关系的磨砺，就像高铁经历过的长期技术和经验积累，厚积薄发前一样，中国深化改革之路已经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积淀，有信心、有能力探索和发展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现代中国从来就不存在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怎么改的问题。中国应该不断弱化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不再去膜拜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不管是马克思的还是凯恩斯的洋教条，尤其要避免盲目地效仿他人的经验跟在别人后边爬行。中国应该强化民族自信，激励知识分子创造知识的能动性，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认真总结自己和他人的经验教训，把目前尚显粗糙的中国模式上升和完善到新的理论高度，理性地探索中国乃至人类未来之路。
　　世界的多元化、多样性和多级社会标志着人类社会空前未有的繁荣，多元化和所谓绝对化的“普世真理”是矛盾的。然而中国知识界中有一股很强大的势力，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要把中国从5000年的传统礼法和现在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剥离出来，摧毁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价值体系，移植进西方的宪政制度，全盘西化，认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变成另一个美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救中国。他们迷信的是西方强权游戏规则下的“宪政、民主、自由”是世界上唯一普世的真理，其他的路都是死路、绝路。
　　“棱镜计划”暴光了美国“普世价值”背后的阴暗心理和帝国主义最真实的战略图谋，在民族国家仍然是民族利益的最终保护者的时代，西方虚伪的普世民主对于西方主要强权以外的国家多数将是失去民族主权，依附于强权的伪民主。所谓的宪政民主是像颜色革命那样极容易被西方势力所操纵的宪政民主。如果得不到西方的认可，就会被西方列强群殴，就会像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埃及、波黑一样顷刻失去民族自由。
　　中国需要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在吸收西方和世界其他文明优点的基础上培育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民主、自由和法治文化，发展和健全中国的现代化法治系统，形成具有中国特点并影响世界的价值体系。而不应该像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全盘否定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前30年，部分否定后30年，彻底否定和推翻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国特色发展模式。吴敬琏的改革顶层设计说穿了就是要拉着中国这条大船去走别人走过的小河沟，那才是没有出路的绝路，是缺乏自信、没有出息的表现。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为了政改而政改，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违背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用颠倒黑白和恶意抹黑的手段刻意贬低高铁和其它国营企事业、妖魔化现有制度，以此来推动所谓政治体制改革。这种不顾国家安危、民族大义，不择手段的“政治改革”彻底违背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获益者是那些曾经用类似手段搞垮苏联，颜色革命搅乱中亚，阿拉伯之春导致西亚北非至今动荡不安的幕后黑手。那种不计后果的改革顶端设计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4. 以高铁为样板的“中国模式”成了“打破体制性障碍”改革顶端设计的最大绊脚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被西方认为是离经叛道的路，三十年间国际国内唱衰中国、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然而偏离了“普世”之道的中国非但没有栽到沟里，反而出乎预料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中国的经验被世人推崇为中国模式，自然在西方社会出现极大的心理不平衡，除了加大力度妖魔化中国外，更断言中国所走的道路不可持续。在中国国内，一向不承认有“中国模式”存在的代表性人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研究员吴敬琏武断地认为中国背离了欧美模式，走了一条“另外一种方法强化政府的力量，政府动用资源海量投资来保持高速度的增长，用政府主导来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的道路， “那样一种道路是一条死路，是一条绝路”。吴敬琏对中国道路的认识和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不谋而合。依吴敬琏的逻辑既然中国模式都不存在，中国走的是绝路、死路，自然理论上讲绝无可能有中国高铁这样前所未有的成功。任何称颂高铁的成功就等于给中国模式加冕，这是改革顶端设计不愿看到和理论上所不能容忍的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从体制性障碍的理论高度《大道无行 – 铁道部：政企合一的失败样本》论证高铁是中国制度的失败，置铁道部这些政企合一的官政、企于死地。
　　拥有能够左右改革话语权的财经系精英们通过围剿高铁以达到否定中国模式从而为政治改革广造舆论、积累“共识”。只有彻底打击公有制“举国体制”的制度自信，才有理由从上层建筑的最顶端，设计出效仿“普世”欧美模式的改革大计。2012年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混乱，社会充满的悲观失望和失败主义情绪达到新中国建国以来前所未有得高度，充分显示了国际国内期待中国巨变的势力共同发力，打击中国制度自信的效果是很明显的。包括体制内的相当一些人已经严重丧失了民族自信、制度的自信，加上中国经济转型期出现的许多问题，让许多人觉得中国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治。其直接后果，按国务院顾问吴敬琏的话就是：“中国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过去十年中国社会乱象丛生，当社会上不断出现孔雀绿，地沟油，三氯氰胺，问题胶囊等不法商人坑害人民健康事件的时候，某些当政者由于失去制度自信，不是积极去处理问题而是仰望星空，感叹：“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既然在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下，无论做什么怎么做，这些新出现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何必再去费那个力气，这恐怕就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指导思想。于是社会上许多监管不力的企业个别行为，由于政府行政不作为，很快蔓延成行业通病，极大地危害了人民的身心健康;房价一涨再涨，抑制房价的政策却迟迟出不了台;过去行之有效的控制通货膨胀的办法弃之不用，造成相当长一段时间严重通货膨胀不能有效制约，民众怨声载道;放任政府官员及家属腐败泛滥而视而不见，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而所有这些重大矛盾原本是局部的、个别问题的时候没人去积极处理，小问题拖成大问题，积累民怨，集中爆发，最终上升到严重危害社会稳定，让人民失去信心的社会问题。可悲的是政府高官不是认真反思自己，而是和百姓一起抱怨社会道德大滑坡，这种恶性循环到在2012年终于到了国内外某些势力期盼已久的“中国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本来不法商贩为牟取暴利发明的“地沟油”最早报道的文章源于2003年，如果政府及时处理，这顶多就是个商业丑闻，处理得当会给业界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有利于规范商业行为。然而政府的不作为，等于鼓励投机取巧，很快由个别行为发展成危害全民健康的行业通病，成为继奶制品行业危机以来的又一个行业性重创。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地沟油产业链，从03年开始曝光拖到2010年人民愤怒到了极点，政府才“于2011年采取重大措施首次全环节破获了一起特大利用地沟油制售食用油的系列案件”，迟至2012年才进入司法程序，人们不禁要问这是商业道德滑坡，还是政府执政能力官德大滑坡，是体制障碍还是行政障碍。
　　房价之所以能够一而再、再二三地上涨，房地产的价格已经严重背离了价值，其原因绝对不是刚性需求能够解释的，而房地产升值保值的预期才是房价不断上升的最大动力，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抑制这种全社会扭曲的投机冲动，那就是一种严重失职。房价涨了一倍不作为，涨5倍时政令还慢慢悠悠地出不了中南海，一直涨到了有钱人一夜暴富，穷奢极欲;穷人则更穷，买不起也不起房，吃不起肉，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民怨快沸腾了才想起该下狠手。现在一线城市有房的就是几“百万富翁”，有几套房的就是千万富翁，而没房者原本几十、几百可以租房的现在要花成百上千元去组同样的房子，极大地拉大了贫富差距，毒化了和谐社会的基础。而各行各业都来投机房地产，使中国的实体经济受到严重伤害。这种行政失误造成的贫富差距拉大，国家经济秩序紊乱本是政府缺乏自信无所作为之果，反倒被某些党当政者和吴敬琏一样起的精英们归结为制度性障碍，成为需要“政治改革”之因了。
　　一边高喊政治改革的口号，一边放任社会乱象的不断加剧而不作为，让人难免猜疑，任凭民怨积累，沸腾，就是为了达到以民逼官，推动宪政改革那一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似乎只要政改成功，闭着眼睡觉，一切社会问题也都会迎刃而解，百姓安居乐业了。这种逻辑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经过朱镕基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国已经从计划经济的僵化体制蜕变出来，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然而改革是伴随着社会利益再分配的过程，朱镕基的粗放改革难免伤及一些人的利益，需要通过进一步地深化改革去争取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兼顾各阶层人民的利益。按此思路下来，过去十年改革开放进入微调阶段，中国本无大的社会矛盾，只要不断完善既有的改革措施，中国应该进入一个较为平稳的发展期。然而现实却是，十年间既无深化改革，也无新的改革方案出台，“无为而治”导致乱象丛生。倒像是背后有一只手在操控着这些本来不大，不难解决的社会问题，小疾拖成大病，特别是在一些国内外传媒的恶意炒作和激荡下，往往一个小小的漩涡硬是给搅和成伤害国本的滔天巨浪，甚至恶化到“中国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以至于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都无比自信地声称“我们要联手中国内部的盟友和支持者，他们被称作年轻人、他们被称作互联网一代，他们是五亿互联网用户以及八千万博主，他们正在给中国带来变化，这些变化将会扳倒中国，如此，我们才有机会上升，赢回我们制造业的优势”。
　　回顾过去几年发生的朗朗上口的重大社会危机：苏丹红、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问题胶囊，房价暴涨，腐败蔓延，通货膨胀等无一不是局部或个别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控制，拖了多年一旦爆发都引起全社会的巨大冲击。中共十八大高调提出坚定“三个自信”，新一届政府提倡“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脚踏实地地解决问题，通过行动扭转过去几年国内弥漫的悲观失望情绪和大范围的失败主义思潮。
　　5. 给洋人打工的汽车模式才最符合顶端设计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之欧美模式
　　中国汽车产业技术进步走了一条同高铁完全不同的路，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汽、二汽、上汽这些优质国有企业资产股份化，国际化，抢搭跨国公司争食中国汽车井喷般市场大饼的快车，肥了自己，坑了国家。结果是打着市场换技术的旗号给外资打了30年工，既丢了市场，也没学到技术。由于没有掌握汽车的核心技术，至今没有搞出一款经得起市场考验，合格像样，有规模效益的国产品牌轿车，还绑架着中国这个当今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成了万国汽车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每年跨国公司从中国攫取的利益少则数千亿，多则上万亿，但从未见吴敬琏说一个不字，反而夸赞“现在中国是世界汽车第一生产大国!”。而对高铁短期出现的政策性亏损，作为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暂时性利益牺牲，就被吴敬琏穷追猛打不依不饶。大概只有铁道部和部属企业都成了外企的打工仔，肥了跨国公司亏了国家，中国铁路上运行的都是洋品牌机车吴敬琏和西方国家才会点头称许吧。
　　南美巴西、阿根廷汽车产业曾有过类似中国汽车今天的辉煌，然而由于缺少产业的核心技术，没有几年就辉煌不再。上世纪80年代起以美国为首，世界银行与IMF的全力策动下，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全面推广，其结果就是这些国家就像吴敬琏今天所热衷的一样，按西方的要求开始大规模改革，包括实行贸易自由化、金融市场开放化、放宽投资管制、公营事业民营化、私有化等。特别是将国有资产包括银行控股资产大量出让给西方跨国公司;将本币与美元挂钩;大幅度提高利率。这些措施非常符合世界银行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要求。于是，一时间大量外资流入，经济在短时期内高速增长，汽车市场和产业快速膨胀。然而这种失去主权控制力的金融和市场体系，完全靠那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很容易被外界操控引发国家的灾难。1997年阿根廷最大10家银行中，8家属于国外资本控股。终于完成金融全面开放的“改革任务” ，落实了世行推荐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一年拉美发生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全面萎缩，短短一年内，阿根廷银行国有股本又下降到33%，西方资本控制67%，GDP下降31%。1997年巴西发生金融危机后，币狂贬，股市暴跌，失业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外资纷纷撤离，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几乎减半，汽车产销量一落千丈。巴西现代化的工厂每年能生产320万辆汽车，但去年的汽车销量仅为150万辆，轿车销量也远远低于1997年高峰时的水平。这些国家过分迷信西方经典经济学理论，在欧美模式的忽悠下最终一起掉进中等收入陷阱至今不能自拔。如果中国高铁和汽车一起走“汽车市场换技术”模式，中国将有朝一日和巴西、阿根廷一样在中等收入陷阱里悲哀。
　　“第二届岭南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出席并发言，他在谈及本次铁道部政企分离改革时称，铁路方面改革的核心，是看外部的投资者能不能，愿意不愿意进入，改革是否成功就看这个指标。说实在的，如果依改革顶端设计的规划，如果铁道部长一念之差2006年就采纳吴敬琏的构思去改革，当时铁道部部属企业按世行的要求被市场化、股份化、国际化、私有化，大同、唐山、株洲、长春、青岛四方机车制造厂，非常可能像一汽，二汽，上汽一样不思进取，互相压价，只谋求如何搭上外企快车分食中国井喷般高铁市场大饼。中国高铁现在的局面就不是一个和谐号，而是像台湾高铁一样完全靠高价引进，自相残杀，肥了外企，铁路上跑的是多国机车，技术上是互不兼容的外国高铁制式分割着中国铁路市场，几十万与高铁相关的产业工人没饭吃。中国高铁就可能永远错失发展独立自主高铁技术的机会，而是产业殖民地化，技术上越来越依赖西方，特别是高铁网络的核心技术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国家的交通大动脉便受制于人，成为国防的软肋。除了引进高铁，还要无休止地花大价钱进口零部件和售后服务，导致国民经济不断失血，人民日益贫困化，走上“中等收入陷阱”的不归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改革是否成功的指标不是看有没有利于社稷民生，而是看有没有外资愿意进入，这样的“副主任”代表的是中国政府的咨询机构还是跨国公司的买办，还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6. 从“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到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吴敬琏在他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著作中系统地论述了改革顶层设计的路线图，“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中国就从苏联承袭了斯大林称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的西方国家早期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固有的弊病造成经济社会矛盾的日益严重。这些矛盾包括：资源枯竭、环境破坏，腐败蔓延、贫富分化，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中国“目前的生产力发展在内还面临着诸多体制性障碍，而言要打破‘诸多体制性障碍’，唯一的办法是切实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主要就是要减少政府﹑国企控制的资源﹐要实现民进国退”﹐促进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建立“欧美模式”中的“宪政民主”体制。
　　吴敬琏的想法代表了一大批中国财经精英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像吴敬琏自己说的一样：“我在1954年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满脑子可以说一句话，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1983年1月吴敬琏靠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来到美国耶鲁大学 重新学习经济学那是在耶鲁大学，有很大的理想，很强的进一步改革的影子”，显然这个“进一步改革的影子”是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吴敬琏两种思想的转变看似很大，但骨子里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失去知识分子应具备的思想和创造能力，只会邯郸学步。听到苏联好就要照搬苏联，在美国进修一年半，感觉进过天堂似的，就要照搬美国的，并至死不渝地要把“天堂”搬到中国。
　　笔者长期观察过一种现象，就是八、九十年代到西方，特别是到美国进修过一年半载的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心中把美国完美化了，他们对美国崇拜到了信仰的程度，尤其是当初想留在美国而没能留下的，在美期间对美国的了解只局限于校园生活和理论上的认识，缺乏对美国社会全方位的观察，加上当年中美物质条件的巨大反差，在他们内心深处把美国看作“此景只能天上有”的感觉。这种距离产生的美，使他们完全失去学者，官员因具备的起码的科学、客观的准则，在他们看来美国就是人间天堂，美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中国的，特别是不按美国人指的道走就是错的。其实笔者十分理解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本无力动摇他们已经根深蒂固的“信仰”，但还是建议他们如果有机会在美国的老百姓中生活上几年，最好的一个实验是看他敢不敢拉个旅行箱在距离美国总统府白宫十英里的街区，大白天走一圈而不怕被人抢，甚至挨一枪。
　　美国有很多值得中国人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是美国的模式拿到中国，中国就变成美国了那也太天真了。如果真是如此世界上就不该有那么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民主国家。美国的国情是，美国大部分家庭有占地很大自己的独立别墅，如果中国家庭也效仿美国，中国恐怕就没有耕地了。美国把美洲原住民几乎赶尽杀绝，拥有无限的土地和资源，中国13亿庞大的人口永远也不可能拥有美国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上的富有。美国当年靠榨取非洲奴隶的血汗攒下第一桶金，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中国学得了吗?幻想照搬别人“普世”的模式，中国就变成美国了那是做梦。历史告诉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模式行不通，如今照搬欧美模式也一样行不通，中国是一个有特殊国情的大国，绝无别人给你的现成道路可走，中国只能走自己的路。
　　吴敬琏曾说过：“从世界来看，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建立，是通过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自发形成和试错过程”。然而中国改革开放才30来年，新中国建国也就64岁，吴敬琏十分理解西方用了几百年的试错期，才进化到比较文明的，适合发达国家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而偏偏对只有30年历史的中国模式容不得试错。中国模式并没有导致中国经济社会严重倒退，民不聊生，反而中国模式正在快车道上，中国的经济社会在日新月异地进步着，为什么一定要中断中国前所未有复兴的步伐，去走一条无数发展中国家屡试屡败、西方推销的“普世”宪政民主之路，非要在精英们改革顶端设计下一夜变成欧美模式呢?
　　吴敬琏一再强调“在强势政府掌握的‘举国体制’下，中国的确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然而为赢得这些成就而付出的成本也大得惊人”。“在实事求是地分析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时，不能回避的事实是：取得了巨大进步的后30年和始终未能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前30年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我们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和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改革开放为我国的经济带来了活力，这是笔者和吴敬琏教授的共识，但是把中国的成功完全归结于西方模式就太牵强了。吴敬琏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功的方面都归功于效仿西方模式，而“社会出问题是因为改革尚未取得完全成功。当前的症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中国经济既包含新的市场经济因素，又包含旧的计划经济因素，行政权力过多介入经济活动”，言外之意当前社会出现的问题是没有彻底贯彻西方的“普世”制度，市场经济因素还不彻底。那么世人不禁要问，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不管是南美陷入中低收入陷阱的国家，还是20多年前易帜的前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美国的近邻墨西哥，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老牌民主国家菲律宾，他们要么早就按照华盛顿共识的精神，走上新自由主义康庄大道，要么如苏东国家至少二十年前就“改革”了，彻底自由市场化了，但他们中间可有一个能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辉煌比肩的国家吗，他们可有一国发展出世界领先，类似中国高铁而傲立群雄的产业吗?没有，一个都没有，因为他们走的不是一条自主发展的道路，他们没有中国模式。
　　7. 财经精英流行的方法论不是实践检验真理，而是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检验中国具体实践成了唯一标准
　　媒体对比了几个“高铁大国”，发现中国高铁的票价远低于发达国家，我国高铁每公里票价约为法国高铁的三分之一，日本新干线的四分之一，德国高铁的五分之一。中国铁路30年没有涨价，睡一宿卧铺比住一晚旅馆还便宜对平抑物价起到不可磨灭的功劳。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私企所不能做到的。在中国大地上一万多公里高铁线路上日夜奔驰着的高铁尽管有2011年惨痛的7.23动车追尾事故，尽管建设中存在贪腐的前部长已经被刑拘，尽管年轻的中国高铁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然而瑕不掩瑜，中国高铁的辉煌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抹杀掉的。
　　反倒是中国某些学者、官员和舆论界兴起一股不正常的学风、文风应该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度警惕和重视，那就是不能实事求是地面对中国不断发展中出现的社会现象，不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是动不动搬出几十年几百年前西方根据他们当时的国情总结出来的经济学教条，用所谓普世的“真理”去检验活生生中国的具体实践，张口亚当斯密、闭口凯恩斯、弗里德曼，似乎离开这些西方极乐世界的故人，中国就不会走路了。被洗了脑的财经精英们手中只有西方经济学理论一把尺子，习惯用放大镜来挑剔验证中国人民在改革中创在的奇迹，只要我们的社会实践不符合他们无比推崇的西方理论，即使再成功，也是离经叛道，“是一条死路，是一条绝路”。
　　8. 所谓的“改革共识”是当前体制避免被革命的救命稻草吗？
　　什么是吴敬琏要推进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什么样的道路才是吴敬琏心目中的正道呢?称得上中国改革“顶端设计”纲领性著作，2010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一书中吴敬琏就反复强调，中国应当走向体现“普世价值”的“欧美模式”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吴敬琏及西方价值追随者们的改革“顶顶端设计”，有纲领、有组织、有政府相关部门的扶持、有财团资助、有外部势力的积极配合、有世行的鼎力相挺、有所控制的众多财经网络平台的烘托，经过多年来的体制内外的共同努力，已经取得“政治体制改革”的广泛共识，按吴敬琏语“过去我的一些言论在网上反对的人比赞成的人多，这次90%的人赞成，这就是我说的共识”。有了这样的共识底气，吴敬琏才具备前所未有的政治勇气坐在道德制高点上指点“高铁危言”，“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如果不能靠稳健有序的改革主动消弭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各种极端的解决方案就会赢得愈来愈多人的支持”。什么是吴敬琏所谓“极端的解决方案”?是暴力革命还是洪培博的扳倒中国。吴敬琏的言外之意，改革的“顶顶端设计”是当前体制避免被革命的唯一根救命稻草。谢天谢地，在“中国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的危机时刻，总算还有一根 “顶顶端设计”的救命稻草。
　　日本《外交学者》6月14日文章“一个全国性面访调查(结果最近发表在《政治研究季刊》上)发现，中国公众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极高。根据对随机访问的3763名中国人的调查，民众对北京的平均支持率约为8分(满分是10分)”。吴敬琏的“各种极端的解决方案就会赢得愈来愈多人的支持”的政治判断不够准确。
　　9. 推进什么样的改革对“中国性命攸关”？
　　日前《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了吴敬琏的《推进改革对中国性命攸关》的文章。作者再次提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问题，虽然还是老调重弹，只谈“转型”却从来没有具体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措施。然而不同于以往的是刚用完“转型”这块遮羞布，立刻就把它扯了下来，图穷匕见，仅仅“经济增长模式转型” 有用吗?“这取决于我们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根本的问题在体制，根本的出路在于改革”，显然作者强调的是不从根本上改革体制中国将性命难保。吴敬琏的“根本”就一个，《高铁危言》说穿了就是“体制危言”，吴敬琏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推翻现有体制，动摇中国的根本。
　　当然，要吴敬琏拿出经济增长转型的具体办法太难为他了，作为只善模仿、只知道某某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离开书本寸步难行的专家，特别是在他无比崇拜的欧美国家的经济也是一团糟，无药可救的时候，欧美的现状实在没有说服力。倒是中国虽然没有无副作用的灵丹妙药拯救中国经济，但是被吴敬琏贬低的一无是处的“用增加投资的老办法来拯救经济”不但把中国，而且把世界从衰退的漩涡中拉了出来。事实和吴敬琏所说的完全相反，中国的性命不但没问题，当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止步不前，许多发达经济体倒退的时候，中国借机上了一个台阶，世界500强企业中国上榜企业数量连续第10年增加，近年来上榜公司以每年20%的增长速度增加，中国如果保持现在增速， 2015年中国或将赶超美国，成为世界500强排行榜上的第一大国。请问吴敬琏研究员，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成功的经济增长模式吗?
　　世界公认的是，08年华尔街次贷危机引发金融海啸进而殃及全球经济以来，如果没有中国经济发展强大的拉动作用，世界可能已经进入类似上世纪30年代那样的经济大萧条。面对这次来势汹汹危机，欧盟首先掉进主权债务危机的陷阱不能自拔，欧元区风雨飘摇;始作俑者美国更是无计可施，只剩下昧着良心一次又一次地量化宽松，凭着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滥印钞票打劫全世界，转嫁经济危机。美欧的经济增长模式都出了问题，无颜让发展中国家效仿，确实让那些只相信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专家们难堪了。
　　即便如此，习惯于鸡蛋里挑骨头的专家们在中国经济出现的任何一点波动中都能洞察出“中国性命攸关”的大问题，尽管中国危机论已经喧嚣了几十年了，但作为体制内的专家，国务院的高级智囊高喊“中国性命攸关”还十分罕见。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看着中国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就那么难过，非要把中国也拉向埃及那样的制度革命再制度革命的恶性循环，民不聊生的厄运才心满意足吗?
　　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这些阿拉伯之春变革的经验;乌克兰，格鲁吉亚颜色革命的教训才真的是中国政府和人民需要认真思考的：“我们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不被那些专家学者引入万劫不复的邪路，才是“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性命攸关”。
　　10. 不要把改革的良好愿望变成别人扳倒中国的工具
　　美国前驻华大使，总统候选人洪博培曾信心十足地表明美国要联合在中国内部的盟友和支持者扳倒中国，是美国长期以来孜孜以求和正在做的促使中国颜色革命，和平演变，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工作。“棱镜计划”泄密者斯诺登披露美入侵中国网络长达15年。斯诺登透露，美国国安局全球范围内的网络攻击行动超过6.1万项，针对中国内地及香港的此类行动数以百计。吴敬琏政治改革共识的自信和洪博培扳倒中国的自信可谓异曲同工，这和棱镜透露出来的美国监听互联网信息而对中国互联网一代的思想动态以及精英们的“改革共识”了如指掌想必有极大关联。
　　美国一直就网络攻击问题施压中国之时，却从不提及美方大范围攻击中国网络的情况。而在中方指出美方动作时，面对媒体的求证，美国政府始终拒绝公开置评。谷歌一方面痛斥中国政府网络监管，另方面却主动向美国政府输诚，积极配合美国政府对全世界的监控计划。棱镜事件告诉那些迷信西方“普世价值”的人，普世价值在美国核心利益面前算个什么东西?洪博培依靠在中国内部的盟友和支持者扳倒中国才是美国给中国人灌输民主、自由、宪政梦的真实目的。不管美国多强大，口头上多么民主、平等、自由，维护美国民族国家的利益永远高于其它国家的生存权，发展权，老百姓的人权。还在不断做宪政民主梦的人不知是假天真还是真糊涂。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典型农耕民族本分、保守、善良的秉性，拥有羊一样与世无争的处世哲学;而西方作为游牧民族具有非常强烈的进攻性、虎狼般的战略思维，按照他们的逻辑己所不欲的也正是对手的致命弱点。美国一方面利用它手中独有的高科技技术和设备的优势，肆无忌惮地要求美国的网络设备、计算机、软件系统生产商为美国政府预留对它国网络攻击的后门，要求美国网络运营商提供机密信息，不间断地秘密通过互联网渗透到他国网络的核心服务器去窃取他国的战略信息和为未来的信息战做准备。另方面却贼喊捉贼，摆出一副受害者和维护网络正义的化身谴责中国政府支持网络黑客行为，以此束缚对手的手脚和占领道德制高点。这是典型西方先发制人的思维方式，就是要从战略战术上和道德心理上取得绝对优势，压制对方换取不道德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美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通过互联网渗透到它国获取战略信息，利用这些信息制定针对性的网络战计划，包括意识形态洗脑，挑起颜色革命，号召推翻政府等，最终达到像搞垮苏联那样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辉煌成就。
　　民主实现了，苏联没有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只有几十年历史的苏联土崩瓦解使得许多国家都松了口气，但是站在俄国民族利益看，苏联崩溃是民族的灾难和屈辱，俄国至今翻不起身，沦落为被西方瞧不起的二流国家。阿拉伯之春春风送暖，许多阿拉伯国家盛开民主之花，但结出的却是阿拉伯社会陷入无休无止的混乱纷争之恶果，倒霉的是人民。西方以极少的代价搞乱了阿拉伯世界，取得了按布什语，第十次“十字军东征”的胜利。有一天，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陆上，宪政实现了，中国没有了，美国瓦解或消灭了世界上最后一个可以以实力抗衡美国霸权潜在的竞争对手，世界从此成了美国的家天下，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分裂成几大块，争先恐后地争宠于美国，沦落为美国的附庸。这难道就是精英们孜孜以求的结果吗?政府可以换、宪法可以改，但失去的国家将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参考资料：
　　吴敬琏《高铁危言》：http://book.jd.com/.html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吴敬琏著，2010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原标题：专家缘何成“砖家”
　　经济学家在中国越来越成为被讥笑的群体，这既冤枉又不冤枉。冤枉的是，中国经济学家群体毕竟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尽了绵薄之力，作出了应有贡献。要说不冤枉，是因为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环境因素，不少中国经济学家仍然凭着几条定律“包打天下”，所提出的对策性建议也就驴唇对不上马嘴，贻笑百姓。专家也就成了在媒体尤其在网络上挨拍的“砖家”了。
　　以一位学者为例。由于运力不足导致买票难，每年春运期间，几乎是中国农民工的“受难日”。于是，经济学家帮忙出各种高招。这位老先生也不例外。他提出的建议是：大幅度提高春运期间火车票价水平即可。理由是，票价一提高，一些低收入农民工就会放弃回家过年。如此一来春运难题自然就解决了。
　　如果仅从经济学供求定理来看，老先生的建议似乎没有错。但他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春节回家，对于农民工来说，需求几乎是“刚性”的。绝大多数农民工“妻离子散”已近一年，春节是唯一难得的团聚时刻。甚至中国不少乡村仍有这样的规矩：春节必须男丁在家“祭祖还年”，否则就是“牝鸡司晨”，家门会不幸……正因此，回家的路再难，他们的决定也毅然决然。这个时候，抬高火车票价固然可以减少铁路运输压力，但却会抬高全社会农民工回家的成本，比如有不少农民工因为一票难求，不惜冒着更大危险在风雪交加中风餐露宿骑着摩托车回家。所以，如果这位经济学家真正懂得中国农民工所思所想，或许就不会出这样“遭人骂”的主意。
　　美国著名公共政策专家德博拉?斯通曾指出，一个科学的决策之所以困难重重，主要是因为决策者所面临复杂无比甚至相互构成“悖论”的约束条件，无法用经济学家所谓的“理性的算计”来处理，更不存在能解决所有问题的“绝对黄金法则”。
　　正因此，中国经济学家要避免成为普罗大众口中的“砖家”，就必须走出书斋，多接地气。
　　(2012年第9期《书屋》卢周来)
　　附文1：茅于轼：火车票涨价可解买票难
　　来源： 日 每日经济新闻
　　铁道部为了照顾利用春节出门的所有人，决定春运一律不涨价。有人说这一决定是铁路方面迫于社会的压力，也有人说铁路是为了讨好群众故意作秀。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做好事的动机。
　　但是正如张维迎教授所说，评价一个政策的好坏不是从政策的愿望看，而是从其结果看。春运不涨价使坐火车的旅客得到了实惠，但是他们因此而付出的代价并不低。
　　首先，铁路的能力显然跟不上市场的需求，虽然加开了许多临时列车，能力还是够不上。结果是很难买上票。买票难的立竿见影的结果是排长队。大家可以在《新闻联播》中看到各个火车站临时售票处拥挤的人群。票价是便宜了，但是要得到它需要付出额外的排队成本。光是由于排队所花的时间代价，恐怕就超过省下的没涨价的那几块钱。更何况排了队也未必能够买上票。
　　车票变成了稀缺商品，就给“倒票”创造了条件。票贩子或者成群结队地大量买进，然后加码卖出，其差价显然要大于没涨价的那部分钱。正常的旅客不能从正常渠道买到票，只好求助于票贩子。他们不但没享受到正常票价的好处，反而还比涨价后的票价更贵了。
　　更有能耐的“黄牛党”还能够内外勾结，把车票成批地倒出来。这个铁路系统的老毛病治理多年不见改善。甚至于有人怀疑这是铁路内部人故意制造车票的稀缺性，自己手中掌握了稀缺商品当然有利可图。比较航空机票和铁路车票的发售，可以看到铁路售票系统的落后。我们可以买一年内任何始发和到达点的机票，不需要手续费。而火车票除了少数几趟车的都只能买几天内本地出发的票，还要5块钱的手续费。虽然铁路车票的预售比航空机票复杂(因为有中途下车的)，但是按照现代计算机的技术是不难解决的。能够做的事不去做，难免让人怀疑是铁路内部人故意制造的买票难。由于车票稀缺，产生了假票。当然假票不一定和春运有关，不是春运也会有。如果不小心买到一张假票，被铁路方查出来，中止了旅行，损失就更大了。
　　历经了千辛万苦搞到了票，上得车来，因为多半列车超员，服务质量根本就谈不上了。票价是正常了，但是质量却下降了，最后仍然是让消费者吃了亏。我们还是要想一想张维迎的那句话：评价一项政策的好坏要看后果而不是愿望。
　　如果按照经济规律涨一点票价，把票价定在市场均衡上，以上这些问题基本上都不会发生。但这纯粹是从经济效率考虑，没有照顾到平等。涨票价对低收入的农民工是很不利的，事实上不存在既能有效又有平等的票价。
　　增加铁路的运输能力未必是一条出路。因为如果能够满足春运时的运输，平时一定是能力过剩的，这对全社会来讲也是一种浪费。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要从收入分配方面想办法，或者改变人们的习惯，不要集中在春节时回家。可是这两条办法事实上都不大可能实现。所以，铁路春运的问题几乎没有可能彻底解决，只能从现状出发加以改进而已，但是，不涨价是不是最佳方案是大可研究的问题。
　　(作者系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附文2：吴敬琏：春运票价不上浮不符市场规律
　　来源:京华时报 记者:高昂 日期:日
　　今年春运,火车票价没有上浮。吴敬琏认为,这一政策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还造成了三个有害结果:一、许多人连夜排队买不着票,排队成本增高;二、黄牛党横行,票价高涨,更多人难以负担;三、权力凸显,“批条子”的现象严重。
　　他坦言,作为一个学术观点,多数经济学家并不赞成这种办法,因为这一做法不符合市场经济原理,可能造成价格扭曲、资源配置低效,使我们意图得到好处的人,并未得到好处。
　　“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分析,春运价格的浮动是必要的。如果打工者在过年回家的问题上确有困难,我们可以采取其他方法,例如对全体打工者补贴,更加实际。”
　　附文3：“春运难一涨了之”的双重悖谬
　　作者：陈一舟　　来源：中国网
　　日，经济学家茅于轼的博客中发表了《铁路春运不涨价的社会成本》一文，鲜明地提出希望铁路春运票价上涨，并认为正是由于不涨价政策，导致“黄牛党活跃”、“服务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而“按照经济规律涨一点票价”后，上述问题基本上不会发生。(《每日经济新闻》2月5日)
　　春运一票难求，根在票价太低?春运问题可以一涨了之?实话实说，茅于轼先生的如此观点，让人难以苟同。在供给一定的情况下，提高票价抑制了需求，的确会缓解买票难的局面。但现实中的实际效果呢?恐怕微乎其微。要知道在我国，回家过年这种需求非常旺盛，些许的价格提升根本就无济于事。对于一个一年未见妻儿亲人面的农民工来说，春节回家就是一种必需，价格高点，多花点钱，只要别太离谱，他也会买(我想，火车票大概也不会涨到比飞机票还贵的程度)。不用去列举什么数据，那些靠肆意炒高票价牟利的黄牛党的存在，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简单地认为，票价高穷人就不买票的“观点”是悖谬的。此其一。
　　春运难、一票难求，症结在于供求矛盾。也就是说，铁路运力较低，面对集中的客流，运力就开始紧张，车票就开始紧缺。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增长，但是铁路建设却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到2002年，全世界铁路营业总里程约120万公里，其中，在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国，铁路却只有7.2万公里，人均长度不到6厘米，还不及一根香烟长。不去从根本上考虑着手扩大运力，反而认为是票价低导致了资源紧张，荒唐之极。此其二。
　　与其他运输形式相比，铁路客车是当前运输量最大、最为大众化的交通工具，这就注定了其票价的公共性和廉价性。公共选择价格更为经济实惠的火车出行，不仅在我国，在国外也是如此。而在很多国家，铁路部门也在节假日面临着人流集中的压力，譬如我们的邻国韩国，韩国人也过春节，流动人口次数几乎超过全国人口数，但却很少出现一票难求的状况。原因何在?不是因为韩国的火车票昂贵，而是铁路运力供给有保障，同时铁路管理服务体系规范完善、应变能力很强，不像国内，一旦遭遇突发情况就要管理断裂，出现“纰漏”。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现实国情决定了，春运铁路客运资源紧张，是一个会长期存在、需要逐步提高铁路供给能力和完善铁路客运服务来加以解决的问题。正如有专家所言，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一下子就破解了“一票难求”难题。客运压力在于供给不足、服务跟不上，这就是现实。茅于轼认为提高票价缓解压力，“春运票价上涨以后，穷人可能会选择在票价比较低的时候回去”，我只能说，这是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纸上谈兵——其实，大抵，也不能指望不屑于排队买火车票的茅于轼先生去理解穷人们的需求和疾苦。
　　一个严肃的学者起码要尊重事实
　　——谈几点《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提到的我所了解的事实真相
　　最近翻了一下三联书店2012年12月出版的吴敬琏、马国川所著《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以下简称《二十讲》。凡引自本书的话，只注页码。)，发现不符合事实之处颇多。现将我参与的几件事写出，还其本来面目。其中有的早就澄清过，但现在又在书中出现，只好简要复述。
　　一、所谓批判“商品经济论”
　　《二十讲》说：1979年3月国务院出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后，“一些支持改革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理论家、政治家趁机发动了对‘商品经济论’的批判。”(65页)其实这本书的第一个作者，早在1998年就这样说过。他的另一个合唱者高尚全先生进一步引申：在参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我主张把商品经济的概念提出来 当时的阻力很大，有的同志不赞成，说这怎么能行呢?这变成资本主义怎么行呢?后来就找了20个思想比较解放的经济学家过来开座谈会。大家在座谈中都认为应把商品经济提出来。根据座谈会的情况写报告向中央反映。中央根据多方面反映和呼声，下决心把商品经济的概念写进《决定》”。①
　　这有两点要弄清楚。
　　一点是，关于商品经济的概念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往前说，1958年毛泽东就两次运用过“商品经济”的概念。一次是在《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讲话中，一次是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中。“文化大革命”后，1978年6月中央召开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在为会议起草文件时，曾考虑用不用“商品经济”的提法。当时主报告的修改人胡乔木说，在西文中除俄文外，都是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没有商品经济的概念。他懂英文，也懂德文。为了处理得更周到，他还和一些搞外文工作的同志商量，一致认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合起来就是俄文中的商品经济，二者是一个意思。考虑到过去的情况，主要用前一个提法，但也可以使用后一个提法。在李先念的开幕词中，就是两种提法并用的。
　　另一点是，当时是不是展开“对‘商品经济论’的批判”了呢?据我所知，不是展开批判，而是在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相同的意义上进行了宣传。时任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的邓力群，日在国家经委企业管理研究班讲话，题目就是《商品经济的规律和计划》。讲话提出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指出：“我们所说的商品经济，既包括生产，也包括流通。发展商品经济，要发展商品生产，也要发展商品流通。”“发展商品经济，就要尊重商品经济的规律，按照价值规律办事，这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前提和基础。”讲话赞成斯大林说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并补充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最根本的界限就是劳动力不是商品”。讲稿于同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8月27日，邓力群在国家经委、全国总工会举办的第三期企业管理研究班上讲话，题目是《谈谈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讲话针对着把社会主义经济分为两大块指出，“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统一的商品经济。整个生产，包括消费资料的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都是商品生产;不仅在流通领域，或者说流通过程，而且在生产领域，或者说生产过程，价值规律都起调节作用。我们的这种提法，比起斯大林的提法，是大大前进了。”讲话稿于同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人可能孤陋寡闻，“新八字方针”提出后，还没有听见过有谁批判过商品经济。
　　二、关于十二大报告及其起草
　　《二十讲》说：“负责中共十二大文件起草的一位理论家(本书的第一位作者在《自选集》中已经点名是胡乔木——引者注)授意起草组部分成员写了一封给他的‘来信’，批评经济学家关于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把企业办成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的经济活动主要由市场调节、改革的实质是要建立商品经济等意见。”胡乔木等人的这种“努力获得了成功，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认：‘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这样一来，国有企业改革失去了方向。”(65 -66页)其实，这不过是重复本书第一位作者在1998年说过的话。那时他的结论是：由于这封信，“结果使得十二大的政治报告在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上没有取得进展”。②他的合唱者说：“1979年11月，小平同志刚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就受到‘左’的干扰，主管理论工作的一位领导同志甚至批发了五位同志给他的信，你看，反对改革的声音多么大。”③
　　事实如何呢?
　　起草十二大报告时，人们正在深入学习和宣传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是《决议》明确提出来的。起草十二大报告以此为依据是理所当然的。
　　不仅如此。在中共中央决定组织班子起草十二大报告前夕，邓小平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说到：“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全国一盘棋，主要经济活动都要纳入国家计划轨道。”④
　　有一点不妨提一下。就在讨论报告初稿时，起草班子中有一位同志不赞成两步走的战略部署，不赞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不赞成提倡艰苦奋斗。报告中央后，邓小平、陈云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均表示不同意这位同志的看法，指示按原来确定的方针不变。
　　据笔者回忆，中央书记处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十一届七中全会讨论报告稿时，都提出了一些修政意见，但对于包括计划和市场问题在内的重要方针和提法，都是肯定的。
　　稍有点党内政治生活常识的人都懂得，中央文件的基本精神和重要提法，都要由中央来决定，而不是起草班子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的。何况许多足以说明情况的史料早已公开发表，时至今日还有人重复编造的谎言，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十二大报告关于计划和市场问题的概述，是否像他的合唱者所说的，干扰了邓小平1979年11月的讲话了呢?看看邓小平讲话就可以看出：他的合唱者的说法不仅是对十二大报告的指责，也是对邓小平讲话的曲解。邓小平在说了“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后紧接着说：“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⑤邓小平明明白白地讲了“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把十二大报告所讲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说成是对邓小平上述谈话的“干扰”，不是太离奇了吗?
　　现在简要地介绍一下五位同志的信和信的主要内容。
　　日十一届七中全会审议决定将报告稿提交党的十二大审议后，胡乔木拿来一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室编印的上送材料，让参加起草经济部分的三位同志和另外两位有关同志好好研究一下，把意见写出来。这些同志研究后写了一封信，由林涧青、袁木、王忍之、有林、桂世镛五位同志签名，交给胡乔木，他批给了院办公室。信是我起草的，有责任把它说清楚。
　　这封信共1100多字，主要有两段。
　　一段是对社科院办公室编印的材料“没能全面地反映对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意见”提出意见，认为“材料”名为“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意见”，但对于多数同志的意见却未提及。比如不少同志认为，“我们过去的经济体制确有统得过多、过死等弊病，需要进行很大的改革，主张根据不同的情况给企业以不同的权利，主张运用价值规律和经济杠杆，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等等。不过，他们不赞成把我们的现行体制说得一无是处，似乎三十多年来我们搞的是‘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的计划经营方式’，搞了什么‘封建统制经济’;不赞成取消作为计划经济基本标志的指令性计划;不赞成把国营企业都变成‘独立的经济实体’。”“材料”对于这些观点，只字不提。“把这种没有如实反映情况的材料上送中央领导同志，是不够严肃的。”
　　被“材料”置而不提的这段话中，有的提法如关于指令性计划等，由于后来情况的变化逐渐改变了，但在当时是符合实际、符合中央精神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也没有说取消指令性计划，而是说“要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中需要由国家调拨分配的部分，对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其他大量产品和经济活动，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指导性计划或完全由市场调节”。⑥《决定》在规定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前边，还冠以“相对”二字。这充分说明，五位同志的信不仅同十二大报告的精神一致，同此后制定的《决定》的精神也并不矛盾，对此横加指责毫无道理。五位同志信的另一段，是不同意用下定义的笔法，把社会主义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或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信是这样写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它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所共有的现象。从商品生产的共同性(即商品生产一般)来说，它所表示的只是人们作为商品所有者互相对待。用商品关系概括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更概括不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同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资本论》第1卷)在我国，尽管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做这样的概括，那就会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之间共同占有、联合劳动的关系，说成是商品等价物交换的关系：就会认定支配我们经济活动的，主要是价值规律，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的规律。这样就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
　　论者指责，这样说是否定商品经济，是对“商品经济论的批评”。在这里，论者混淆了两个不同的论断，即把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都要发展商品经济和把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这两个论断混为一谈了。
　　具体负责十二大报告起草的胡乔木，他所反对的也是把社会主义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对于商品经济他不仅不反对，而且是大力提倡的。笔者可以从亲身经历的事情中举一个例子来说明。1977年上半年，中央决定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的会。筹备期间，要为华国锋起草主题讲话稿，笔者参加了。胡乔木看过后，认为我们起草的稿子是写理论文章的口气，不像一个党的主席所作的报告。他着手进行大修改，实际上是重写了。他以商业为主题展开论述。人们都知道，商业是商品交换发达的形式，是与商品经济紧密联系的范畴。这样论述不仅更贴近实际，而且更深入了。
　　那么，五位同志的信说不能用商品经济来概括社会主义经济，同中央文件的精神一致不一致呢?十二大报告不用说了，就同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十三大报告比较一下吧。
　　十三大报告重申并进一步发挥了《决定》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括，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并且指出了“需要明确的几个基本观念”，其中第一个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在全社会自觉保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这两种形式和手段，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⑦十分明显，这两个文件在讲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时，都有“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定语，用以表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性质。胡乔木批发的五位同志的信，同这两个文件有什么抵触?又怎么“使十二大政治报告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没有能取得进展”，成了“反对改革的声音”?
　　当然，对于计划和市场之间的关系的判断是有变化的。这种变化，正如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是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认识来源于实践，把实践放在前面，是符合认识论的。
　　三、1989年末至1990年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回潮”“倒退”吗?
　　《二十讲》指责1990年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当”(121页)。而本书的第一位作者早在1998年就说过，1989年政治风波后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是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后退”。⑧他的合唱者说，“1990年，计划经济又回潮了”。⑨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其指责所向。
　　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⑩
　　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指出：“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江泽民在会议闭幕讲话的第三个问题，即“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他说：“《建议》提出，要在今后十年中初步建立适应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并且提出了需要把握的若干要点。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这都是根据邓小平“六九”讲话的精神加以阐述的。
　　十二届三中全所作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十三大报告也是如此。《决定》写道：“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讲话说：“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用机制，既要遵循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遵循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有规律。 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改变过去那种忽视市场作用、忽视价值规律的做法，同时要加强和改善国家的计划管理和宏观调控。坚持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一项开创性工作。”
　　应该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有区别，但并不很大，其共同点是主要的。因为两个提法都指明计划和市场相统一，强调在实践中必须妥善地运用这两种调节手段。硬把1992年上半年以前人们宣传“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说成是什么“回潮”“倒退”是毫无根据的。
　　就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强调“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又强调“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我们之所以强调发挥市场和计划两种调节手段的作用，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生产决定交换和分配。“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竟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把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和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把运用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发挥二者的长处，说成是“‘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4页)，纯系新自由主义市场万能论的陈词滥调。
　　《二十讲》还说什么“对于中国改革的目标，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主要是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主张“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并点出陈云持这种主张。另一种主张是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说“邓小平显然属于后一个阵营”。并且说在当时“主张实行市场经济的人们通常采取在政治上较为安全的方式，按照俄罗斯人的语言习惯，把市场经济称为‘商品经济’，或者更加稳妥地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25 ~126页)这段话根本不符合事实。事实是邓小平对此问题的认识有个发展过程，而且俄罗斯人也没有这样的语言习惯。在俄文中，“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并列的两个词。商品经济，товарноехозЯйство;市场经济，рыночноехозЯйство;рыночнаЯЭкономика。
　　说实话，我根本不同意此书的基本观点，书中失实之处也不仅上述几条。限于时间和精力只好到此为止。写文章通常都要有个结束语。那就用标题“一个严肃的学者起码要尊重事实”来代替吧。
　　注释：
　　①《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经济观察报》日。
　　②《吴敬琏访谈录》，《百年潮》1998年第2期。
　　③《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经济观察报》日;《深化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炎黄春秋》2006年第9期，
　　④《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⑥《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9~570页。
　　⑦《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7页。
　　⑧《吴敬琏访谈录》，《百年潮》1998年第2期。
　　⑨《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经济观察报》日;《深化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炎黄春秋》2006年第9期。
　　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页。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9页。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227页。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权贵市场经济”一词被错用
　　经济学家吴敬琏一直认为中国是“权贵市场经济”，这一说法流传甚广，影响也甚恶劣，但是完全错误的。
　　首先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权贵市场经济的定义，权贵市场经济，也经常与“权贵资本主义”混用，主要指的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模式，其核心是私人资本通过向权力阶层靠拢或是直接控制权力来获得利益，因此权贵资本主义必须满足两大条件，首先必须是私人资本，其次是私人资本与权力结合获取更大的利益。
　　在东南亚或是拉美，特别是东南亚往往是几个强大的家族控制了大部分资本。而所谓的政治竞选也往往是这几个大家族轮流执政，因此这些人在政治上的任人唯亲，并渗透到商业世界，影响到经济和社会。它破坏公共服务型的经济和政治理想，其民主制度只是空壳子。这些人在经济上获得偏袒，表现在法律许可的分配、政府补助或特殊的税收优惠等等，又因为这些国家经济比较落后，制造业和服务业非常不发达，人民消费的主要还是未经加工的初级能源和原料，所以极易滋生权贵资本主义。
　　当今世界，虽然大部分国家都选择了市场经济道路，但其中多数国家并没有顺利实现现代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权贵市场经济”或“坏的市场经济”的泥坑，而民主竞选则是这些大家族得以控制国家经济，从而将这些国家导向权贵资本主义的最直接原因。
　　什么样的土壤容易滋生权贵资本主义?
　　权贵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一种形态，既不同于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也不同于日韩的财阀资本主义和中国国民党时期的官僚资本主义，它有着自己的特点。
　　权贵资本主义的诞生，虽然主要是政治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还是经济发展阶段使然。一般权贵资本主义发生在一个国家的初级现代化阶段。其滋生的领域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自然垄断领域，一个是以政府为客户的领域，天然垄断领域比如资源、能源领域、城市公共工程、交通基础设施等。我们可以举例子，比如油田、铁矿等，这些矿藏都具有天然垄断性，从事这些经营的私人资本只要从政府那里获得一个开采执照，就可以赚大钱。因此这些领域对他们最重要的不是市场而是获得开采执照，因此天然垄断领域最容易滋生权贵资本。
　　另一个最容易滋生权贵资本的就是以政府为客户的领域，这以军工行业为最典型，比如在美国的军工都是私人资本，他们如果在国内销售，政府就是最主要的客户，因此他们必然要向政府靠拢，美国的军火企业向来都是美国总统最大的金主之一。
　　在历史上美国这些国家也是权贵资本主义横行，比如政治被一些商业家族控制，甚至商业家族的人直接执掌国家政权，担任诸如财政部长，商业部长等重要职务。但后期由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权贵经济的比重越来越低，权贵资本主义的色彩也越来越淡，但即使这样在部分领域仍然带有很强的权贵色彩，比如美国的军工石油行业就是这样，比如美国的布什家族就是典型的石油权贵。代表美国军工利益的美国步枪协会更是权贵云集，但这些领域必然在经济中占据的比例不高，因此现在也没有人将美国看作权贵资本主义了。
　　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最容易滋生权贵资本主义
　　容易滋生权贵资本主义的是发达与最不发达中间的国家。因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中，服务业、消费业是经济的主体，比如欧洲、美国。而服务业和消费品生产的赢利来源主要靠市场竞争，而不是靠特权，因此这些行业不可能产生权贵资本主义;而在最不发达的经济体，还是农业为主，而农业也是不会权贵资本的领域，比如非洲就属于这种情况。
　　而在那些处于中等发达水平的地区比如拉美和东南亚地区最容易滋生权贵资本主义，因为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及服务业尚不发达，国家产业主要分布于资源、能源、基础建设等有关行业，因此容易滋生权贵资本主义。
　　中国存在权贵资本主义吗?
　　根据上面的分析，权贵资本主义主义出现在资源、能源领域和政府订单行业，而中国现在早已经是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国家，早就过了滋生权贵资本主义的阶段，中国现在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都是面向市场，直接面向客户和消费者，因此权贵资本主义不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中国权贵市场经济最发达的是八大年代，而到了九十年代制造业兴起后，权贵市场经济自然就消亡了，一切都面向市场，一个要素都已经市场化。而现在东南亚和拉美的经济形态跟中国八十年代差不多。
　　第二，中国在资源，能源行业主要是国有企业，中国的国有资本属于国家，而非有权势的个人，这是与东南亚完全不同的，东南亚的权贵经济都是私人经济，中国确实有部分官员的子女在国企任职，但这仅仅是一部分，中国的国企老总，更多的并非官员子女，而是从基层一点点干上来的，而且这些人都有任期限制，他们在任期内拿相应的报酬，而一旦退休，也就与这些企业一点关系没有了。
　　另外中国的国有企业完全听从国家指挥，完全服从国家利益，比如在救灾，经济危机，扶贫，特定行业方面等方面都完全服务于国家利益，而权贵市场经济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而且正好相反，他们不但不听国家指挥，反而反过来控制国家，这也是中国的国有经济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他们的权贵经济反而阻碍国家发展的原因。
　　总之，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首先随着制造业和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越来越不可能出现权贵资本主义，其次，中国在能源、能源、军工领域的国有经营反而成功避免了权贵资本主义，因此中国不仅不存在什么权贵资本主义，而且是世界上权贵资本主义程度最轻的国家，比美国还要轻。
　　权贵市场经济是西方经济学界发明的一个词汇，而西方媒体从来就没有这样称呼过中国。是他们不知道，或是不会用这个词吗?显然不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为中国是权贵市场经济，他们要遵循基本的伦理，不能错用词汇，那么中国经济属于什么类型呢，西方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模式有个称呼是“国家市场经济”，这样说其实比权贵资本主义更合适，也更准确，中国国有资本在中国具有相当大的主导性，而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西方并没有得到多少批判，而在金融危机之后被认为是成功的，是应该被模仿的，因此包含美国和欧洲在内都在注重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中国反而成为了西方学习的对象。
　　财阀资本主义不是权贵资本主义
　　我们看日本、韩国，这两个国家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也密切到了非同寻常的地步，比如企业利用国家的力量开拓海外市场，比如企业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大量的补贴，但这两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只是被人们称为财阀资本主义，而非权贵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对于日本的丰田、索尼等企业，决定他们企业业绩的是消费者，政府对他们的帮助并不是决定企业业绩的最核心因素，这与以政府为客户的军工行业、和必须从政府那里获得执照的能源行业有着非常大的不同。
　　自然垄断行业私有化反而会滋生权贵资本主义
　　中国的国企并非全部是垄断行业，只有部分处于垄断行业，但是垄断分为天然垄断和人为垄断，天然垄断是没有办法打破的，只能让国有企业从事公益性经营。而不幸的是，中国现在出现了外资垄断的不合理现象，比如很多城市将供水出售给外资水务公司。城市通水系统是典型的天然垄断行业，将这一行业交由外资经营，民众得到的只是一年一个台阶的水价上涨，其余没有从中得到其他任何好处，只会让民众受到更高的价格，劳动受到更大的剥削，其余没有任何好处。
　　中国不能人为制造权贵，如果自然垄断行业私营化其结果像东南亚就是，垄断行业外资化其结果就是和拉美一样，无论是东南亚化还是拉美化，都是贵资本主义，中国将城市供水开放给外资，将原煤开采开放给私人资本，都是彻头彻尾都的失败，中国不能再重蹈覆辙。我们不需要将现在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刻意新制造出一批石油富豪，电信大鳄、军工大王等，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权贵，而这些人一旦诞生，必然尾大不掉，最后反过来控制国家，我们绝对不能人为的制造权贵。
　　中国的东方早报曾经发表过一篇《请停说权贵市场经济》的文章，指出 “权贵市场经济”的走红反映了泛滥的民粹主义情绪。改革年代的受损者、失败者、受伤害者、嫉妒者、失意者、迷惘者、怀疑者、不明真相者，鱼龙混杂，许多都站到了民粹主义的旗帜下，一吐种种怨恨、愤懑和不满。诸多评论人士和专业人士不假思索即使用这个词语，有意无意间迎合了这股思潮，这对于我们认清现实、理性思考、找准改革方向，并无实际帮助，倒是颇为有害。
　　变乱人们的思想总是从变乱人们的语言开始，当人们一脑袋混乱的时候，他们就会在行动中胡作非为。在这个迷雾重重的关头，更需要谨慎使用语词和概念，因为稀缺的理性在此时更为稀缺，狂热的情绪在此时却愈加狂热。拥有话语权的人必须保持审慎和清晰，只有清晰的头脑才有机会赢得光明的未来。
　　这种评论是非常恰当也是非常到位的。
　　原标题：从“千军万马”开发页岩气的主张，看极端市场化灾难
　　页岩气，是国务院近年新批准的独立矿种。它赋存于富有机质泥页岩及其夹层中，是以吸附和游离状态为主要存在方式的非常规天然气。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富煤、少油、贫气的国家”。[1]过去，由于页岩气开采成本高，开发利用缓慢。近几年来，随着水平井和水力压裂等关键技术的突破，页岩气开发正在改变世界的能源格局，并已经开始影响相关国家能源战略的重大调整。据报道，中国页岩气可采资源量初步估计在31万亿立方米，在世界名列前茅，预计2020年产量将超过1000亿立方米，达到目前常规天然气生产水平，2030年产量有望与常规天然气相当，与美国接近。[2]
　　当下的中国如何开采页岩气，是国家亟待确定的战略课题。对此，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市场化”开发页岩气的呼声非常高，其中最典型的是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2012财新峰会”上，针对“目前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权都掌握在国有企业手里”，公开主张：“开发页岩气遇到的问题不仅是技术问题，在中国还有体制问题，页岩气的分布是非常广泛的，适合一些中小企业千军万马齐上阵。”[3]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有学者重提“放宽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准入”的政策建议。[4]
　　对此，有必要用事实说明：“中小企业千军万马齐上阵”开采页岩气的极端市场化资源开发模式，若被采纳，很有可能带来一系列灾难。
　　一、“千军万马”开发页岩气有可能诱发生态灾难
　　页岩气藏的储层一般呈特低孔、特低渗透率的物性特征，气层压力高，其开采通常要先打直井到几千米地下，再向水平方向钻进数百米到上千米，并采用大型水力压裂技术，通过向地下注入清水、陶粒、化学物等混合成的压裂液，以数十到上百兆帕的压力(产生1兆帕压强，需要在1平方厘米面积上施加约10公斤的压力)，将蕴含天然气气流的岩层“撬开”。[5]据报道，在美国开采页岩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单位面积打井密度越高产气量就越高，其打井密度通常是开采常规天然气的数倍。美国著名的巴奈特(Barnett)页岩气区块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2008年钻井数量已达1.21万口，平均每平方公里打一口井，故开采页岩气有“地毯式钻井”之称。[6]
　　页岩气的上述气藏特点和开采特点，决定了国家大规模开发页岩气不能回避“两必然两可能”的环保问题：
　　一是必然加剧水资源短缺。据报道，开采一口页岩气井通常需要20万吨水。在页岩气开发的“十二五”规划中，像华北地区、准噶尔盆地、吐哈盆地、鄂尔多斯盆地都是严重缺水地区。有业内专家提醒，即便在陕西和四川，大规模开发页岩气也有可能出现与工业、农业和生态需求“争水”的社会发展难题。[7]
　　二是必然形成大面积的地下水污染。开采页岩气，需要向页岩中注入的压裂液中含有大量化学成分，这势必造成大面积的地下蓄水层污染，且根本无法治理，后果也难以预测。
　　三是可能引发严重的地表水污染。西方石油寡头雪佛龙最近一二十年在厄瓜多尔热带森林、在尼日利亚三角洲等地排放污水带来的灾难，[8]是前车之鉴，很值得警惕。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教授级工程师丁士东指出，最大的污染存在于反排阶段，因为压裂液里含有高分子和低分子聚合物。[9]2010年，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蜀南气矿在四川珙县上罗镇钻探两口页岩气井，经过两年努力，实现了我国首例页岩气商业供气。目前的情况是，这两口页岩气井每天都要从页岩气储藏层中抽出一部分有害废水，再用水罐车将这些废水运走，以“反排废水”方式，重新注入新钻探的页岩气井的地层深处。据了解，页岩气的废水处理费用约占页岩气开采成本的10%左右。如果页岩气开采市场完全放开，受资本逐利性的驱动，一些民营企业能不能像国企那样不惜代价承担社会责任，难说。除此之外，还有媒体称：“页岩气开采可能导致气井周围半径一公里范围内的饮用水被甲烷、乙烷和丙烷污染。”[10]
　　四是可能诱发地震。四川，既是天然气和页岩气的富集区，同时又是地壳板块断裂带的富集区。目前的情况是，一些地震断裂带附近已经或正在兴建了一大批巨型水电站，如金沙江下游在建或规划中的四座巨型水电站，就位于或靠近最近频繁发生3.0-4.9级地震的华蓥山、则木河、小江等断裂带，其中装机容量600万千瓦的向家坝水电站2012年底蓄水发电后，库区就发生过3.1级地震，震中就在白杨坪隧道旁;[11]又如装机容量仅次于三峡电站、水库总库容相当于1975年河南特大水灾洪水总量四分之三的溪洛渡电站，附近就曾发生过七级地震。[12]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