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在这一进程中，有许多从事文学翻译和教育工作的外国友人，在关注和见证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同时，也向世界讲述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

中国民众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我感受最多的是中国人精神面貌的变化，是一个国家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发展中，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在每个人身上留下的时代印记。

我最近一次去中国是去年8月，如今的中国已经与我34年前第一次去时的样子截然不同。过去几十年来，波兰和中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一名汉学研究者，身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变革时代，我有幸见证了中国的巨变，也见证了波中友谊的情深谊长。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波兰，中国研究并非热门专业。1981年我进入华沙大学汉学系学习中文时，班里只有7名学生。而且很遗憾的是，其他6名同学最后都转学别的专业了。但在今天的波兰，5所大学设立了汉学系，几乎所有大学都在教授中文。华沙大学汉学系每年招收50名左右的学生。除了汉学系，华沙大学的经济系和法律系也都开设了与中国相关的课程。波兰大学里与中国研究相关的专业早已成了热门学科。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波兰学术界研究的方向。

1985年，我到中国留学。那时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整个国家都处在快速的发展变化之中。其间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北京的四惠附近，出门就能看到农田菜园，路上是熙熙攘攘的自行车流。那时估计很多人跟我一样，完全不会预见到那个田园牧歌式的东方国度能在短短几十年里变成一个如此现代化的国家。如今行走在北京、上海街头，你会发现它们与巴黎、纽约没什么区别。不久前我访问重庆时，就被这座现代化的山城震撼到了。在中国，不仅东部地区在快速发展，西部的很多城市也都变成了国际化的大都市，这样的均衡发展让人印象深刻。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大家看到最多的当然是经济上的发展，高楼大厦、高速铁路、现代化机场、高速手机网络，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标志。作为一名汉学研究者，我感受最多的是中国人精神面貌的变化，是一个国家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发展中，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在每个人身上留下的时代印记。

刚去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羞涩、严肃的。那时中国的民众还不擅于跟外国朋友打交道，但是在大城市里已有了学英语的潮流。由于改革开放，中国民众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大家都对未来的幸福生活充满了期待，也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今天的中国人更加开放自信，在同国外民众交流时非常轻松自然。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快速发展的社会在人们身上留下的印记。

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外面的世界影响了中国，中国也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过去几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和中东欧地区的交流明显增多。现在波兰很多城市都有汉语日等活动，学习汉语的热情在波兰越发高涨。我坚信文化交流是增进两国人民了解最有效的途径。欣赏彼此的文化，了解彼此的历史，珍惜彼此的友谊，定能让波中两国人民的关系更加融洽。

在我看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给世界最大的启示就是，一个国家要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在改革与继承、开放与传统、东方与西方、未来与历史中间寻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中国的经验无疑向世界证明，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文明古国实现伟大复兴的现代样本，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宝贵财富和经验。

（作者玛乌戈热塔·雷里加为波兰华沙大学汉学系主任，本报驻波兰记者于洋采访整理）

改革开放搭建起人文交流之桥

我看到了改革开放给中国每一个普通家庭、每一个人带来的更多幸福感。

在我选择就读杜伦大学中国学专业时，中国还未开始改革开放，谁也不清楚未来中国会是什么样子。那时，我的中学老师不太理解我的选择，但身为外交官的父亲非常支持我。当时整个英国只有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杜伦大学等5所大学有与中国、中文相关的专业。现在看来，这个决定塑造了我此后的人生。

中国改革开放给了英中两国学生更多的交流机会。1979年，作为英国首批赴中国的本科留学生之一，我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去年夏天，我再次到中国旅行，从深圳坐高铁到昆明，坐着高铁在无数的隧道、桥梁之间穿梭疾行，近1500公里的路程仅需7个小时就能到达，这令我非常惊叹。

上世纪90年代，我成为一名教授中文的老师。从学习汉语到成为一名汉语老师，我有幸见证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曾经，杜伦大学的中国学专业一共只有3名本科生，如今英国许多大学都开设了中文课程。截至2017年底，全英共开设孔子学院29所、孔子课堂148所，英国掀起了学中文热潮。过去，曾经在一次商务会议上，我是唯一一位英汉双语翻译，在谈判过程中所有人都紧盯着我，迫切地希望我准确表达双方的需求。如今，英中双语人才随处可见，英中双边贸易额已超过790亿美元。

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红利。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也承担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英中两国的教育交流不断增强，学生们的思维方式和眼界也不断开阔。在英国的外国留学生中，中国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造力首屈一指。

中国改革开放搭建起人文交流之桥。英中两国之间的交流是多重的，高层间的互动、企业间的投资和经贸往来，以及人文交流缺一不可。其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至关重要，两国的青年学生一起上课、一起参与各项活动，自然就有更多交流和分享的机会，也更容易理解和认同彼此。跨文化交流的精髓就在求同存异，要实现这一点，也要求两国不断扩大开放、深入合作。

在2000年前后，我去北京大学访问的时候，看到一对母子在结冰的未名湖上打雪仗。他们的笑声深深感染了我，让我记忆深刻。从这对快乐的母子身上，我看到了改革开放给中国每一个普通家庭、每一个人带来的更多幸福感。

（作者杜可歆为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孔子学院外方院长，本报驻英国记者强薇采访整理）

在文学作品中探寻中国发展秘诀

中国的发展到底靠什么？秘诀是什么？这引发了全世界的好奇。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就藏着这样的秘密。

作为青年翻译家，最近几年我每年都会去中国参加文学翻译学术活动，切身体会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对我来说是一个历史悠久、神秘且遥远的国度，她独特的文化让我着迷。我从小就对语言学习感兴趣，渴望读懂中国文字。高中毕业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报考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的中文专业。

中国文化让我迷恋至深。我一直觉得，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个国家，就必须去读懂它的文学。我从文学作品中逐步接触、认识和了解中国，毕业后也一直从事文学翻译工作。

在书中，我了解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中国的发展到底靠什么？秘诀是什么？这引发了全世界的好奇。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就藏着这样的秘密。我希望通过文学翻译，让阿拉伯读者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了解中国发展的秘诀。这种软实力将促进并加强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增进彼此的了解。

文学翻译工作承载民心相通的重要使命，对这份带有使命感的工作我深感责任重大。翻译时，我会反复研究每一篇小说的文化背景，希望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领悟作者的真实想法，以便准确翻译出他的艺术特色。在翻译当代作家毕飞宇的《推拿》时，我曾近距离地感受盲人的生活状态，观看了许多关于盲人的电影，通过观察了解盲人的心理世界，深刻体会他们怎么生活、怎么恋爱、怎么工作、怎么克服残疾以及他们对健康、对社会的态度。2017年5月，《推拿》获得埃及《文学消息报》最高翻译奖。

在中国，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这里的人民。他们思维活跃、视野开阔，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深深感染了我。在与他们的谈话中，我受益匪浅，也期待更深入地去探究中国发展的文化基因，观察改革开放给中国以及世界带来的变化。

中国改革开放让世界受益。“一带一路”倡议让包括埃及在内的国家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些国家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就业机会大幅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不断提高。改革开放对我的职业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中国的文学作品受到越来越多阿拉伯读者欢迎，我的工作激情也被进一步激发，我也更有信心把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展现给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魅力，了解中国智慧的根源。

（作者米拉·艾哈迈德为埃及文学翻译家，本报驻埃及记者景玥、黄培昭采访整理）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强劲动力

参与得越多，越觉得自己对中国的了解不够，就越是动力满满。

“一撇一捺写人字，横平竖直学做人”。从19年前开始学习汉语，到现在担任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孔子学院的副教授，我与中国结缘已久。

从小我就喜欢汉字，象形字像是美丽的图案，千变万化，有无限的解读空间。而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变化也如同汉字一样，耐人寻味。

2000年，从电视上听说白俄罗斯国立大学要开设新专业——汉语，刚高中毕业的我马上就决定报考。当时周围的人都觉得不解，问我为什么要去学那么难学又有些冷门的汉语。但我就是有一腔热忱，想去学中文、了解中国。

现在回头看，那个时候的选择很有先见之明。当初，在全白俄罗斯学习汉语的人数不到100人，全国学汉语的学生都互相认识，大家经常在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举行的活动上碰面。现在，仅仅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孔子学院里每年就有300多人学习汉语，各地中小学都在积极推广汉语教学，企业也在积极开展员工汉语培训。这些都在见证着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

我曾在天津外国语大学留学一年。当时我就已经感受到中国惊人的发展速度。我记得很清楚，就在那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天津已经旧貌换新颜：马场道附近的一条小道，变成了宽阔的大马路，周围建起了鳞次栉比的高楼。我走过的时候差点迷了路。

毕业后，我在母校担任汉语教师，教授汉字、语音、语法理论、汉语历史等课程。其间，我翻译了中篇小说《繁华》，参与编写《对外汉语教学法》等书籍。虽然日常很忙碌，但从来不觉得疲惫。从最初开始学习汉字的发音和笔画，进而不断了解中国历史，到现在开始编写汉语教材、翻译文学作品，参与得越多，越觉得自己对中国的了解不够，就越是动力满满。

可以说，中国的发展不是以年为单位，而是以天为单位。虽然我平均每年都要去一次中国，但每一次我都能看到一个大不一样的中国。记得一天晚上出去买东西，看到工人正在重新铺设路上的沥青。本来以为这条路要修个十天半月，但是第二天路过的时候发现已经铺好了。这种例子有很多，中国的效率常常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从国家实力的宏观层面上看，还是在人民生活的点滴日常中，我都能感受到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强劲动力。

白俄罗斯和中国在自然条件、人口资源等各个方面都有所不同，如何更好地借鉴和学习中国经验是我当下正在研究的课题。去年，我有幸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培训，聆听了一系列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学术讲座，参观了工业、经济、文化等多个代表性项目。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力。中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作者于莉雅为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副教授，本报驻俄罗斯记者屈佩采访整理）

要清醒地认识到，创新驱动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特别是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科技创新资源布局不足，导致关键核心技术出现短板。必须大力开展原创性、引领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实现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

最近，国际权威科研杂志《自然》发布的2022年全球科技进步自然指数前10名中，中国占据了6位。截至2021年底，中国发表的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已经连续11年居世界第二位；高被引论文数占世界份额24.8%，位居世界第二。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从专利法空白到2022年9月发明专利有效量408.1万件。我国科技事业发生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创造了世界创新史的“中国速度”。

（二）研发投入居世界前列

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数据，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由2000年的0.89%提升到了2020年的2.4%，全球排名从30位提升到13位，年研发投入年均增长率14%，是韩国的2倍，美国的4倍。清华大学发布的《国家创新白皮书》提到，中国的科研人员数量已超过6000万人，占世界研发人员总量的25%，超过了美国的17%，居世界第一。

（三）创新绩效提质升级

2021年，中国PCT专利申请69540件，同比增长0.9%，仍然是《专利合作条约》的最大用户。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由2012年第34位上升至2022年的第11位，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跻身全球科技集群前10位。注册企业数量从1300多万户增加至5100多万户，接近美国和欧盟企业数量之和；涌现出一批世界级创新型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中国式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重要补充，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力。

中国式创新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新型举国体制。

它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通过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协同发力，凝聚和集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社会资源，共同攻克重大科技难题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其特征是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并综合运用行政的和市场的多种手段，尊重科学规律、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

中国式创新，是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创新。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中国式创新是国家主导的创新

中国式创新，是由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治理方式决定的。新型举国体制要求，重大的创新，由国家制定重大的创新战略，由国家配置资源、成立集中攻关的课题，建立国家级实验室等；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由国家掌握，并且由国家制定一系列有关创新的宏观政策和实施方案。中国式创新，体现的是制度的力量。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在若干重要领域攻坚克难，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有效机制。

（二）中国式创新是以“独立自主”为基本原则的创新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重大科技新兴领域，存在不少“卡脖子”问题，这是由中国目前所处的世界环境决定的。当前，我国是在“追赶型”经济发展中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创新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

要清醒地认识到，创新驱动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特别是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科技创新资源布局不足，导致关键核心技术出现短板。必须大力开展原创性、引领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实现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

（三）中国式创新是以“双创”为依托的创新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关键是“创”，根本是“众”，这个“众”就是人民群众，创新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质，实际上就是推动中华民族投入创新的伟业中，成为创新型民族。2022年，登记在册的“四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企业达2300多万户，占中国全部企业的46.4%。中科院《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科技人力资源超过1.1亿人，居世界第一，相当于多个发达国家科技人力资源的总和。这已经给我们打了很好的基础，但是要焕发整个民族的创新激情，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中国式创新是建立在强大创新市场上的创新

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就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创新”要想做大做强，必须要培育强大的创新市场。

第一，创新市场与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一样，是我国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创新市场分为三类：即基础研究创新市场、应用研究创新市场和试验发展创新市场。第三，我国当前创新的突出优势是新型举国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种体制必须要有创新市场作为基础。

创新市场是决定中国能否成为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和关键。深圳的创新之所以能够一直走在前面，正如深圳学者在研究中指出的那样，深圳有着“6个90%”的“创新密码”，即，90%以上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这就说明，深圳的创新市场比其他地方发达。

（五）中国式创新是坚持改革开放，继续向世界学习的创新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不仅促进了对外交流，展示了中国发展成就，更是在学习中创新了制度和模式，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坚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与世界各种创新范式交流借鉴中创新发展，推动全球共建创新市场，实现创新的合作共赢。尽管现在在创新上，还存在“卡脖子”问题，但是不会影响我们向世界学习的决心，我们也将克服各种困难继续向世界学习，并让创新成果惠及世界，建立“创新共同体”。

中国式创新要处理好的五对关系

（一）处理好新型举国体制与创新市场的关系

创新市场是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不是否定创新市场，不是否定市场在配置创新资源中的决定作用。而是以创新市场为基础，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以战略力量为动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二）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学习借鉴的关系

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向别人学习的历史。中国式创新不是闭门造车，不是与全球创新市场分割，而是要在学习借鉴中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一方面，当今世界，科学进步日新月异，我们不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就难以摆脱“卡脖子”的问题。另一方面，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科学技术，是全世界科学家们相互学习、彼此互鉴、接力传递、共同创造的成果。我们的自主创新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所有创新难题，创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加快流动，有助于深化国际合作，让我们与国际科技界一起推动人类科技进步，实现互利共赢。因此，我们强调自主创新，但绝不能关起门来搞创新，而是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在兼容并蓄中实现更高层次的自主创新。

（三）处理好科技创新与社会伦理、科技伦理的关系

纵观历史，科技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科技创新也不断给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带来诸多新的风险。

社会伦理包含着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的行为规范，科技伦理是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对各种风险挑战进行规制的行为规范，科技创新要与社会伦理、科技伦理实现良性互动。只有这样，科技创新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协调发展，才能为增进人类福祉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四）处理好科技创新与人文环境的关系

决定文明的力量之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也是文化的力量。我们一直说创新驱动发展，那是什么在驱动创新？笔者认为是文化在驱动创新。文化所形成的观念是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受文化影响而形成的企业家群体和创新创意群体，能在创新中如鱼得水。

科技创新的大发展，离不开解放思想和观念创新，离不开“全民创意”的推动，我们必须坚持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科学精神，这是走向创新型国家的三个重要精神。必须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人文环境，特别是要有包容的环境。正是因为深圳有海纳百川的气派，形成了万千移民共同的梦想实现之地，深圳才有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才能够走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前列。

（五）处理好国家重大创新和万众创新之间的关系

科技创新是国家经济不断发展和繁荣的原动力,是强国兴企之本。重大创新和万众创新都需要更好地发挥企业的作用。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民营企业是引领技术变革的重要力量，要从战略高度把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中的位置和作用。

创新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创新的实践证明，其成功率很低，换言之，大部分的创新是不成功的。坦率地说，国企的管理机制很难承受创新的失败。而民营企业为了最后的成功，则可以矢志不渝，一拼到底。国有企业要与民营企业错位发展、良性互动，将国有企业的稳健厚重、公共属性和民营企业的灵活高效、狼性文化有机结合，探索构建“国企搭台、民企唱戏、各展所长、协同出彩”的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新路径，用好商业规则和市场惯例，以市场化、法治化环境推动高水平的科技创新。

铸造“三个世界领先”的创新范式

深圳在国家创新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国家对深圳创新的期许，都要求深圳成为世界一流的创新高地。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一般意义上的改革，必须创造一系列崭新范式，不仅引领中国，而且能够影响世界。

（一）人才方面，成为世界人才聚集的高地

在世界四大湾区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发现，粤港澳大湾区人才聚集能力还比较弱，要在学习世界其他湾区的经验基础之上，建立一系列世界领先的人才制度，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引进和培养更多的创新人才、创新团队和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拔尖人才，成为国内乃至世界瞩目的人才集聚地。

（二）教育方面，建设世界一流高校院所

深圳的教育，包括大学教育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还缺乏世界一流的大学。而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要成为一流的创新高地，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深圳要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探索以联合办学等形式，引入更多国内著名乃至世界知名的高校，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创新型、研究型大学，推动形成崭新的教育体系。

（三）创新生态方面，共建世界级创新集群

未来国家创新竞争是“世界级城市群”创新质量和创新规模的竞争，靠一个城市单打独斗已经成为过去。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无缝衔接的巨型城市群。我们要以前海合作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为平台和牵引，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科技创新平台，加快建设具备强大要素集聚力和辐射力的巨型城市群创新网络。统筹协调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资源，率先探索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体制机制，打造国家级创新引擎。同时，加快与国际接轨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跨境金融、数据要素跨境流动，加快推动深港一级金融市场一体化，打造更优的创新生态链，建设世界级创新生态。

（作者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奖章”获得者、国家文化艺术智库特聘专家）

    作者简介：匡瑛，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研究，职业教育政策研究，职业院校德育研究；石伟平，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比较职业教育研究。上海 200062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年，我国职业教育历经波折、异军突起，经历了恢复重建—大力发展—快速发展的脉络。其发展并非匀速，而是一个经历了起伏又加速的过程，以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为背景，根据关键性事件和里程碑文件，可将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40年的职业教育发展走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职业教育现代化之路。这条现代化的发展之路体现了三个关键词：“适需性”“科学性”和“自主性”。文章对其未来发展作出了四方面展望。

　　关 键 词：现代化 改革开放40年 职业教育 改革发展

　　标题注释：本论文受国家社科基金国家一般项目“职校生职业精神培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角”(BJA140062)的资助。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社会变化极其深刻、复杂的40年。这40年，正是我国职业教育历经波折、异军突起的40年，也是中国职业教育走向现代化的40年，职业教育规模逐渐扩大、质量日渐提升、结构日趋完善、效益稳步上升，逐渐形成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社会经济发展输送了一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服务了国家战略发展需要。

　　对改革开放40年来职业教育发展的回顾，无疑是一种对历史事件多维度、多方面和多层次的解读，按照海德·怀特的说法是一种历史叙事[1]。存在于年间的“过去”多且复杂，如何把这些纷繁复杂的过去讲述成一个“连贯的事实”(coherent reality)，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然而，无论运用什么样的逻辑主线，以及如何讲述，历史必然有其内在规律可循。这里主要采用关键性的历史事件和里程碑的政策文件叙述的方式，把40年贯穿起来。

　　一、改革开放40年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各方面经历翻天覆地变化的40年，这种变化必然影响到职业教育的变革历程。我国职业教育并非匀速发展，而是一个经历了起伏又加速发展的过程。以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为背景，根据关键性事件和里程碑文件，可将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恢复重建阶段()

　　历经“文革”，各类教育包括职业教育均跌入低谷。1976年在邓小平的亲自督促和领导下，以推翻“两个凡是”批判“两个估计”为突破口，以恢复高考制度为标志，逐步展开教育领域的重建。当时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中等教育结构畸形，1978年普通高中在校学生数1553万人，而中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人数仅有212万人，高中阶段普职比达到88∶12[2]。与此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经济恢复发展急缺技术技能人才。

　　此后，国家越来越重视中等教育结构调整，局势才得以扭转。197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应该考虑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比例，特别是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3]1980年，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和1983年教育部联合各部委颁布的《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4]明确了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方向、途径和要求。

　　此阶段的调整措施有二：一是恢复发展中专(中等专业学校)和技校(技工学校)。1978年，国务院决定技工学校管理工作由教育部门划归到劳动部门，由产业主管部门领导。二是新建并大力发展职业高中。1980年8月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的文件《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指出“必须积极地逐步地把一部分普通中学改为职业学校”。

　　[15]柏守逊.职业教育要大步跨入经济建设主战场[J].人民教育，1992，(z1)：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