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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伤&&痛 常言说千里姻缘一线牵,这姻缘之事由不得自己,红线老人早已把你的姻缘用红线.连接了。姻缘不动,是时候不到。干娘对门家的米老太太因双目失明,外甥女常来伺候她,这外甥女论辈分称干娘为大姨,还断不了的来干娘家玩。干娘是急脾气,找了媒人很快说成了这门亲事,那真是快刀斩乱麻,接着传了启,订了亲。这传启订亲是男婚女嫁自古延袭下来的风俗,农村更是大兴其道。母亲知道这事后,给我寄来几十元钱筹办此事。想想下乡有五年之久了,不但无力孝敬老人,还得处处靠母亲的支援。如果离开母亲的经济援助,我什么事也做不成。当时女方比我小七岁,还是个小姑娘,我拿她当小妹妹看,我认为这婚事不合适,干娘说人家又不嫌你大,你这是怎么说的。说的也是,一切就由干娘做主了。那姑娘是米庄西北乡的肖屯村马家人氏,名叫佃秀。她年龄虽小,看样子心胸可不小。白白的脸庞衬着一双细长的丹凤眼,两道凤眉眺在双目之上,一眼就看出是个性情刚烈之人。她话语不多,凡事不露声色,沉着稳练,大有成人之风,眉宇间时常露出可爱的狡黠,使人很难猜透她的心思。订婚后佃秀经常来她姥姥家,帮姥姥烙煎饼、做家务,所以我们经常见面。我把传启定婚的事告诉了母亲,并带佃秀回淄博让母亲过目。母亲见儿媳长得俊俏,自然满意。我又带她让外祖父母,舅舅、舅母等人一一见过,都说:“群子找的媳妇漂亮”。在那个年代,只要有人敢跟我,让我打不了光棍,我就知足了,从没要求太高的条件,至于佃秀的漂亮是我命中的事。后来有很多说不明道不白的原因使我离开了米庄。人世间的事情是变化莫测的,我和干爹干娘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总起来说应该是关系处的很好。也不知我哪里做错了什么,时间长了,干爹有时冲我发牢骚,干娘好像也有变化,但不象干爹那样明显,我自觉很失意。我自幼在外闯荡,我行我素自由惯了,最不愿意的是受约束,我也是很敏感的,受不了一点点的不痛快。这使我很为难,所以我就搬回了我的宿舍。我在干爹家很努力,我是个能干活的人,我干了不少的活,我一心一意的想当好这个儿。我在生产队收工之后,一车一车地往家推土。去路边河沟摸石头,把猪圈垒了起来。又推土活泥把厕所建起来。我是很勤快的,抽空就往自留地里跑,浇园挖地样样都干。我是个讲义气的人,向来对人有感恩之心。我至今都不明白,与干爹干娘的分歧出在哪里?最终我想是否是生活习惯的原因。原本想我也没出头之日了,就我的情况也只能在农村死心踏地的过下去。给人家当个儿,也好相互有个照应,这水帮鱼,鱼帮水的什么亲疏,不就是在一起过日子么。现在想想我那心恢意冷的处境都有些心酸。还没成家就出现了不快,以后的路还很长,我感到无法应对和处理,这是摆在我面前的现实问题。我犹豫了,我采取了消极的退路,就是只有离开这里。退到哪里?只有向黄圩子“退却”。我先去岳丈家说明了情况,他们一家人没表态,佃秀总归年轻,也没说出所以然来,自然都是由我拿主意,这只是礼节上的事。我去意已决,我又回了黄圩子说明要回去的心意,在黄圩子又费了一番周折,这要感谢树亮和敬义的大力帮助。因为当时英庄公社有许多外派的知青,有好多在外不合适,也都返回到原村。在外几年的经历告诉我,知青不能“孤军做战”,必须抱团,看来集体插队的形式是有利于知青的。我从黄圩子返回米庄时把拉行李的马车一并带来了,我的突然离去是干爹干娘始料未及的。干爹没说什么,干娘舍不得我走,一年多的共同生活,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说走哪能这么容易。干娘真得动情了,其实我也不想走,如果稍一犹豫就走不成了,真是难舍难分。从黄圩子来的弟兄们七手八脚的把我屋里的行李装上马车,还是我来时的那点东西倒也好收拾,粮食都留在干娘家。在米庄近五年的时间也没发生什么变化。想想我从小学毕业后踏上社会整整十年,这十年有太多的委屈,太多的坎坷,是处处碰壁的十年,又是我从稚嫩到成长的十年。这仓促地离去使我来不及和乡亲们告别,我无法向人解释我离去的原因,只有任人评说。只会给人留下了一些猜疑,一些误解,也可能留下了一些蜚言。这件事情就象一场梦,从一开始离开知青大集体就是个错,是我把事情处理的过于简单草率。这里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回想走过的路,我人生中有成功,但大多是失败。缘分这东西是复杂的,谁都说不清道不明。我走后,干娘去了岳丈家,把我走的原因推在他们身上,指责他们。干娘认为如果不是他们同意,我是不会走的。唉!我的走与岳丈家无关,干娘错怪他们了,冤枉他们了。接着媒人登门,对岳丈家说了我一大堆的坏话,还说我家成分不好,父亲是杀人犯什么什么的,当然这都是编造,就是想促使佃秀解除婚约。佃秀是有主见的,她不会轻易改变主意,再说那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观念是很浓的。佃秀回忆说,她是认准我了,别人说什么都没用。她反问媒人:“你早干啥了,一开始为什么没说清楚?”那媒人使尽伎俩要把婚事搅黄,佃秀当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我的爱人是明事理的,在我眼里她不同于一般人,婚后逐渐成为了我的人生依靠,带来了我的人生改变。我的走,其实是源于我内心深处的感应,因为农村不是我的最终归宿。这人生的一些行为不是自己所能左右的。人生的路上天早已为你安排好了,你所走出的每一步都是客观注定的。客观就是“上天”,上天的力量无形大,它在决定着你的人生之路。再怎么有力量的人,也改变不了上天为你制定的人生归宿。不管什么原因,干娘是不愿意我离开她的,我的离去对干娘干爹来说是不愿看到的事,也是我人生中的一大遗憾。我总觉着不该离开他们,离开农村是迟早的事,这实在是没办法的,请原谅我的无知和草率。我一直记着你们的恩情,感激你们!经常想起你们,就像你们站在我的眼前,尤其是干娘给予的爱,那也是伟大的母爱啊!我很羡慕那些与农村建立了深厚感情的知青们,他们回城几十年了还经常去下乡的地方找感受、找回忆,并经常去看望那里的社员朋友们。这种心情我不比他们差,甚至更强,我一直爱着那里,但又不愿走进那里。触景生情啊,因为在那里我有着太多的烦恼和失意,还有许多心灵的创伤。上山下乡,使那代年轻人失去了人生的很多梦想和志向,造成了青年时期的一段知识空白,也促使他们在农村犯了一些过失。至于过失,无法把责任推给社会,过错在自己,当然不能否认社会对他们所犯过失带来的影响。生活中的过失多是事后才能认识到,能认识到自己的过失也是一种忏悔,这样能让人卸掉沉重的思想包袱、使自己轻松一些。人们往往对别人的弱点会大加指责,而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却往往回避和遮掩,这可能是一种天性。我想写回忆就要写出一个完整的自己,一个活鲜鲜的真人。这需要从记忆中一点点的挖掘那多年的往事和不为人知的心思,甚至要下狠心撕揭那血淋淋的伤痛。这才是回忆中最珍贵最有用的部分。
61、母&&亲年轻时的我虽说不是英俊出众,可也身体健壮敢做敢为。那正直、倔强的脾性是缘于我的健康体魄。性格直爽的人处事就不圆滑,自然不自然的会表现出棱角,遇事最容易情绪化。人说大丈夫成大事者喜怒不形于色,再大的事在心中装着,是惟大心胸。这一点我是做不到的,我心里容不下事,遇事很难控制情绪。我的这种性格一直持续到晚年,有时也给我的人生带来了一些不顺。这就是天性,没办法的,山难改,性难移呀!人耿直了,就易吃亏,但也有好处,便于和人相处。世间还是喜欢正直的人,别人不会处处提防着你。为人千万别对人使坏。整天想着对付别人,满脑子的歪门邪道,身心得不到健康发挥,这是要折寿的。还是与人为善的好,与人为善,别人也会为善于你。心胸坦荡了,才能心广体胖。也就是说心情好才能舒畅,身体才能康健。人要经常检点自己,谁都不是圣人、先哲。走过的路回头看看,总结一下,这样会少走弯路的。别太计较,常检点过失,既便有失误也会因此而挽回。这是一般而论,可能有些是无法挽回的,那无法挽回的会留下一生的惋惜和遗憾。可能人人都会有这种感受的,谁能说一生无过。记着郯城防地震那年,我带着老婆孩子回淄博避难,下火车后就考虑去哪呀!带着这一家人,有家不能归,有母不能奔,想来想去还是奔外祖母家吧,从小在外祖母家生活惯了,那里是避港湾。母亲在路上第一次看到两个可爱的孙女,抱了又抱,亲了又亲的依依不舍,我强忍着眼泪。母亲常对我说去郯城看看我们,可她一直没能如愿。我了解母亲的心,知道母亲难。母亲就是这样一生唯唯诺诺冲不出约束,这我不怨她。母亲早已是人家的人了,在当时那年代,因家庭原因及父亲的背景,为了母亲在社会上不受欺视,我同意母亲走这条路。可每逢回淄博看望母亲时,在我以前住过的家里与无血统关系的人在一起,就有说不出的拘谨,一点也不自然,觉着不是自己的家,有说不出的别扭,又怕母亲为难,总是匆匆而别从没有安心舒畅的过一段时间。对于家的感觉我和别人是不一样的,虽说继父人也不错,可我总是感觉不实在,没办法呀!这亲情是要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形成。母亲疼我,她知道我过的苦,所以最疼的是我。因为隔着一个“家”,母子间无法无拘无束的相处。我知道她补贴我的钱,是背着别人,在那有限的工资里挤攒的。1986年我全家返回淄博后,作为人母,她很想看看儿子的家,看看她那子孙是怎么生活的。这话她又说了多遍。我们同住在一个不大的城市里,坐公交车也用不了半个小时,可母亲象住在非常遥远的地方一样,一直未能实现看看儿子家的愿望。我多么希望母亲能来家看看呀,我不知世上怎么这不公、不快的事都让我摊上。我知道这不怨谁,也从没怨谁过,都是社会的原因造成的悲剧。母亲软弱的性格让她受了一生的委屈。在旧社会受气,受封建家庭的气;在新社会受气,受社会不公的气;在单位里受气,受老实厚道的气;在家庭里同样还受气,受软弱善良的气。有谁真的爱她?有谁真的理解她?她没有反抗,只有顺从,连去儿子家的勇气也没有。她一生都在委屈地活着,在作贱自已,这怎能快乐,怎能长寿。他就担心我过不好,为了让她放心,我曾对她说:“娘,你就放心吧!我能好好过下去。”“别人有的我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也要有。”可她还是不放心,儿行千里母担忧啊。有时我想,如果没有我这个儿,她不替我操心,也许她会多活几年、或许会长寿?如果我不回淄博,她心操得少点,或许会好些?淄博这块古老的大地,是生我养我的故乡,一个远离故乡多年的儿子,有返乡的机会,怎能不回,再说儿子也有返乡的权力,有回到母亲身边的机会又怎能错过呢!谁不想回故乡啊!有多少人能理解我生活在异乡无法回故土的感受?我清楚的知道只有我的母亲,我的亲娘!她对儿子没有一点私念,希望儿子离开那生活艰难的地方回到自己的身边。我在郯城时,母亲就有胃病,没想到后来发展为不治之症。儿子回来了,年头越来越好了,母亲的岁数又不算大,到了该清心和享福的时候了,可她撑不住了,她要离开这个纷繁的世界,到那个真正清心的地方。我想不通这个世界的主宰者他为什么给了人类这么多的悲伤和不公,我无心对上帝说不净的话,这也是真言啊。我回淄博3年后母亲去世的,终年68岁。母亲走的太早了,好年景没享一天。她没想到人们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那时国人都没想到有今天的日子。这一天真的来了。有些可以赶上的人,因走的太匆忙而没有赶上,没看到这一天,真是惋惜啊!因为我们没过回好日子,脑子里想不出比现在更好的日子是什么样。我们以前受的苦太多,只知人活着不就讲个吃穿么,还想啥! 我一直在说“命”,这就是“命”!母亲晚年特爱干净。她住院时,佃秀曾给她送过几次饭去,想尽点孝心,可她干净的近于“洁癖”,不吃别人做的饭。只吃妹妹做的,吃她现在这家里的饭。有次同病房的人用了她的勺子,她就不再用那把小勺了,非逼着我妹妹给她买新的。母亲根本不知道佃秀虽说是农村出身,但她是个非常爱清洁又做饭很好吃的人。在农村时为了她洗衣服用水方便,我特意在院子里打了一口压水井。她没有一天不洗衣服的,大人孩子从没穿过脏衣服。我现在有时说佃秀,干净的有些像母亲。可母亲没福气吃她儿媳做的即干净又可口的饭。母亲病危的前一夜,我去伺候了她一夜,我说明夜再去。那段时间我太累了,白天蹬着三轮车围着张店给店里进货,到了夜里还要在店里值班。那小店离火车站近,只要开着门就有顾客买东西,我几乎是白、黑的开着店门。因为我失去的太多太多,我立志要尽快的把所失去的一切用经济补回来,实现“别人有的我有,别人没有的我也要有”的诺言。过度的疲劳使我躺下就睡着了,结果就在这一夜,母亲与我们永别了。没想到母亲走的那么急,她老人家一夜都在叫我的名字。虽说我离医院不算远,可那时没有手机没有电话,没人通知我。母亲走时没见到我,她是不放心我呀!我带了一家老少六口回到淄博,仅靠我那每月八、九十元的工资,怎么生活呀!母亲心里挂念着我,不忍心撒手而去啊!做儿子的没有亲自送母亲走,没有目睹自己最亲最亲的亲人离开这个世界是大不孝。当一个人要永别这个世界时,她可能希望自己的亲人都在身边,安然地、无牵挂地、放心地走。可母亲唯独想见的人却没见到,因为她不放心我啊。我每每想到此事就特别后悔,而是一生的悔。我深知母亲的伟大,我爱我的母亲,从小我就不惹母亲生气,母亲也知道我是个孝顺孩子,她特别爱我。是母亲把我带到这个世界的,可做儿子的却没有最后把母亲安然地从这个世界上送走她,而成为我的终身遗憾和愧疚。世上是没有卖后悔药的,如果能让母亲重活一次的话,我定要加倍报答母亲。虽然母亲走了,是母亲的性格遗传使我诚实厚道,让我在市场经济中闯过了一个个险滩急流。是母亲成就了儿子。“娘!你就放心吧!”“儿子虽然无能,在一家人的努力下不是很成功,但也无愧于我对你的承诺。”母亲的爱我永生忘不了!儿子永远爱你!
62、往&&事 1970年我回到了原下乡地黄圩子,这时知青们的生活状况已不同于六年前了。集体劳动、集体生活的场面见不到了,欢乐的歌声、笑声听不到了。知青们走的走结婚的结婚,人员已减少了一半,这是以前所没想到的事,并且还有了知青的后代。昔日的激情已荡然无存,大家对回城和前途失去了信心和希望。几年来的努力不但丝毫没改变农村,反而让农村改变了我们,甚至有的变成了地道的当地人。为了生活,女知青成了名副其实的农家主妇,也学会了当地人的主食摊煎饼,尽管手艺有些生疏总还可以吃。至今我还保持着吃煎饼的习惯。后来人们发明了机制煎饼,可总是吃着不如手工的香,看来有些东西是无法代替的。安春田、崔敬义还有几位知青置办了小驴车,和社员们一道外出跑运输,为盖屋的人家拉石头。这是力气活,天不亮就动身去几十里外的石窝装石头。买石头是有窍门的,要挑那有角有棱有面的,这样的石头匠人们垒墙好使,卖起来也值钱又好出手。无论多大的石头都是自搬自卸,一平车能装到两三千斤,车一重上山下坡踩不好就容易出危险。我们二队有个叫“胡闹”的社员,就因车子翻了把腿砸断了,幸好人多,大家把石头卸掉,用车把他送到医院。腿治好后,走路一瘸一拐的,落了个终身残疾。“胡闹”是原二队粗腿队长的大儿子,他伤着腿后,大家都说他真的胡闹了。粗腿队长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胡闹”,二儿子叫“结实”,三儿子叫“牢靠”。当地人五花八门地给孩子起名,叫什么的也有。很多人以器物为名,有叫“板头”的,有叫“斧头”的,有叫“屯子”的,还有叫“折子”的,也有叫“大车”、“碾盘”、“粮食”的。二队还有个叫“油壶”的,他能说会道,嘴象抹了油一般,我们下乡后不久,“油壶”就当兵走了。最有趣的是我们二队黄敬宽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大闺女”,一个叫“小媳妇”,俩个是“廷”字辈,他又给“大闺女”起名“廷俊”,“小媳妇”取名“廷美”。有人跟他开玩笑连起来叫,就是“大闺女挺俊,小媳妇挺美”。说来也巧,“大闺女”俊得长了一个疤瘌眼,“小媳妇”美得落了一双眼疤瘌。当地女孩通称“妭”,“妭”字从字典的字义上看是美丽的妇人,这倒很有象征性。可有些女孩的名字也是很随意的,如“小等”、“小随”,有叫“线”、“花瓶”的,还有叫“扣子”的,大家开玩笑问,你是什么扣子啊?闺女不好意思地说:“俺爹说俺是大摁扣。”打那以后人们就叫她“大摁扣”了。现在农村人跟着城里人学,给孩子起名文雅多了。乡下人说,我们总是赶不上城里人的步伐。城里人用卫生纸擦屁股时我们用的是破旧纸、书页子,当我们使上卫生纸时,城里人又进了一步,已用上擦嘴的抽纸或湿巾了。 那时的知青生活都很贫困,不像现在的市场经济容易谋生。为了生活有的知青干起了爆大米花的行当。买个二手爆花机需六、七十来元,那时能买起旧爆花机的寥寥无几。爆米机用小车推着,走街串巷,在街头巷尾宽阔的地方打个场子,木风箱咕哒咕哒的把小炉子烧地旺旺的,引得大人小孩围了一圈。那时农村人没得零食吃,吃个爆米花哄小孩已不错了。一炮一毛钱,开爆后这个递粮食那个递钱的,忙得泪一把汗一把的,让人心动。怎么还泪一把呢?是因为那时买不到好炭,小炉子弄不好就熄火,得歪着头吹气点炉子,两眼被烟呛得直流泪。这时黄圩子没结婚的知青就剩下了四个人。一是树亮:在淄博白杨河电厂招工时回到了淄博,后转到张店区政府,成了黄圩子四十五个知青中唯一的公务员。他乳名叫“狗子”,是李大娘怕他不长命而给他起了个让人嫌的名字,知青们大都喊他“狗子”而很少喊他树亮。现在都已退休在家有了外孙了,大家有时还习惯地叫他“狗子”。二是韩其训:人们称他“韩赖子”。说他赖,其实他一点也不赖,人极聪明,有自学修理手表的本事,曾在郯城大集上摆摊修表,开创了郯城修表行业之先。他下乡时年龄小,是个调皮鬼,曾跟他队里的“神偷”倪老头学了一手夜里摸鸡不叫的本事。如果夜里想偷谁家的鸡,保准手到擒来。我们曾多次问他这其中的窍门,他笑而不答,说这是门规不能外传。这是他用了几盒烟才学来的本事。农村的晚上很无聊,我们是以“侃大山”度过的。有次侃着侃着就侃到他摸鸡的本领,我们要他露一手,于是就瞄准了伊树钱家的鸡。伊树钱也是“知青”,伊大爷以姓的谐音给他起了个象征巨大财富的“一树钱”的名字,他弟弟叫“一树果”,兄弟俩可谓财物俱全。那时大家爱闹,却反其道而叫伊树钱为“一毛钱”,与“一树钱”形成巨大反差。真是人如其名,伊树钱很会打点生活,是过日子的好手。他宿舍隔着一条水渠就是大田,他年年喂很多的鸡,他能把鸡从小就训练的天天飞到大田里去,傍晚那鸡再张开翅膀飞回来。鸡在大田里吃的又胖又肥又干净,下蛋也多,还不易生瘟。大家都学他的办法,可也怪了,别人家的鸡撵也撵不到村外去,撵到村头的桥边就往回跑,死也不过桥,有时人还没到家,鸡早跑回院子里了。看来这家禽都有一定的活动范围,也像人一样。要想有突破,有改变,首先得突破其活动范围,扩大其活动空间。我们等伊树钱两口子入睡后,“赖子”和“狗子”出动了,不大会儿两人提着三只老母鸡回来了。他们是把鸡头别在鸡翅膀底下,让鸡无法喘息,自然就叫不出声了。这三只鸡折腾了我们一宿,偷人家的东西吃,总是觉得心虚。第二天早晨我们还在蒙头大睡时,就听到门外乱哄哄的,是伊树钱找上门来了。他是发现了我们泼出去的洗鸡水里有鸡绒毛,断定是我们干的。见我们装睡不起,周边围观的农户也笑而不言。伊树钱是个老实人,也是大哥,知道是我们吃了他的鸡,也拿我们没办法。那时我们馋急了的时候,也容易做一些偷瓜摸枣的事。有次见隔壁劳动大学菜园里,条条翠绿的黄瓜挂在秧架上随风摇摆,可口诱人,一个个红彤彤的西红柿把枝条拽的弯弯的,招人眼馋。我们平时是吃不上蔬菜的,几个人商量到晚上动手。每人带了个布袋子想狠狠地捞一把。近半夜时,我们悄悄地翻墙而过,蹑手蹑脚来到菜园边,还没来得及伸手,就听到附近大狼狗恐怖的吼叫声,几个人顾不上摘柿子赶紧往墙边奔去,幸亏我蹲在墙上守候,手忙脚乱地把一个个拉过墙头,这时两只狮子般大的狼狗已窜至墙下,冲着墙头狂叫。怎么办?常言说“贼不走空”,不能空手而归,于是我们又转向一队的土豆地……在1972年的招工中韩其训去了枣庄煤矿,至今仍生活在枣庄。第三个是王东成:他个子不高,自幼患气管炎影响了发育,犯病时佝偻着身子喘不开气,所以大家称他“王老头”,后来病退回到淄博,安排在加油站工作,家人帮他找了个外地的农村老婆。我回淄博见过他一次,他领着个三、四岁的女孩,见他反应迟钝,精神恍惚,答非所问,好像脑子受了刺激,与在郯城时判若两人。几年后有人说他已病逝,可惜,他是我村去世的比较早的一位好兄弟。我当时最惨,两手空空地从米庄回来,幸亏村里发了救济粮,从粮所领回的全是地瓜干,我和树亮都是光棍,便合在一起吃饭。上顿清水煮瓜干、下顿瓜干煮清水,吃一两天还凑合,时间一长树亮就撑不住了,便到处打游击去了。我不行,我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总算又熬到第二批救济粮,这次领到的全是小米,我们又开始上顿小米饭、下顿饭小米的生活。正值吃小米饭时,佃秀来了,别看她人小,饭量不小,每次能吃两大碗小米饭。因为是要饭的出身,她不在乎吃什么,也不在乎我穷。我有什么?屋里就我和树亮的两张床,床上有点行李和我那个樟木箱。我们没有月光下的浪漫,没有那含情脉脉的眼神,也没有热烈地拥抱,只有庄稼人的实在。初次和她见面是在米庄她姥姥家门口,她正在门外的一个石台上给她姥姥洗衣服。没肥皂、没洗衣粉,连碱面也没有,那黑乎乎的衣物只能用手使劲揉。她抬头好奇的瞅着我,眼神像是会说话,我眼前一亮,竟是一位俊俏的少女。从那时起我就把她当小女孩待,直到结婚多年我还有这种感觉。经过多年的考验,也使我逐步体会到,她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不可缺的伴侣。人的年龄一大更感到伴侣的重要,常言道少年夫妻老来伴,岁月越长这种体会就越深。时间不长,佃秀又来了,这次来见她面黄肌瘦的,还伴有胃疼。那时我正自学针灸,她胃疼一犯我就用针灸给她治疗。在内关、中脘、足三里三个穴位下针,足三里斜刺,下针要重些,运针幅度要大。针灸对她的胃疼还是很见效,通过针灸,她的胃痛得到了有效控制。我还时常为社员们针治胃病、咳嗽、感冒头疼的。我见佃秀身体弱,便带她去县医院找了位老中医给她开了几副中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身体逐渐恢复了正常。佃秀姊妹五人,她排行老二,姊妹一多家中就贫,她家一直过着吃上顿无下顿的日子,有时还要外出讨饭。初见她时,见她穿着用床单布做的裤褂,污渍已把布面染成了灰色。尽管穿着简朴,骨子里却透着一股灵秀之气。直到结婚后,她还保留着少时的讨饭习惯,有时总爱找那墙旮旯蹲,我从不好意思说她。这使我想象着她衣着单薄、手拿打狗棒专找那墙旮旯挡风避雨,遇到危险也相对安全,只面对前方就行。我想各行有各行的道,为官的有那为官之道,乞丐也有乞丐的生存窍门。身份不同,习惯也各异。儿时见有些老人,把一个咸鸭蛋能喝几次酒、吃几顿饭。他们在咸鸭蛋的一端开一个小小的洞,用竹制的耳抠般大的小铲子,一点一点地往外取,把里面的东西吃完了蛋壳还不舍得扔,这是城里老头的生活习惯。还见有些老头去酒店打上二两酒,买一把花生米或一块豆腐乳,把小锡壶的酒先倒满一酒盅,用火柴把酒盅的酒点着,蓝蓝的火苗徐徐燃烧,他手把酒壶在火上慢慢地转动,直到需要的温度后,把酒盅的火吹灭,把酒盅的酒掺在酒壶里,再从酒壶一盅一盅往酒盅倒,滋滋润润地品着,嘴里还不时地发出咂酒的响声,那悠闲自得、慢条斯理的样子让人看了心里发笑。农村老汉和城里老头的习惯就大不一样了。在农村时见那爱喝酒的老汉,怀揣小酒瓶,到代销店里打上二两酒,手里拿着个干辣椒,走不到家就馋得把酒喝光了。有人问:大叔!拿辣椒干啥?他说“酒不够辣来凑”。还见老汉们在代销店里蹲在墙根处聊天,有的忍不住那酒香的诱惑,随即让店员记个账打上二两酒,再让店员给他几个盐粒当酒肴,就着盐粒三两口就把酒喝下肚,然后捂着嘴不说话。大家知道他怕酒气跑了,就故意“大爷、大爷”地逗他说话,他实在憋不住了嚷道:“小东西们,让我二两酒跑了一半。”逗得大家哄堂大笑。这就是不同的生活习惯带给人们的不同感受,城里老头酸溜溜的行事小气,农村老汉不拘小节幽默滑稽,都给我们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记忆。回想过去的那些往事还是很有意思的,在回忆中感受往事的快乐,既使是苦也变甜了。
63、婚 礼 我回黄圩子不久便遇到了淄博白杨河电厂去郯城县招工,这可能是我市仅有的一次公开招工,这招工是有条件的,说是只招没结婚的知青。下乡已七年了,象我这最晚找对象的也已登记了,不结婚的知青已少之又少。那时我思想上连招工的希望都没有,就即便是要结婚知青,那么多人,象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也不可能被选中。后来才知有些名额已被当地政府占用,再说我已和佃秀登了记,虽没结婚,也无缘招工。在后来的资料中得知,十多年间全国共下放了1700多万知青,而在这期间,从农村调入城市的招工就有600多万人,知青的很多名额在很大程度上被挤占。几年前认识了与我同住一个单元的邻居,他就是白杨河电厂那次招工中从郯城招上来的。没好意思问他的身世,一定是有背景的,那时能顶替知青的名额进城,应该是有相当的关系。时间不长,佃秀又来村了,说要结婚,我说能不能再往后拖拖,我也是梦想着万一有朝一日能有招工的机会,因为那时的梦还没完全破灭。可佃秀办得牢靠,她已把结婚的日子都选好了,定在农历的11月16日。她是很坚决的,看来我必须依了这个决定,那是1971年秋天的事。人家佃秀也不能没顾虑,我如果招工走了,把人甩了怎么办!知青中不是没这种事。前文中我说的学政就是因白杨河电厂招工,与已登记的未婚妻协商办了假离婚后才得以招工的。学政的未婚妻就是佃秀的一位表姐,因为招工后来弄假成真酿成了一场悲剧。前车之鉴不得不防,也难怪佃秀急着结婚呢。随后树亮招工去了淄博白杨河电厂,我婚后韩其训招工去了枣庄煤矿,王东成也病退回了淄博。至此,黄圩子还剩下了八户知青,其中只有我和安春田找的是当地老婆,其他六户都是知青间相互结合。这找当地老婆的虽说不太荣光,但也不是容易事。我之前也是有知青恋人的,是因成分不好人家家人不让跟,耽误了我,不能说找当地老婆人家当地人没要求。人家也是有极高条件的,不是老实可靠能吃苦耐劳人品不错的人家是万万不敢跟的。那时的人们很守旧,你知青在农村是没根基的,谁家也不敢将闺女往火坑扔。至此原四十五人的知青集体,七年后除了招工、返乡,一部分女知青回原籍附近农村结婚,以此脱离农村,真正还留在黄圩子的不足三分之一。那时每个知青都在谋求自己的出路,而命运却在捉弄着这些年轻人。有句话说,什么都可争,唯独命不可争。招工对我来说是没希望的,我也曾跑回淄博谋求过出路。我原籍在周村区,是离市委驻地张店不远的农村,我从小就没在那里待过,虽有不少本家,家中成分又不好,看看也不太理想。随后又去了我老姑的家里,老姑父是位烈属,他儿子是在抗美援中牺牲的,老姑是后来的填房。老姑父是位很开朗的人,也善谈,我一直记着那位老人说的一段话,他说人生有三大不幸,就是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这三大不幸全让他摊上了。他倒是很喜欢我,也乐意我去他村,后来看到在办理手续上很麻烦,也就放弃了这一想法。那时不只是我在想方设法离开农村,一年后我们这八户人家,又走了两户。一户是于方恒夫妇,方恒和我一起下乡,在家是一个大院的,下乡我们又分在一个队,他也是迁到淄博的附近农村,用农迁农的办法。另一户是赵立民夫妇,也以同样的办法离开的黄圩子。八年后,我们这个点只剩下了下乡时的四分之一的人还不到。我不知那时有谁想在远离亲人的农村永远的待下去,我却实是走投无路没办法,不得不继续坚持。还是我的妻子好啊,她给了我很大坚持下去的力量。我曾问她过,结婚后如果我们混不出吃来咱怎么办?这种顾虑在那时也是很现实的,她说不用怕,我会要饭,我要给你吃。这真的让我感动,真得让我感激她,那时我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记着我结婚时,搜遍全身找不到十元钱,只够买几斤糖块和一挂鞭炮的钱,那时的东西也便宜,块来钱一斤糖块。我借了两辆自行车去接新娘,一辆是从一队倪大爷家借的,这是黄圩子村唯一的一辆自行车,走在路上除了铃铛不响,到处都响。另一辆是去英庄小学黄瑞芳处借的。黄瑞芳是一队的知青,她在英庄小学当民办教师,已和县农业银行的一位职员结婚,她的条件还是不错的。能借给我车子可是帮了大忙。我请崔敬义和“四叔”的大儿黄敬廷两人半夜起身去三十里外的肖屯村接佃秀。为把婚礼办得喜庆一些,唐玉英组织了一伙“识字班”用扭秧歌的形式迎接新娘。“识字班”们每人腰间系一条红绸带,唐玉英在指导她们跳着舞着的练习身步,还敲起了从村委借来的锣鼓家什。我住房的前墙贴了一张毛主席像,确定了拜堂的地点。由黄敬跃当主持人,就是那个当兵叫“油壶”的,他早已复员回村。到了吃早饭的时候,崔敬义和黄敬廷把新娘接来了。一辆自行车上装着她娘家陪送的一个箢子,里面一个红布包袱包着几件衣服,这是佃秀的全部嫁妆。另一辆自行车带着我那新媳妇。两辆自行车一到村头,锣鼓齐鸣,秧歌队在前面扭着,我身上斜披着唐玉英为我用红绸带扎的大红花,人们簇拥着我,也算热闹。后来村里人笑我象被捶了的公牛。农村的公牛被捶了后得由专人牵着溜,白天黑夜不住的走,为醒目起间,牛身上要斜挂一条红布带作为标记。前几天佃秀还说起小时队长让她溜牛的事,她至今不知道为什么要捶牛,又为什么要不住下的牵着溜牛。队长和她说别住下要一直走,她哪里知道这话的重要,走累了后把牛拴在树上,她一边睡觉去了。牛爬在地上起不来了,是几个好心的大人帮她把牛抬了起来,差一点出了大事。那时我任由人们说笑也不在乎了。村里人听到锣鼓鞭炮声后轰轰隆隆来了一大帮看热闹的,我和佃秀在毛主席像下拜了天地,拜了远方的父母,夫妻对拜后,“油壶”把糖块撒向看热闹的人群,还顺便把本来就不多的糖块留了“回扣”,惹得一帮人跟在他身边要喜糖。唐玉英安排了两位“识字班”当伴娘,把佃秀送进了“洞房”。简单的婚礼,办的也算热热闹闹。没有婚宴,没有客人,没有嫁妆,没有排场。佃秀穿了我事先给她做的一身新衣,上身是紫色的平绒外套,下身是黑色的条绒裤子,我上身只套了一件中山装蓝色新褂。婚礼可谓是现代社会倡导的新式婚礼,只是谁都不愿把终身大事办的如此“新式”。人家当地人办喜事再穷也得办的风风光光,那新人的娘家送客连同抬嫁妆的人员几十口子,就连一个脸盆,一个盆架也需要两人拿,为的是人多热闹,反正是男方那也接待。加上男方本家的亲朋好友庄邻四舍的,设宴欢庆怎么也得热闹一天两天的。记着我办完婚礼后还剩一块多钱,连十块钱也没花完。而恰恰这不为人效仿的婚礼成了我人生的重要转折,也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大事。有时回想起那尴尬情景,总觉得对不住佃秀。对不起佃秀倒还是小事,主要是对不起那些帮我的人,甭说喜酒,连口水也都没让人家喝上啊!当时的确是苦了些,人就需要经受苦难,就要有生活的压力,否则就不会迸发奋斗的动力。记着结婚后就没的吃,借了几家人的粮食维持。这也不能光靠借呀!两个月后我便把佃秀一人撇在了农村,回淄博谋生去了。苦难从某种意义上说,构成了人生的一大资本,而这一资本不是人人都有的,是属于那些经历坎坷的人们。
64、砸石子的经历 我也不知当时生活怎么那么艰难,婚后不久,那有限的粮食两人吃,已是坐吃山空了。吃没吃,喝没喝,要钱没钱,光借也不是长久之计,小日子已很难维持下去。怎么办?!总得撑下去。那真是一夜千条路,天明条条都不通。在这无路可走的时候,树清老大哥从淄博来郯城玩,他是我相信的人,我让他给我出出主意,看能干点什么,他见到我这惨凉的情况后说:“你还不如回张店去四宝山砸石子卖。”我说运输和卖会不会是难题,他说他会帮忙的。我知道张店很多人家去四宝山拉石头来家砸石子,因为运输困难,人们都根据要求,砸那种1-2很细的石子,就是直径不超过两公分,不小于1公分的石子,这种卖的价格高些。石子的规格要求是很严格的,砸好的石子要过筛的,那些很细的可留做另用。把砸好的石子卖给建筑队或黄河管理处,只要有石子就不愁卖不出去,也会有人去收购。这是一种家庭副业,城市里那些子女多生活困难的大多都干过。我知道这活但没干过,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也只能试试,这也算天无绝人之路。说来也巧,我们大院里孔大娘家就砸石子卖。以前从山上往家拉石头一家人砸,后来孩子们逐步安排了工作,就孔大爷一人去山上砸了。他大儿也在郯城下乡,和我不是一个公社的,我们相处的不错,看来只有投奔孔大爷了。记着刚到四宝山上砸石子的时候,山上的空地里长着稀稀拉拉已秀穗的小麦,看来时间已接近夏季的时候。虽然四宝山离张店很近,只有十多里的路程,因十五岁就离家出走,所以从没踏进那神奇的地方。以前那人没车没辆的,成年的守着那一亩三分地,离不开老婆孩子热坑头,有人一辈子没出过家门,连火车都没见过,这种事这种人太多了。儿时的张店没有高楼大厦,一眼就能看到那座南北走向不太高的兰绿色的庞然大物静静地卧在那里,心想,什么时候能去上面看看,瞧瞧那四宝山是什么样子。传说四宝山中有四样宝贝,有金姑娘、金骡子、金豆子、金葡萄。听老人们说,山中有位金姑娘,在金葡萄架下,赶着金骡子在碾金豆子,因为有这四样宝贝,才取名四宝山。因张店有这座宝山罩着,而成了一块宝地,由古代的一个镇店变成了淄博市的首府。我是在生活的无奈之中来到的,是来山上寻“宝”的。到山上一看,见处处是开山的石窝,那秀丽的宝山早已伤痕累累面目全非,并不象我童年时想象的那样神秘。金姑娘肯定在哭泣着,也已不是我梦想中那美丽的“金姑娘”了。在石窝里见那开山的工人,两人一帮、仨人一伙的,有手握钢钎的,有手抡大锤的,都在紧张地打着炮眼。还有的是几个人一起逮着长长的钢钎往下撞,哼吆哼吆地喊着号子,看那样子是要把钎眼打得很深。工人们顺着打好的钎眼先往里倒少量炸药,通过一遍遍地引爆,把钎眼底部阔撑成圆洞后,再顺着钎眼一筒筒地往里续炸药,最后把雷管和药芯顺上,一切就绪后,等中午统一时间点燃。开山是根据地势和山形确定炮眼,有时一个石窝里要放若干炮,炮声响后能从山崖上掀下大片的石块。中午十二点是山上统一放炮的时间,为了安全这时山中戒严,那炮一声连一声的响个不停,轰隆隆地整个山都在震动。我初到山上时还找个隐蔽洞躲藏,时间长了也不在乎了。有一次我正在砸石子,就听到身旁嗡的一声落下一块碗大的石头,当时只有对面山上响炮,离我足足有几百米远,有些飞石是意想不到的危险。我想是老天有眼不该让我命绝。每逢响炮时,砸石头的人都认真地数着本石窝的炮声,只要炮声如数响完,大家便蜂拥而上,去争抢那炮底的碎石,那碎石又省事又好砸,砸出来的石子也干净漂亮。我身强力壮的,又能推车,争抢起石头来也落不到别人后面。抢石头也是有危险的,据说有人没记好炮数,跑上去抢石头时,那最后一炮轰隆一声响了,因此出了大事。炸药爆炸时产生一种下坐的气流把石头坐开,它威力巨大,能把炮底的石头坐成石粉,可见其威力的程度。有次我见石窝的工人要将一块一人多高的一块大石头炸开,只在石头顶面倒上了一小包炸药,放上了一个雷管,抓了把土把炸药和雷管盖了一下,我们只向旁闪了一下,就这么简单,就把石头炸成了几半。工人说炸药爆炸时产生一股下坐的气流,它的力度不往四周发展,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很多原理,也就知道火箭是怎么上天的。直到现在我还忘不了因为不停地抡锤,春季的山风又燥,我握锤的右手震开了象小孩嘴般的裂口,抡一锤疼一下,为了生存为了钱我全然不顾。我早出晚归就想多砸点石头,能多卖点钱尽快回去见我那刚结婚的妻子。她一人在郯城让我时刻牵挂。现在佃秀有时还念叨此事,说结婚不久就把她一个人撇在郯城,为何不带她同来,也好帮帮我。当时也没想此事,只想把困难留给自己,生活的重担应由男人承担。如果那时佃秀跟我同来,我就在四宝山的村子里租房住下,两口子一起砸石子,很有可能就会产生不回郯城的打算。那些石窝的工人,都是山周边村的农民,知我是知青,对我很热情,我和他们混的很熟,如长期在那里混下去,办个农迁农该有希望。那时人的思想很死,那政策把人都管傻了,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我每天都带着母亲给我备好的午饭,早走晚归,步行进山。中午饭就在石窝里找人家点水喝,吃完接着干。我在山上砸了三个月的石头,挣了三百来块钱,这已是相当不错的收入了。那时的职工每月不过40来块,高工资不过60来块,有些人干上十多年只不过三几十元的工资,我这已是高收入了。等我回郯城时,佃秀已是挺着大肚子的人了,看来我快要做爸爸了。如果没有我的这笔收入,是无法应对以后的事情。过日子不容易,成家后就更不容易,光棍一人怎么都行,成家后就不同了,不只是责任,更多的是负担。现在想来,那时我们的意识是静止的,被社会约束的毫无活力,任何大胆的想法和创意也没有,也不敢想只能随社会摆布而听之任之。知青总还有一定的个性,容易挑战自我,可想干的事奈社会的大环境不允许啊,想撞出条路改变自己那是不可能的。记着我那大门是用知青们不用了的一个破屋门框改做的,里边的孔是用紫穗槐条子编织起来,离家已几个月了,我兴冲冲推开了自家的门,见佃秀正在院子里淘米做饭,她竟无任何反应,表情依然平静。见她衣着朴素整洁,小院打扫的干干净净,并没有因我的出现而停止自己手中的事情。她这人遇事沉着,即便遇到非常高兴的事也不眉飞色舞,平静得让人感到惊讶,这就是佃秀的性格。我的孩子们没有一个能跟她比的。我脾气天生暴躁,上来一阵无法控制。记着婚后有次我对她发脾气,气得我拿起马蹄表要摔,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财产呀,她却无动于衷,稳稳地坐在那里,无丝毫反应。见她那样冷静,我的气一下子就消了,我觉着她的沉着冷静是一种无穷的力量,能压倒一切。她的这种处事能力让我感叹。她是个心里能盛事、能装事、又不怕事心胸宽广的女人。那时我也是性格高傲,年轻气盛脾气不好的人,可佃秀能以静制动,以柔克钢,胜我一筹。有时我在想,人的心气是天生的,决不是后天的。当然后天也能改变人,对此我也有深刻体会,想想年轻时不怕事,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这老了明白了很多事,一点胆气也没了,心也善了人也憨了。这种后天的改变,决不是心气的改变,只是处事的改变。只可惜佃秀没上得起学,如能念上一肚子书,可能不是现在这样。文化能点拨人,能使人有更高一层的气质。既是心气再高,如果缺乏文化素养是难成大事的,我是这样认为的。社会上也有文化很低而办成一番大事业的人,这毕竟少之又少,但他们肯定有着极高的文化悟性和极丰富的人生阅历。我一生没念多少书,可爱动脑筋,才感悟到一点人生感慨,但我一直羡慕崇拜那些有文化的人。为了生存,年轻时和其他知青一样付出了巨大努力,这是对家庭应尽的责任,从而也历练了自己。
65、世上真有好人
65、世上真有好人 回淄博砸石头正是我最困难的时候,根本就没钱买车票,逼得我用涂改过的火车票。那时很多知青回家没钱买票,都用这种办法。就是回张店时不买张店站而买南边的五公里站或东边的湖田站,这些小站的车票是售票员用钢笔填写的长长的纸票,当第一次用完后把票夹在本子里以防折叠,下次回家时用漂白粉水把日期消掉重新写上回去的日期,这样一张票可连续用多次,大家还可以相互传着用。这次我大意了,在济南出站口被精明的检票员发觉了,那女人揪着我不放,把我带到出站口以侧补票的屋子里。那屋里站满了补票的人,如果身上有钱补上票就没事了,可我身上只有五毛钱,当时正巧赶上柬埔寨流亡国王西哈努克亲王来山东访问,胶济线戒严,这下我撞在了枪口上。我本不该在济南站下车转车,我们知道济南站检票口很严格,那出站口安了个大水银灯,用漂白粉水改过的地方一下就看出来,很多人在此受阻,大家一般都避开济南站。说来也巧,是因为我和顾庄的于春莲在新沂站相遇,都是一起下乡的知青,便一道走相互有个照应。她在济南上大学,是英庄公社知青中唯一在济南上学的工农兵大学生。我也就忘了车票这档子事,她给我拿了一包吃的东西,见我出事了就把东西递给我,检票处的人眼尖,抓住她不放,认为我们是一伙的,硬让她替我补票。那会儿不像现在的经济条件,每趟车都能查出补票的人。别人补上票没事了,因为我拿不出钱,所以就要于替我补票,我说我们不认识,这下不要紧,连她也一起带进了济南车站派出所。派出所的人很凶,当着于春莲的面让我脱衣翻钱,就差点没把内裤脱掉,羞得于春莲赶忙用报纸挡着脸。那时钱对我太重要了,我不能让别人替我补票,欠下还不起的人情,我就一直说不认识。派出所的人从我口袋里翻出了两张在徐州去云龙山的公交车票,那两张票的号码是连在一起的。那人凶狠地说:“这票是干什么用的?”“我们一起去了一趟云龙山。”“你还满本事,没钱还想好事!”被人侮辱的滋味太难受了,我觉着派出所那人太下流太低级了,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人格。各事各论,既是犯了法由国法论处,不能侮辱人。见我实在拿不出钱,就打开了朝里开的一扇门让我进去。进屋一看,屋子不大,有二十多平米,黑咕隆咚的没窗户。一个不大的电灯泡忽明忽暗的闪着光,屋里靠墙边并排着几张木板地铺,有几个人躺卧在上面,墙角处放一马桶,是供屋里人小便用的。靠门的那人见我进去后便坐了起来,看那人有些气质,不像平常人,问我因什么进来的,我如实告诉了他,他说:“没事,等下午就放你出去。”这是凌晨四点来钟发生的事,我心中有说不出的窝囊,想想怎么会混到如此天地。不管什么原因,被派出所关起来就是非常耻辱非常肮脏的事。好在屋里那几个人没难为我,还比较友善。我低声问那人:“你为什么进来的?”那人说:“一言难尽啊!”我又问:“你进来多长时间了?”他说:“已半个多月了。”我不放心地问他:“下午他们真的能放我吗?”他说:“没问题。”这使我稍微放了点心。那人见我难过,还安慰了我一番。看来那时的难友还有些人情味,不象现在人这么坏,去年我公司的一位业务员在潍坊出了车祸,被关进了局子,狱室里有位老大向他要钱,钱要光了又要他的名牌上衣,还要伺候那老大,为他洗衣服,不干就挨揍。我莱芜的一位朋友说,他那地方的局子里更厉害,进去后那老大就治人喝“凉扎”,什么“凉扎”!就是喝犯人的尿,真是可恶至极。看守所的管理人员都非常清楚这些潜规则,就是任他们胡作非为。看来社会发展了,生活变好了,人的心态扭曲了、品质低劣了。有些人就是这样,见了比他强的人他就奴性十足的装孙子,见了比他弱的他就变成了没人性的恶棍,都是社会造就的这部分人的劣性。到了早晨七点多钟,门上边的洞打开了,有人喊了声开饭了!噢,是给屋里人送早饭的,递进来每人两个不大的黑乎乎的地瓜面窝头,一碗咸菜条,几个人按量分到窝头,每人抓了一把咸菜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我肚子虽饿,但怎么也吃不下去,屋子里其他人见我不吃,在我的同意下,几个人就把我的那份抢了去。人在伤心时是吃不下饭的,中午饭也是同样情况。我焦急地等待着放我出去。下午三点多钟紧闭的房门打开了,叫我出去,看来真象那人说的那样下午要放了我?我又挨了一顿训斥,派出所那人最后恶狠狠地说:“带上你的大米马上离开济南,不准在车站上再见到你。”还好他们把我临来时向社员借的那二十斤大米还给了我,我背着大米灰溜溜地出了派出所。身上只有五毛钱,怎么办?到售票厅看了一下那满屋的乘客,售票处的告示上写着凡从济南向东去的火车,最近的售票地是淄博和潍坊,我这五毛钱什么也干不了,我得回家呀!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就能想出办法。我突然想到了黄台站,我想先坐公共汽车去黄台站看看。黄台站是济南以东的第一个站口,我花了一毛钱坐公交车到达黄台站,在售票处的车次表上发现,能买到晚上十一点多到历城的车票,票价是两毛五分钱。我想我的钱只够买到历城的票,不管用什么办法也得从黄台上车,就是爬车也得从黄台爬。我这时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一天多没进一口水没吃一口饭,这才感觉到饿得难受。我在黄台站边的小铺里花了一毛钱买了个火烧,先垫一下饥。唉!在候车室的连椅上坐着等吧。天慢慢黑下来,候车室的电灯也都亮了起来,黄台站不大,售票处与候车室都在一口屋里,有零零星星候车和买票的人。我在那里静静地坐着苦等这人生的列车,不知老天爷什么时候才能顺利地将我带到那向往的地方。我的左侧坐着一对四十多岁的中年夫妇,从他们交谈的口音能听出是淄博人。我们坐在一起已好长时间了,那男人终于向我开了口:“你去哪里?”“去张店,”我说。“你去哪里?”我问。“去周村。”他说。“周村什么地方?我老家是周村的,”我又问他。在外地遇见了老乡感觉特别亲切。交谈中知道他是陪老婆来济南看病的。而且知道他们是我老家北边那村子的,姓史。我知道二爷爷家我的两个姑姑就嫁到了他们村的史家,越说越近,越说越热乎。这时售票口已售八点钟东去的车票,史大哥便把票买了回来。问我为什么还不买票?我说要坐十一点的火车。他说你何苦等那么长的时间?我说我的钱被小偷偷走了,只够买到历城的车票,这时史大哥从口袋里掏出钱来递给我让我买票,这对夫妇的举动感动得我两眼泪汪汪的,说什么我也不接受他的钱。史大哥问,你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这句话一下子捅到了我的痛处,眼泪夺眶而出娑娑地流个不停,擦也擦不迭。我从没那么伤心过,我人生的辛酸苦辣一下子全涌上了心头,尤其在派出所受的委屈和污辱使我无法控制我的情绪,到了极度的悲伤。那史大哥见我如此难过,又不肯接受他的帮助,急得他就要去窗口替我买票,我说:“你们是好人,我永远记住你们的好意。”这时我不得不背起大米往外跑,史大哥追出去好远见我执意不肯接受他的馈赠,惋惜地回到了候车室。史大哥是好人,他是真心帮我,这我知道,我也是在极困难的时候遇上了好人,而我那时真的需要帮助。我是个极爱面子又极倔强的人,从不做让人瞧不起的事,宁可自已受委屈,也不在人前低三下四,宁把泪咽到肚里,也不能流在脸上。自已说过的话,就要坚守,既是吃亏也不改变。今年春节过后,参加宇洲的宴请,在席上树亮说,当今的社会风气如此混浊,人人都会在其中受到影响。我说我没受什么影响,反而更增强了做人的信心。我说干了近三十年的生意,从不欠人一分一厘,从不干坑害人的事。能干则干,不能干则散,没什么丢人!别顾什么脸面做表面“文章”,最后难堪的是自己。我们不坑不骗的,有什么丢人,如果追逐虚荣,造成了社会的不好影响,那才真的丢人呢。无意中去年遇到了史家村在淄博文化界的一位知名人士,我向他讲述了那两位好人的情况,让他替我打听一下,是否能找到。他说史家村姓史的很多,如果没名子,单凭四十年前的这点事是无法寻找的。既然这样,那我就衷心祝愿两位好人健康长寿吧!我在落魄的时候遇见了好人,我经常说世上真有好人。
66、我当上了爸爸
66、我当上了爸爸 人生如梦这话一点不假。即使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中,也会有欢乐和欣慰。结婚不足一年,我便迎来了我第一个孩子的降生。人如果走顺了,事事都顺,如果走逆了,事事都不会顺心。周易讲究三元九运,讲究运势,讲究天时,我想这是从大局而论,从个人而论该讲究时刻吧,还讲究人的属相姓氏名号,甚至连姓名的音调笔划也有说法,我不知我是哪条占的不吉。在妻子临产的时候,赶上了秋雨连绵,老天就象故意跟我作对一样的下个不停,路上被人踩得泥泞不堪。我们下乡的一带是涝洼地,泥土粘性大,泥水象黏胶般,每逢雨天人们无法穿鞋,都得赤脚行走,我们知青也都习惯了光脚。英庄公社的十二个村子,只有一位接生婆,是张林村的樊妈妈,五十多岁年纪,因为接生有经验,周边村子只要有生孩子的都去找她接生,几乎没有去医院生产的。那时交通工具落后,我见请她的有用胶皮独轮推车接她,她坐在车的一边,推车的人必须斜着身子调整着车子的平衡,那架式很难撑。也有用人拉的平车接的,平车相对要好些。我正愁着佃秀一但生产,路上有这么多的泥水,无法推车去请接生婆,盼着赶快晴天。可佃秀那里已撑不住了,肚子疼得直哼哼,是孩子要来了,我急得直跺脚。张林村离我们村三里多路,又是在下半夜,路上的泥水能漫过脚脖,秋雨还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别说推车就是单人行走都困难。无奈之下我只能请我们二队的景芝嫂子了,她跟着张林村的接生婆学过接生,也有接生用的医疗器具,但从没亲自接过生。情急之下,也顾不了这许多了。这是救人的事啊,她冒雨匆忙赶来,做了接生前的准备工作,把剪子、镊子等都消过毒,又用来苏水洒了屋子作了房间消毒。孩子要生了,佃秀那里疼得嗷嗷地嚎叫,景芝嫂子教她用劲的方法,见孩子一露头又缩回去,孩子就是不肯快一点来到这个世界。急得我在一旁团团转,而我的一切举动都无济于事。天下什么事最急人,莫过于看着自己老婆生孩子,能活活把人急死。在一番痛苦的挣扎之后,小生命终于哇哇地降生了。我这才舒了一口气。我当时年轻没这方面经验,后来才知道临产是产妇的一大关口,是产妇和小生命最危险的时刻,有很多人熬不过这一关,该当天不绝我,应是佃秀有福啊,她顺利地挺过了这一险关。我的第一个孩子是千金,邻居们都说好,说我老婆会生,说会生的头生才生闺女呢。我想不管是闺女还是儿子,她能让我感受初为人父的喜悦,使我人生的肩上多了一份责任,这是佃秀给我带来的慰藉。人说一人有福能托带全屋,看来佃秀是给我带来运气的人。孩子是什么,家庭是什么,就是一个人的责任。人一但有了孩子,说明这个家庭就圆满了,人生也就走上正道。我东邻的“大闺女”廷俊家和我仅一墙之隔,有时经常听到他跟他母亲斗嘴的声音,他娘骂他不孝顺,说他只知道自己的老婆孩子,不顾爹娘,说从小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大他,为他操了多少心啊,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大闺女”那里却说:“娘!那是你应尽的义务。”一句话差点把他老娘气死。我听了好笑,我知道那是“大闺女”有意逗他娘。后来大家开玩笑时就说养孩子是爹娘的义务,这话守着老人们说时,她们听到后就骂都是一帮没良心的狼崽子。说起来村里的乡亲们祖祖辈辈的住在一起,都有很深的根,他们把情看得都很重,在一起是很热闹的,想起来还是非常留恋那时的。中国的传统观念就是养儿养女老来得利,其实能有多少利啊!抚养孩子真的是在为社会尽一种义务,并且是一种很严肃的义务。可能做父母的都有这种体会吧。还有种心情就是望子成龙或图个名声,希望他们能成才,能成为社会有用的人。可怜天下父母心啊,父母对子女没多少需求,只有情感的依赖。父母对子女的爱才是人间最真实的情感。对于父母给予的恩惠和自己对子女的爱戴这两种真情我都深深地尝受和付出过。为了对女儿的祝福,我给她起名蕾蕾,意为含苞欲放的花蕾,象征着人生的辉煌灿烂。这本是无可争议的好名,没想到两年后又“垒”上了一个姑娘。大女儿是1972年农历9月28日生人,1974年农历3月26日又迎来了二女儿的降生。我为二女儿起名莉莉,也是以花为名。因为那时我爱花,小院里到处是花,以月季和菊花为主,那个年代玩花的很少啊,尤其农村。月季好养些,菊花要费大功夫,起先要旱不让其狂长,后期要打头修剪,它的高矮及花朵的大小那是精心培植出来的。当时我那菜园里也栽植了些月季,给大家带了个好头。后来我想这爱花与佃秀生女儿可能有关吧。二女儿出生那天我没在家,和知青弟兄们去县城了,为的是声援青岛知青向县革委会提出的维权斗争。傍晚回到村头时,有几个小男孩笑着对我说:“快回家看看吧,你老婆给你生了个大儿子。”唉,小孩怎么知道的,我以为是孩子们和我开玩笑。我没把小孩们的话当回事,我早晨走时,老婆还好好的,没什么感觉。当进屋闻到满屋的来苏水味时,我知道老婆真的给我生儿子了。一看佃秀躺在床上,身边睡着一个小生命。我高兴得问她,怎么这么快?佃秀说:“孩子来得快,你不在家,又是请景芝嫂子来接的生,唐玉英来给我煮了几个鸡蛋吃。”我一掀锅盖,见锅里还有煮鸡蛋的水,那是佃秀两次坐月子吃的仅有的几个鸡蛋。我问佃秀是儿子还是闺女,佃秀说是闺女。我还不信,特意掀开被子看了一下,我这才知道那几个小男孩真是在跟我开玩笑。几天前佃秀还说,生大女儿时的一个月子里,她只吃了四元钱的大油,一个鸡蛋也没吃到嘴里。只是买了几斤鸡蛋煮熟了用红颜色染成了红鸡蛋分送给邻居们。郯城兴送红鸡蛋,就是告诉邻居们我家得喜了。景芝嫂子一共帮我接了三个孩子,怎么感谢人家?那时人穷啊,就是每个孩子的满月这天,请她吃顿饭。也就是炒个鸡蛋或包顿水饺的,无酒无烟,无礼无钱,顶多送条毛巾。那时接生个孩子化不了10元钱,不象现在这般奢侈,要去高级产院,提前聘好月嫂,月嫂工资少则3、4千元,多则5、6千元,甚者7、8千元。与以前相比真天地之别。真是什么人什么命啊,佃秀天生好奶水,吃家常饭那奶就足够大女儿吃的。生二女儿时,佃秀只吃了唐玉英给她煮的几个鸡蛋。佃秀早已习惯于贫穷的生活,对艰苦的处境从没有怨言和怨气,只有默默地坚守。这就是品质,而且是极高的品质。我从没小看过我的爱人,家中有一位具有极高品质的人,定会给家庭带来幸运。看来忍受贫穷不只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毅力,从而体现一个人的精神。有时贫穷是在锻炼着人,影响着人,处在极度恶劣情况下的时候要经受住生活带来的这种锻炼和考验。我的爱人她具备了这种品质和精神。
67、李庆霖告御状
67、李庆霖告御状 文革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地冲击,也留下了太多的不良影响,派性干扰着一切工作的正常进行。郯城的知青慢慢的被政府淡忘了,那时的政府是革委会,可能革委会也顾不上来过问这些不重要的知青事情。革委会的工作处于混乱状态,我们象成了无娘的孩子。到1972年以后,我们这些老知青的生存状况就更加严峻了,成了一群无人过问的群体。这时的我们都已结婚生子,大多家庭已有两个孩子,女人们在家照顾孩子料理家务,靠男人在生产队挣工分养家糊口,是家庭负担最重的时候。每逢年终分配都被生产队照顾“吃减免”。所谓“吃减免”就是所挣工分抵不上最低口粮的价值,那也不能让你无法生活,需经过队委会讨论研究通过后,生产队可给予减免口粮款的优待,按人口最低标准发给口粮。那时年年都是这样的,这也增加了生产队的负担,知青实际成了生产队的累赘,给原本就贫困的生产队雪上加霜。知青在农村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我们队里有个爱开玩笑的社员,大家都叫他敬伦哥,他和知青的关系处的都不错。他说你们知青好比是“大年三十捡了只兔子,――有它过年无它也过年”。这话就连我们自己听了也笑了。虽说是玩笑话,倒也是真事。我们到底给农村带来了什么?我们在农村又干了什么?几年后剩下的这些人就靠着和当地社员们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所建立起来的那份感情了。我总感到当地的乡亲们对这些老知青倾注了太多的眷顾和情感,是他们在无私的养育着这群人。农民太重情太伟大了。事过50年后才感悟到,才体会到这份情这份恩的伟大,是否有些晚!写回忆最大的收获就是在思考过去的经历,从中提升自己的认识,只有认识的提高,才能客观的看待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我们不能盲目的,狂热的喊一些口号拔高自己。毫无疑问,知青这个几千万之众,我们可以自豪的说,是个曾经为共和国无私奉献的可敬群体,值得永远赞扬,但知青们决不能忘了曾帮助过他们的人――中国的伟大农民。如果没有农民的帮助,我们这些老知青不可能在农村待上那么长的时间,可能会更苦。再就是不能忘了我们的父母,是老一辈人在支持着我们。但凡下乡的地方都是极贫困的地区,即使个人再努力也挣脱不了困境,谁也摆脱不了家庭的援助。父母经济好的能多周济一下,可大多数知青父母工资都低,家庭经济窘迫,无多大力量接济。这就增加了父母的负担,甚至有的家庭要负担好几个下乡的子女,那就更难照顾了。那些年不只是知青自身困难,还连累着父母和亲属。艰苦的环境在考验着我们这些早期下乡的年轻人,那时我们的处境到了非常艰难的地步。这时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自发的聚会,探讨出路,寻求精神上的解脱。时间一长,以“三哥”蒋行坤为首的知青团体自然就形成了。那时的“三哥”有相当的号召力,因为大家需要带头人,需要能领导大家摆脱困境的人。向上级反映我们的生活状况是首当其冲的,这要用文字说明。大家一致推荐段森明主笔,那时我们称段森明为“段夫子”,他是我们知青中的才子。他也无法推辞,当即动笔,利用我们闲聊的功夫,那浩浩千言的上书便一气呵成,然后读给大家听。真是才思敏捷下笔如有神,我们都佩服他的才华。他那文章的表达水平不是常人可及,只可惜了这个人才。所写材料有的寄往淄博市委、市府的,有发往临沂专署的,也有直接送往县委县府的,还有的寄至省委省府的。内容就是要求各级领导重视我们的存在,改善知青生存状况,我想这就是早期的知青维权。所反映的多是实际问题,可寄出的材料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也不可能有回音。那时全国知青的生存状况基本是一样的,哪级地方政府也难以解决,上书根本起不到丝毫作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出了许多问题,比如,插队安置费标准太低,知青的疾病医疗没有保障。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干部依仗权势拉关系走后门,在招工、招干、返城中大行不正之风,还出现了一些奸污迫害女知青的不法分子,这些问题在各地都存在,但没有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当时不只我们在向上级反映情况,全国各地的知青都在反映,比较有影响的就是1973年4月李庆霖告御状,那是轰动全国知青的一件大事。  1973年4月初,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读了由身边作翻译的王海容转来的一封人民来信,读到文字悲凉处,主席潸然泪下。写信人是福建莆田县的小学教员李庆霖。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们的生活困境,揭露了地方上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下乡时间不长的子女开后门招工、参军、上大学的不正之风。作为知青家长,他沉重地诉说了一个父亲的困惑与悲苦。他在信的结尾处哭诉道:“毛主席,我深知你老人家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主席读罢来信,直到4月25日才决定亲自给李庆霖复信。信的原文是:“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其实主席对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积弊早有耳闻,李庆霖的信引起他对知青问题的高度关注,也成为以后改变知青运动的一个有力依据。在这一问题上主席他老人家还算是实事求是的。我们所在的英庄公社也按上级指示,把毛主席的这封回信向我们作了传达,大家都盼望着能尽快“统筹”到我们。& & 那时我们称“三哥”为“聚将星”。三哥讲义气行事豪爽,又会武术有功夫,在当地还招募了一帮徒弟,知青中也有跟他习武的,算得上是有影响的人物,我们都拥戴他。那时下乡初期的知青组织早已不存在了,这时的知青中心在“三哥”那里。因为我们处在凄凉之中,需要精神依托,需要团队、需要有人来启发大家的热情,不管这一热情是来自哪方面的,我们也知“三哥”言谈之中带有夸张,有些事靠自己是解决不了的。但这并不影响大家对他的信任,他是我们英庄知青在最艰难时的心中领地,只要有“三哥”的通知,我们就随叫随到。大家经常聚在一起商量上访的事,或侃大山或下棋,或欢送离去的弟兄。只要聚在一起就有欢乐,至于我们的出路大家也深知,非“三哥”所能及,只能听天由命。& & 李庆霖算是全国知青敬佩的人,他为知青们许了苦说了实话,那封告御状的信对今后知青命运的改变起了很大作用,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应。根本问题在于上层认识到这条路子存在很大问题,不能继续推行下去了,那时的知青也可能到了快改变命运的时候了。如果李庆霖不给主席写信,也可能有张庆霖王庆霖写,主席也会给别人回信的。主席的那封回信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知青的波动情绪,也加速了地方上安置知青的速度和决心,对知青后来的大返城推迟了时日。
68、难忘的情
68、 &&难忘的情
在郯城这一隅方圆不大的土地上不止有着淄博知青,还有一批人数不多的青岛知青。他们是一九六八年集体插队到郯城的,年龄普遍比淄博的小,分配在码头公社的几个村里,和早期下乡的淄博知青不在一个地方,尽管相隔不远,但接触不多。刚开始,淄博知青倚老自居,青岛知青则以来自大城市而自负,双方各有个性,以至来往较少。天天在队里无休止的干活,大家盼着大集这天去县城赶集休闲一天,就顶个城市的礼拜天吧。虽然多了几年的农村生活,但从小养成的城市习惯还是难以改变的,这也可能会影响人的一生。郯城集可谓大集,方圆百里的客商到这天都云集于此。集上有杂货市、粮食市、蔬菜市,牲畜市和家畜市连在一起,木料市与家俱市的面积更是宽阔,还有旧车市场等市市齐全。说书唱戏、相面算卦,打场子卖艺的无奇不有。饭市上煎包、烤排、凉粉、豆腐等食物齐全。还有专卖狗肉、猪肉的一个去处,狗肉还好,就是那猪肉不乏煮熟了的病猪肉、死猪肉,却有不少人蹲在那里品尝。那时没有大型超市,商店也少,人们靠集市上买卖交换农产品,所以大集这天人山人海,一眼望不到边的人群热闹异常。居说集市起源于史前时期人们的聚集交易,以后常出现在宗教节庆、纪念集会或圣地,并常附带民间娱乐活动。集市贸易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到了周代更加发展。《周易》上有“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记载。山东人皆谓之集之说。此外,还有特殊形式的集市,像流行在各地的一年一度的庙市(也叫庙会)、春季举行的香市等。郯城各地就流行着若干庙会,比较大的有春季的328会,就是农历的3月28日这天,到了近代发展为一连几天的物资交流大会。还有528会,就是农历的5月28。最大的还是秋天的10月15会,也是从古代延袭下来的庙会,10月的中旬,一年的农业生产都已结束,人们可以休闲了,趁大会期间交换、买卖农产品,以备冬用。这是农民最舒心的时期,这庙会也大,至今仍繁盛不衰。说到买卖,在这里顺便说下“买东西”一词的由来。据有关资料记载,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一天在路上碰到他的朋友盛温如提篮子上街。朱熹问:“你上哪儿?”盛温如说:“买东西。”朱熹又问:“难道不能买南北?”盛温如回答说:“当然不能。”接着他根据“五行”金、木、水、火、土与东西南北中相配的道理解释说:“东方属木,西方属金,凡属金木类,篮子装得;南方属火,北方属水,这篮子装不得水火类,所以只能买“东西”不能买“南北。” 有次在郯城大集上,淄博知青的闫利和青岛的两位小弟兄发生了口角,双方争执不下竟动了手。结果闫利没经住青岛小兄弟的拳头,被捣得鼻青脸肿,两个眼睛也成了熊猫眼。闫利哪能吃这亏,恰逢大集这天弟兄们都赶集,一见他被打成那样,那还了得,淄博知青齐上手。两位青岛小弟兄见势不妙,落荒而逃。因慌不择路,直奔西南英庄方向而去。他们这是自投罗网,这一路是我们的大本营。不一会把两位逼进了王巷村的苹果园里,看来青岛的两位小弟弟可能要遭遇一场噩运呢。这时几位青岛的知青弟兄们得到消息也匆匆赶来解围,从而使不可收场的事态得到了缓解。真是不打不相识,从那以后淄博和青岛的知青弟兄们有了来往,感情得到了改善,越来越相处的融洽可亲。一次,我们得到“三哥”的通知,说是去县革委会大院声援青岛知青。去了才知道,青岛的知兄知妹们在进行维权斗争,已经几天没吃没喝了。县革委会有前后两个院落,都是一色的老式青砖瓦房,后边院落里矗立着几棵大树,阴沉沉显得有些森严。据说这就是以前的县衙门,几经沧桑,成了现在的县革委会。县革委会的接待室在两个院落中间隔房的东侧,东西向有四间屋大,空旷的房间里已看不到桌椅板凳,只见屋子靠壁的四周躺满了青岛的知青,人挨人的围成了一圈,看来他们这是全出动了,用不吃饭行动引起领导对知青的关心和重视,要求县领导解决知青的生活问题。可以说,这是一次早期的知青维权。是个相当大胆、相当严肃,也是人们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我佩服青岛知青的气魄和胆量,他们敢于以绝食的行为来维护和争取自身的权力是何等的勇气,我们淄博的知青真的自愧没有如此胆量。见那些小兄妹们已几天米水未进,静静地躺在那里,连抬手投足说话的力气都没有,真是让人心酸心疼。他们的身体已经严重脱水,有几个已休克多次,接待室门外放有担架,是青岛弟兄们准备好的,我们去的人帮他们把休克的人员抬往县医院抢救。县医院离县革委会只一箭之地,抢救室里医生和护士们在紧张的忙碌着,已有几位先前被抬去的知青在注射吊瓶,他们见淄博的知青兄妹们来声援都感动地流下了热泪。我们都没说话,以心会之。因为遭遇和处境是一样的,心是相通相连的。我们的声援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支持和安慰,也带来了理解和同情。在县革委会的后院里有几位从青岛赶来的知青家属,是县革委会派人用专车接来让他们解围的。每位家属身边都有一位县里的干部在做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规劝自己孩子尽快放弃行动,那些大叔阿姨们也感到难过和无奈,因为哪一个青年都不可能因亲人的到来而停止这来之不易的集体行动。这是在为自己争权力,谁能当逃兵!行动仍在继续进行着……什么样的情况能使这些血气方刚、活蹦乱跳的年轻人采取这种行动呢?一定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这是无奈之举。我想,青岛知青的这一行为,创下了我国下乡运动中的一个传奇,可能也是知青文学中很少提到的事例。而这是真实的事件,而事实真的发生了。足以说明知青有着极强的抗争精神,也从另一角度反应出当时的困难处境。而在当时谁也知道这是在向县里的最高领导抗争。能带来什么后果?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力,他们全然不顾了。中国早期下乡的知青们,在国家的召唤和分配下,去了祖国最艰苦的地方,作出了时代的巨大牺牲。本该是学文化、学技术的年龄,却因为下乡而失去了这种机会,和同样是国家分配到机关、部队、企业的同龄人相比,人为地造成了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一直影响了他们的一生,甚至还影响到他们的后代。人的一生是短暂的,而老知青们把那短暂的而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广阔天地”。有些是从1964年下乡至1979年才得以安置,这是何等漫长的十五年啊!有的甚至到了1980年后才得到安排。他们在农村坚持、等待、祈盼、直到失去希望。遥遥无期的长达十五年迷茫的心理创伤是一生难以抚平的。我是1964年下乡的老知青,1976年得以安排工作,长达十二年的农村生活,我能深深地体会到在农村的这种难熬的滋味。时间已过去了五十多年,我们不该再去思考那些痛苦的往事。人老了应多多感受现在的幸福生活,我承认现在的生活是以前做梦也没想到过的,真象梦一样来了。知青们的心都是肉长的,都有良知,都有感恩之心。怎奈过去的知青经历实在太深刻了,是终生难忘的,对过去所经历的蹉跎岁月是难以忘却的。唯独可喜的是知青们人还在,情更浓,对“母亲”的那颗赤诚之心更加浓烈。漫长的知青岁月象梦一样时时萦绕心头,知青这名字还把他(她)们的心系在了一起。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情,是特有的“知青情”,是在那蹉跎的岁月中凝聚起来的。
69、怀念战友
& & 69、 怀念战友 在我眼里,崇义是位很优秀的知青,我有责任写写关于他的往事。他不但为人正直忠厚,而且聪明好学,吹拉弹唱无所不通,凡知青点的文艺演出都少不了他。他还是村里的土建筑师,生产队和社员盖屋建房都找他施工,他能把城市的建筑理念纳入农村住房,给村民的建房带来新奇感受,颇受村民喜爱。就这么一位优秀的知青却过早的离开了我们,那年他仅24岁。刚要崭露头角,显示才华,却突然消失了,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惋惜和怀念。知青中那些因病、因情或因其他事而早逝的兄弟,他们短暂的一生都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感慨。我们这些有幸活着的就应珍爱人生,对老天赐予的美好时光就更应珍惜。现在生活好了,拿现在和过去在农村时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我们这些本来对生活条件要求就不高,梦想只要有个稳定的安身之处,自给自足就行的人们,有了今天的日子,该是知足了。不管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怎样,谁都曾幻想长久地活在人间,谁都不想过早的离开朝夕相处的亲人和同事。一个人之所以失去生命的动力,必然有说不清的原因影响或危害着生命。前几天在一次老知青的聚会中,我和宇洲老弟提起了崇义生前的一些往事,无意间又勾起了对他深深的思念之情。崇义是1972年秋不幸去世的,宇洲和他是同一居委会下乡的,又是他的生前好友,记着有两件事使宇洲至今难忘。一是在整理他的遗物时,除正常生活物品外,让宇洲难以置信的是在衣物中发现了仅有的一分钱,看来他是在经济非常窘迫的情况下病逝的。可以想象经济对人的压力是多么的沉重。要不古人就说“一文钱能难倒英雄好汉”么。再就是和他一同下乡到胡林村的15位知兄知妹都以各种形式脱离了农村,只剩下他和未婚妻小美两人还留在那里。没走的一个很大原因是源于他有位曾任过国民党军队校级军官的父亲。在那个年代,父亲的问题对于他的去留不能说没有影响。宇洲回忆说他是处在极度绝望之中,这应该是他突然发病的一个根源。人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自尊心过强的他迈不过那道思想的坎,他可能失去了坚持下去的信心,崩溃了。有很多意外的事总是容易发生在自尊心很强的人身上。自尊心能给人带来益处,有时也会带来坏处,在这方面我深有感触。记着我们村的知青家庭全部安置完后,我虽然也得到安排,因我爱人不是知青,不在安置范围,她和孩子必须留在村里。下乡的45人就剩下了我一户人家。每逢在厂里下班时见其他知青们都回厂里的家属宿舍,唯独我还得骑车再回那无法摆脱的农村,每逢走到村头就怵头进村,总感到象低人一等,自卑感难以言状。觉得过的实在无劲,有时我就怨老天,它为什么这样捉弄人,同样都是人,为什么有贵贱之分。世上的事往往再坚持一下或再等待一下,可能就会发生变化,很多人也能明白这一很普通的道理。可真正实践起来却是很难的,因为最后地坚持和等待恰恰是最难熬的。结果崇义撑不下去了,他放弃了坚持。我是深有感触的,因为那段在农村的日子里,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希望几乎是零。一位和崇义朝夕相处的社员说,当他发现崇义喘不上气来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那时他已不省人事,众人把他送到公社医院抢救已为时过晚,医生连什么疾病夺去他的生命都难以诊断。崇义去世的噩耗是我从张店回郯城的路上,于徐州火车站候车室见到韩瑞玉才得知的。瑞玉是陪崇义的大哥去郯城奔丧的。大哥在淄博五音剧团工作,四十多岁的年纪,细高的身材,戴一副度数不高的近视镜,谈吐风雅,举止稳重,一看便是搞艺术的文化人。我当即随同去了红花公社。那时的交通落后,我们乘火车到新沂后又步行几十里,到崇义所在的胡林大队时已是傍晚。当时全公社的知青都聚在那里,他们见家乡的亲人来了,都伤心的说不出话来,只听到一片哭声。来的路上,关大哥压抑着情绪,这时他再也无法控制感情,放声大哭。众人的哭声久久不能平息,那哭声像天边的闷雷震撼着大地,这是那特殊情感发出的悲鸣,天地也为之动容,为之哀悼,悲痛把人们带入了夜晚。由于崇义的去世,大家在伤心的同时也会勾起自身的苦衷。一旁的社员见到这种场面也难以自制,都沉浸在悲伤之中。那场景可谓感天动地,这是我有生以来见到最感人的场面。写到这里那一幕幕感人的情景又浮现在了我的眼前,勾起了我多年的伤痛,使我不禁潸然泪下。晚上我以英庄知青代表的身份,陪同大哥与县知青办派来的同志处理崇义的后事,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求县里能给崇义的未婚妻小美妥善安置,让她离开这伤心的地方。知青办的那位同志当场应诺了我们的请求。并请那位同志帮助处理崇义和小美俩人的一些个人后事,那位同志也都一一答应。因年长日久,我已忘记了那位同志的姓名,但他处理问题的结果让人佩服。我再次见到小美是在县木器厂,在我恍惚的记忆中她可能已是该厂的一名保管员,因年代长久,是否记忆中有差错,我也就不再去考证了。在胡林村的那夜是我永生难忘的,感觉那么漫长,又那么沉闷和凄凉。屋里的煤油灯忽闪忽闪地亮着,有人不时地将烧焦的灯芯弹掉,油烟弥漫了整个屋子,熏得我们透不过气来。我们围在灯下,听大哥诉说弟弟的一些往事。大哥时而哭诉,时而哽咽,又时而长叹,有时激动地难以自制而大叫几声,从而把我们都带入了悲恸之中。大哥说到家中的老母亲已年老体弱,怎能经得起这样的沉重打击。是啊,这是老来丧子,人生一大不幸,加之儿子客死他乡,让一位年迈的老人如何承受。第二天公社的所有知青都参加了送别葬礼,村里的社员也自发的排起了长长的送别队伍,几个女知青架着嚎啕大哭的泪人小美紧随崇义的棺木,她哭得死去活来,大有与崇义同去的架势。是啊,相爱的人突然消失是多么可怕和难以接受的事,她的哭声让人心裂,让人难忍。告别队伍缓缓而行,大家在默默地向崇义道别,这时有人高喊:“崇义!我们的好兄弟,朝着西方,走大道啊!”那喊声是那样的惊怵,像上天的使者在为他指路,我感到他真的离开了我们,朝着使者指引的方向而去。其实他并没有死,他是摆脱了纷复繁杂的人世,走向了另一种新生,那是一种逍遁,也是一种超脱。路旁的树在微风吹拂下朝送别人群摆手示意,稻田里抽穗的稻子也在点头,一群雀儿在树上叽叽喳喳叫的厉害,像是迎接送殡的队伍,当人们走近时又猛地飞起,在空中盘旋着,盘旋着,像飘在天上的一片云在恋恋不舍的护送着崇义那不忍心西去的身影。此时,大自然的一切都像赋予了灵魂和情感。屈指一算崇义已走了40年,真是光阴似箭啊!人过六十以后,觉得岁月过得越来越快,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对过去的往事尤其对知青的那段回忆也越来越怀念,不管渡过多少岁月,我们都不会忘记知青的那段坎坷经历,更不会忘记我们的好兄弟崇义,他永远都在我们的心中!
70、难忘的情
& && && && && && &&&& && && &&& 70、难忘的情
今天是公元日,我们一行18人怀着沉重而祈盼的心情,登上了南去的专车。这是要去办一件大家多年来又是近来急于想做的一件事——为失去多年的知青战友崇义立碑铭文,重修坟墓。事前由宇洲和良玉打前阵,于所在胡林村的村委会协商了具体事宜,此事得到了村委及村民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凡涉及此事的一切费用由我们返城的知青筹集承担。得知此事的兄弟姊妹们都积极捐助,大家在尽一份心,也是在了结一个多年的心愿。 & &&&清晨阴沉多雾,风有些冷,中巴车在高速路上飞快地奔驰,大家不愿失去这相聚的机会,闲聊中还能领略一番车外的景色。虽说已是秋末初冬的季节,那巍峨绵延的崇山峻岭依然留有秋色的层林尽染之势。远处一层层一片片凋零的红叶还时时映入眼帘,虽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但还足以让人领略另一番秋日的情趣。在这秋愁的季节,那凄婉苍凉的景象衬托着雾沼沼的沂蒙山景,不由的让人蒙生一丝惆怅,一丝失意。路边丛林中那枯黄的落叶铺满了林间,杂乱的枝条半裸半露,早已失去了夏日繁茂,不由的使人感到世间的景物怎么这么变化无常,转眼间已草木皆衰。一岁一枯荣是自然之力,是人力无法异转的,但愿人间之情别象气候这样无情的变转,应永远的象春天那样阳光、和煦。 & &&&胡林村的人真好,有情有意。崇义已走40多年了,埋他的那庄稼地几易其主,可那不大的坟头确依然保留。他们知道那是一位可亲的淄博知青,在永久的住在那里。崇义不是外人,也是他们的亲兄弟和亲人。现在崇义的坟已经变了模样,村里人按照为烈士修墓的规格进行了重建。崭新的碑坟展示了它的新姿,让我们感到欣慰,思念之情中反而多了几分自豪。这不是一座一般的墓,这是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个感人的传说。这墓、碑会永远的保留下去的,因为它是一种情感,是一种精神体现。这是知青的心碑,也是一座知青的史碑,用它来让历史记住那特殊的年代里的那个特殊人群吧! & &&&崇义无后,因为他走的太仓促,可他有知青的兄弟姐妹们,知青的子孙后代就是他最亲的后代。随大家同去的人群中有崇义的知青好友,也有他的生前同学,还有他的亲属侄、甥,人们逐一的进行了祭拜。 & &&&我们赶到目的地时,天空下起了小雨。村里人说几天来天气就不好,小雨总算没有影响奠祭。看来老天爷也为之动容,也在怀念他失去的优秀子女。我们用现在民间的祭奠形式从张店给他带去了新寿衣、元宝、香纸、花圈素绫等等,可谓一应具全。素绫上写着祭拜人的名姓,也好让崇义再熟悉一下他的兄弟和亲人。雨中的素绫随风飘摆,那是崇义在向众人致谢。这无声的氛围,更增添了众人对战友的怀念。大家远道而来,是为战友安新家,也是一桩“喜事”,应用霹雳啪啦的鞭炮声结束这肃穆的仪式。 & &&&崇义,我们的好兄弟,安息吧!& &&&知青们想着你,大家想着你。尽管你孤零零的在他乡待了40多年,你并不孤单,那里有可亲的村民陪伴着你,我们在家乡也无时无刻的想着你。以前我们穷,想给你安个“新家”办不到,现在大家都过好了,你的“新家”也给你修好了。这是大家对你的一片心意,说明没忘记你,我们永远的怀念着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好兄弟!因为我们都是——知青!& & & && && && && && && && && && && &&&(写于2013年11月初冬)
71、曹县之行
71、曹县之行 贫穷无时无刻地鞭笞着老知青们,艰难的生活让他们失去了忍耐,茫然的在贫困的境遇中乱撞。谁都不愿过贫穷的日子,贫穷是最可怕的。只有经历过贫穷的人才知道那难受的滋味。摆脱贫穷,一直是人们努力的愿望,而这愿望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是难以实现的。曾有个时期人们的意识形态乱了,把贫穷视为光荣,把贫困视为荣耀。我不明白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经过一段变革后,人们变实际了,空喊的东西少了。现在都知道,发展经济才是第一要务。婚后的生活是艰难拮据的,我到处寻觅摆脱困难的途径却无路可走。段森明是我们知青中的能人,有名的“段夫子”,我崇拜他。他经常带着两个八、九岁的儿子风尘仆仆地奔波于郯城和淄博之间,做点小玩具、小文具之类的小生意。至于能挣多少钱我无从知晓,只能猜测,见他十天半月的一趟趟穿梭般地忙碌,倒让弟兄们对他多了些羡慕和好奇,觉得他是个能人。段森明自幼丧母,家庭出身高了些,因个人身世的不幸,使他早早地混迹于“江湖”,养成了豁达开朗处事不羁的性格。他行事不拘小节,有文才,善谋划,也曾是文革的积极参与者,我曾戏称他为“狗头军师”。我发现他最大的爱好是读书,经常见他书不离手;又擅长写作,且文采出众。下乡前曾创作过长篇小说,虽无缘发表却显示了他的文学才能。对于他的学识和能力是大家所钦佩的,只是无用武之地。可惜他早已成古人了,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介绍过他的情况。对于这颗还未曾大放光彩的星过早的陨落我们都深感惋惜,可惜了他那一肚子学问。不知怎的,世间自古那些奇才总是匆匆过世,都给人留下了无尽的感慨。因为森明老兄与众不同,所以我总想从他身上找点特别的东西那怕是弱点,但又无从确认哪些方面是我所需要的,这反而更让我对他难以捉摸和猜测。其实人都有弱点,大凡弱点和特点让人难以鉴别的人,才是个比较有故事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在知青这个群体里,各人的情况都有相似之处,很容易凑到一块儿,话也投机。大家在一起侃大山,胡吹海嗙,反正都是在社会最底层,也无所顾忌。因旷日持久地农村生活,使我至今还留有知青那真诚直爽、敢说敢道的习惯。段森明好友,不只爱文,还善棋艺,妻子也是知青中最开朗爱说爱笑的,不是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吗!这话一点不假。他家就是大伙的集散地,只要他在家,总是高朋满座、圣手如云。弟兄们你往我来,或聊或棋,或弹或唱,非尽兴而不归。为了摆脱生活的困境,我特向他请教挣钱的门路,我说咱不能整天混日头,得想办法挣钱啊!他说可以去菏泽的曹县贩布票,那里布票很便宜。我知道贩布票是多里捞摸的事,需要大本钱。我没本钱啊!我就三十多元的家底,能做什么买卖呢?他说:三十元也行!我当时确实怀疑过这三十元能干啥?由于对他的过分崇拜和信任,也没作细致地探讨和分析,总认为他神通广大,跟着他可能会有意想不到地收获呢。为了赶车,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起身了,佃秀知道我要出远门挣钱,早早地起来为我烧了热饭。那是1973年初春的事,天很冷,冬季还在顽固的表现着不愿过早地消失。阵阵北风刮得厉害,偶尔还飘下几片雪花。大地经过了一冬的严寒,不愿再忍受寒冷的摧残,到了提温发暖的时候了,再强的寒风也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树木不顾寒冷的存在,正大胆地吐芽、做蕾,地里的小草正使劲往外钻,远处看已有绿的感觉。尽管天气有时冷得使人发抖,但大地却在悄悄地孕育着新生。寒冷即将过去,春天就要到来!在火车上我一直担心着段森明,他在用过期的火车票东躲西藏地和检票员周旋。我本来就胆小,因济南的黑屋子教训,不敢再用假票了。段森明一路上有惊无险,晚上十点来钟我们顺利到达河南商丘。商丘火车站候车室里挤满了南来北往的人,有打瞌睡的,有打牌的,有闲聊的,有看书的。段森明和我古往今来山南海北的侃了一夜,第二天早乘汽车到达曹县时太阳已爬上了墙头。我早有耳闻曹州是有名的牡丹之乡,这次来能否大饱眼福。凡花都具娇媚妖艳之姿,唯牡丹不然。牡丹容姿艳丽富贵大气,无谄媚之态,被世人誉为国花。牡丹自古就受国人尊崇,曹县也因此而闻名。可惜我们两位不速之客来的有些早,无缘观赏牡丹的盛容。即使在牡丹盛开的季节可能也无心赏看,观花赏景不是我们这穷困潦倒者所为。一到县城我便傻眼了,知道此来的后果不佳。见县城几条笔直宽阔的道路,从这头就能眺望到那头。路两旁的房屋矮矮的,一色的青砖瓦房,反而显得道路更加宽阔。早晨的县城很安静,路上行人稀少,我们的出现很显眼,一眼便能看出是外乡人,甭说买布票,就连打听布票的情况都不敢。按理说干这一行叫投机倒把,曹县这边必须有线人,没有上线是无法干这行生意的。一天一夜的路途劳累,早已饥肠辘辘,我们便进了一家饭店先吃饱饭再说。饭店虽不大,但很宽敞,一张张方桌摆得整整齐齐,擦得干干净净,方桌中间摆着几摞白碗,还放着一大把竹筷子,四周摆有长凳。见屋里已有两位客人在吃饭,我们便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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