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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在经济增长中的意义.doc 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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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在经济增长中的意义
近代以来，现代化一直与人口转变过程相伴随。不少学者从劳动力比较优势等供给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人口因素受到很大重视(Juliansimon，1987；Simon，1980)。人口过程和经济过程是一体两面：人口过程包括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和分布等变动过程；经济过程包括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过程。在人口过程中，人口结构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Bloom等人(1998)发现，过去的研究都只关注人口规模或人口增长，而忽视了人口年龄结构这个关键变量。在相等的人口变动规模下，由于不同年龄组人口的相对比重不同，不同类型的经济行为强度也会不同，人口转变过程所造成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就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也就是社会追加的人口生产性为经济增长贡献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人口红利”，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上，并且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研究者又进一步认识到了老年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Lee和Mason()提出人口老龄化将会产生第二人口红利。他们认为，进入老龄化阶段后的一二十年内，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为退休而积累资产的动机增加了储蓄，整个社会的财富增加，而有效劳动力数量下降，从而提高了每个劳动人口的生产资本，单位平均资本收入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并且会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保持在较高的水平，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目前，凡是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都已经完成，而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仍未完成。中国是唯一的例外，虽然经济尚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但是在过去短短30年左右的时间里，史无前例地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转变模式，在2000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邬沧萍等，)。改革开放以来，按可比价格计算，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GDP增长了近14倍。这两个变化几乎是同步的，那么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中，人口红利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效果如何，如何挖掘人口红利利用的潜力与不足，重点分析第二次人口红利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课题。
二、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综述
Bloom等学者提出人口红利概念以后，以中国的人口红利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的也逐渐增多。Cook(2006)认为，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越南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经济结构和人口转变相伴而生，经济结构从农业向以城市化为基础的工业转变和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无疑有着重要意义。Wang和Mason(2005)对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的研究，把Bloom等人的结论放在中国的发展经验中进行验证，证明了中国的人口转变促进了经济更快增长。蔡昉、王德文(1999)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与人口红利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建国以后的人口转变“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在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负担较轻的条件下，产生了两个潜在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即所谓人口红利”，使得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并一直持续到2015年前后(王德文、蔡昉等，2004；Cai等，2005)。在中国的第二人口红利方面，巩勋洲、尹振涛(2008)分析了财富积累将如何推动经济增长；蔡昉(2009)认为，仅从人口老龄化时期储蓄动机角度来观察，在推动经济增长作用的程度上，尚不能构成堪与第一次人口红利相提并论的第二次人口红利，老年人力资源也应该受到重视。通过文献整理，我们发现上述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以前的研究始终没有论证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周祝平，2007)；总抚养比的变化可能是少儿系数和老年系数绝对或相对变化的结果，不多的定量和实证研究忽略了其变化的影响，也完全忽视这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不同影响，而这些影响恰恰是亟需研究的(邬沧萍，1999)。2000年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二人口红利”稍纵即逝，只是有存在的可能，很多问题比如中国是否存在第二人口红利和怎样增强和利用第二人口红利的研究相对较少。判断潜在人口红利是否为经济增长所利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利用，需要使用长期的经济增长数据、人口数据和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数据进行综合计量分析(Bloom和Williamson，1997)。因此，我们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研究这几个问题。第一，“第一人口红利”是否为中国经济增长所利用，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内生性？第二，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二人口红利”是否已经到来或者是否存在?第三，如何利用短暂的人口红利尤其是第二人口红利？如何将其效应进行延伸？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有可能受到潜在内生性问题的影响，采用普通的面板回归难以解决。本文采用动态面板GMM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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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断人口红利是不是已经消失？
.zm-item-answer&}" style="border-bottom:">关于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否殆尽（另一个说法是刘易斯转折点是否来临）学界和政策制定者一直存在争议。本人才疏学浅，不敢妄做判定，恰好我本科论文的题目就是以“刘易斯转折点”为研究方向的，下面就把摘要和研究综述的部分内容贴上来吧。答案只包括事实性的描述和对各位学者研究观点的罗列，详细了解可翻阅各位学者的相关论文，答主只作导读，不负文责。一.什么是刘易斯转折点根据刘易斯的经济发展理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发展中国家会经历一个漫长的“二元经济”过程。在这个过程初期，传统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并且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很低，甚至为负。因此这些劳动力便会以较低的价格（固定的生存工资）向现代部门转移。随着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会出现劳动力的短缺，工资水平的升高的现象，以不变的工资将不能雇佣足够的劳动力，经济发展的雇佣成本将会增加。通常称这个节点为刘易斯转折点。二.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否来临的争论相对于第一个争论，第二个争论要激烈的多。国内外的学者对于刘易斯拐点是否来临存在较大的争议。本节将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分成“支持者”和“反对者”两个部分进行介绍。
1 支持者蔡昉（）认为相较于传统认识的刘易斯拐点，中国实际进入的可以说是刘易斯转折区间。他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证。第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和结构，他首先测度出农业生产活动需要的劳动力数量，然后用农村总劳动力数剔除这部分劳动力，最后再减去转移的劳动力的数目，得出了大约1.06亿的剩余劳动力。他还认为40岁以上的劳动力不再愿意外出务工，也应当剔除，这样20-30岁的适龄劳动力的数目相对于我国的人口基数将会更少。第二，他对现代工业部门的几个典型行业的实际平均工资、农村劳动生产效率的进步等证明城市制造业的当时水平工资对农民工的吸引力下降。劳动力开始变得紧缺。大塚启二郎 (2006)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他主要是从中国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的变化和中国的产业结构上说的，他认为劳动力平均教育程度的提高提高了劳动力素质的同时，也使实际工资水平进一步提高。他认为产业结构调整，使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不再占优，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更加普遍。这使得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得到大幅提高，工资水平也会增加。Garnaut（2010）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是建立在有大量可用的剩余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基础之上的，并且长期以来实际工资的增长非常有限。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率，长期的国际收支失衡（顺差）和高度的并持续拉大的收入差距。随着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受教育群体的增加，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已经被吸收殆尽。政策制定者应当适时变换政策，以实现平稳的过渡。王美艳（2010）则是对中国历年农产品价格进行汇总。对近十年的水稻和小麦的劳动生产率和之前二十年的生产率进行对比。她认为后一阶段相对于前一阶段来说，劳动生产率有显著的提高。因此肯定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2 反对者葛苏勤&Dennis Tao Yang(2011)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公布的数据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实际工资进行了统计，得出的结果是，过去的几十年来农业工资和城市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同时保持持续的趋势。据此，他们得出结论，刘易斯拐点还未来临。Minami（1968）在对日本战后经济转型进行检验的时候，提出了Minami 转折点判定准则，运用此准则可以判断发展中国家是否到达了刘易斯观点。卿涛等（2011年）对Minami
转折点判定准则并检验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认为中国经济虽然已经到达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是经济还未到达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即“商业化”，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存在。Minami（2010）本人也对中国的刘易斯拐点进行检验。得出类似结论。Knight（2007）认为虽然城乡居民收入的工资收入持续增长，年16年的农村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率是5.8%；远低于人均GDP的增速（8%）。另外他还认为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长多是外生的，多与中国政府近年来对农村的持续支持相关。他对剩余劳动力的估算结论是农村还有八千万左右的剩余劳动力。世界银行（2008）也认为不认同中国到达刘易斯拐点的结论。它认为中国当前出现的劳动力短缺是区域性的，也对中国官方对劳动力工资的统计口径提出质疑，认为中国政府忽视了小企业中非正式雇佣的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这些都造成了官方数据不能如是反映现实。 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M]. ANU E Press,
2006. Meiyan W. The rise of labor cost and the fall of labor input: Has
China reached Lewis turning point?[J]. China Economic Journal, ):
137-153. Ge S, Yang D T. Labor market developments in China: A neoclassical
view[J]. China Economic Review, ): 611-625.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会山分校人口研究中心和、美国国家营养安全研究所和中国疾控中心合作对中国9个省的居民健康和营养状况进行调查研究的项目。 Minami R.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380-402. 卿涛, 杨仕元, 岳龙华. “Minami 准则” 下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11
(2): 47-56. Knight J. China, South Africa and the Lewis Model[M]. Research
Paper, UNU-WIDER,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UNU), 2007. 世界银行. 中国经济季报 (2005 年 8 月)[EB/OL][D]. , 2008.附：1.蔡昉定义的“人口红利” 蔡昉（2010）年定义的人口红利，当一国拥有较多比例的富有生产能力的劳动力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能够给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源泉，这被称作人口红利。建国以来，我国经历了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的阶段（）和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两个阶段，已经开始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人口增长方式过渡，目前人口自然率仅0.5%。蔡昉、王美艳（2005）年测算的人口红利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26.8%，而到2010年代中，人口红利将趋于消失。 2. 中国人口的变化趋势金字塔图。&img src="http://image69.360doc.com/DownloadImg/8/.jpg" data-rawwidth="267" data-rawheight="513" class="content_image" width="267"&图 中国的人口结构（）图片来源：“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 上图是联合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司统计和预测的中国分年龄分性别的人口图，形象地描绘了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由典型的金字塔形向倒金字塔形过渡，预计本世纪中叶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30%以上。 2050年的人口数据是联合国人口与经济发展委员会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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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个2010年的由图可见，中青年龄层次比较明显的发生了上移，但说2010年人口红利消失为时过早。按此表推演，2020年应该可以说人口红利消失，步入老龄化社会
，芬兰语业余翻译，小伙伴专用模特，爱排球…
之前实习有做过相关内容的研究。蔡昉将人口分析与刘易斯二元经济分析结合，同时讨论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这样新颖独到的分析近年来逐渐被国内外经济学家认可。顺着他的观点，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这两个概念。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指的是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刘易斯拐点：概念指出发展中国家有两大典型部门，农业和现代工业。如果国家经济处于增长阶段，现代工业的资本积累就能将传统农业过剩的劳动力吸收，提高生产力。但是当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速度快于劳动力释放的供给速度时，如果没有工资增长等动力吸引，劳动力就不会出现转移。这时就出现了刘易斯拐点。2004年沿海地区出现招工难，普遍认为是制度性的、结构性的、短期的因素造成的。接下来愈发严重的民工荒扩展到了全国。尽管2004年到现在农民工的工资以平均每年12%的速度在增长，但是招不到农民工还占主流。这已经表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悄悄到来。与农民工工资上涨幅度同样惊人的，还有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幅度。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之后开始减少，2012年一年减少了345万。随着人口变化，人口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越来越小，甚至现在为负值，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口中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过去30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呈上升趋势，劳动力转移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保证了中国10%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十一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0.5%。然而“十二五”期间国家测算的潜在增长率(为了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会对生产要素、资本、土地、劳动的供给，以及生产率的提高的潜力进行预测，测算出一段时间的潜在增长率)降到了6.1%，“十二五”期间也仅有7.2%。现阶段收入差距继续加大，利益格局难以动摇，而减慢的经济增长速度最终威胁的是利益格局里弱者。加上利益集团会试图维持现有体制，反对改革，从而整个社会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蔡昉认为人口红利，不仅仅等同于劳动力充足。经济产业在向前发展的阶段，对劳动力的质量也有要求。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平均需要的受教育年限是9.1年，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需要9.6年，资本密集型的第二产业需要10.4年，技术密集型的第三产业需要13.3年，农民工目前的技能(平均受教育为9.5年左右)显然不胜任。从经济转型来看，人口红利也可以算消失了。当劳动力总量不再增长，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提高劳动参与率。今天城镇就业的主体已经就是农民工，没有农民工就没有劳动力市场上庞大的就业人群。没有城镇户口的农民40岁以上留在城镇工作的只有18%。因此，改变现行户籍制度，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均等基本公共服务，保证农民在城市有更多稳定的就业机会。从劳动参与率上，减轻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带来的影响。除了提高劳动参与率，户籍制度改革还能将劳动力资源从地生产率的农业转到生产率更高的部门非农产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代替数量的增加也是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潜在增长率，减缓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的打击，以及避免中国社会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从蔡昉的角度分析，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但是可以有很多办法保持住经济发展的势头，实现中国经济的软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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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断人口红利是不是已经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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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2至今，每年减少数百万的劳动人口，就是人口红利缩减的铁证。但不代表人口红利消失了，毕竟中国的劳动人口比例非常高，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人口红利优势还是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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