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邀请。&br&未来十年，户籍制度一定是会往越来越宽松的方向走。至于是不是可以走到“农民工自由地在城市落户”的程度，则取决于提问者所指“自由”的边界在哪里。如果是下了火车就去民政局办好户口这种自由，那应该是不可能的。&br&首先来搞清楚几个问题：&br&&strong&一，户籍设立的目标是什么？&/strong&&br&当政府需要提供公共服务时，他需要知道，开办多少学校比较合适？医院要设置多少床位？在人大代表选举时（假设有），候选人需要知道，拥有投票权的是谁？今后服务的主要对象是由哪些人构成的？户籍的最主要功用，就是确定谁是”当地的居民“。&br&&strong&二，户籍的边界在哪里？&/strong&&br&”当地的居民“不是一个可以轻松定义的概念。来玩一个星期的游客，当然不是居民；来出差一个月的，也不是；那外地公司外派来本地工作半年的，是居民吗？可能……也不是吧。那么一年呢？两年？停留时间一点点增长，总会到一个大家都认为”嗯，这个人算是当地居民“的时间点。但如何确定这个时间，却是一个大问题。时间定短了，流动性太大，统计成本太高；时间定长了，就无法管理停留时间稍短的人口，在提供公共服务时也会出现公平性的问题。世界各国在这个时间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均衡点。比如美国的投票权仅需要提前30-50天的登记（&a href=&///?target=http%3A///constitution/us/amendment-14/92-voter-qualifications.html& class=&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span class=&invisible&&http://&/span&&span class=&visible&&/constitu&/span&&span class=&invisible&&tion/us/amendment-14/92-voter-qualifications.html&/span&&span class=&ellipsis&&&/span&&i class=&icon-external&&&/i&&/a&），但纳入本州公立学校的州内考生范围则要一年；台湾的投票权和就学权都绑定在户籍上，而户籍登记需要六个月以上的居住时间（&a href=&///?target=http%3A//www.kueis.gov.tw/cht/howto/applnoticex_np19.html& class=&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span class=&invisible&&http://www.&/span&&span class=&visible&&kueis.gov.tw/cht/howto/&/span&&span class=&invisible&&applnoticex_np19.html&/span&&span class=&ellipsis&&&/span&&i class=&icon-external&&&/i&&/a&）；日本则是三个月的时间（&a href=&///?target=http%3A//www.freechoice.jp/electionsystem.pdf& class=&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span class=&invisible&&http://www.&/span&&span class=&visible&&freechoice.jp/elections&/span&&span class=&invisible&&ystem.pdf&/span&&span class=&ellipsis&&&/span&&i class=&icon-external&&&/i&&/a&）。上海在选人大代表时也需要户籍，从居住证转为户籍，需要七年。&br&&strong&三，户籍拥有分配资源的效力，其依据来自哪里？&/strong&&br&虽然世界各国在定义当地居民时，他们的时间窗口开得并不一样大，但是宗旨却是类似的。那就是：从该居民的居留情况看，他很可能继续甚至永久居住下去。这个宗旨保证了本地居民未来在履行义务（如接受当地政府的管理，向当地政府纳税）和行使权利（参与当地选举，寻求当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上会是一致的。对于政府来说，确定了当地居民的范围，他就能达到一个管理、统计和服务的一致。&br&那么，现在当我们说起户籍改革，总是说到无户籍居民和本地有户籍居民的利益冲突，仿佛双方都有理。中国的户籍制度，问题出在哪儿呢？&br&&strong&一，中国的户籍制度已经谈不上任何准确性。&/strong&&br&在1982年，接近99%的居民居住在其户口登记地所在的市、县或区；而在2010年，这个数字是83%。如果再算上市区内跨乡、镇、街道的人户分离，则进一步下降到80%，一些大城市的问题则更加严重，上海的常住人口中，40%以上没有上海户籍。这种准确率下的户籍，和”本地居民“的定义已经没有多少关系，既不能用来管理人口，也不能用来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依据。换句话说，完全失去了分配资源的合法性。如果不进行改革，那就只好弃用了。&br&&strong&二，中国的户籍制度，不是在界定本地市民。&/strong&&br&在界定本地市民时，需要向前看，而中国的户籍认定是在向后看。向后看，意味着看贡献，看居住时间。因此农民工当了劳动模范于是奖励入籍，居住证七年才能转户籍这种规定层出不穷，户籍成了一种对过去的奖励。一个奖励措施，和本地居民的界定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给户籍是奖励，那是不是也应该有相应的惩罚措施——某市户籍的居民一旦违法法律，一律取消户籍？这是入籍还是入党呢？&br&既然户籍不是在界定本地居民，政府的麻烦就来了。他不知道服务的对象有多少人，路造窄了，床位设少了，人们觉得拥堵，看不上病，不满意；也管不了那些没达到”户籍奖励范围“的人，把一大批事实上的”本地居民“排除在管理和服务的范围之外，人为地造成了管理上的空白，警力安排不足，犯罪率也提高了，人们更加不满意。这种户籍政策，真是在给自己添堵呢。&br&&strong&三，中国的户籍政策造成了劳动力市场上的扭曲，增加了经济成本。&/strong&&br&户籍的分割，造成了劳动力市场上的大量扭曲。使用CHIP2007数据（以下所有研究都控制住了年龄性别教育经验职业行业等变量），我们发现城市户籍的劳动力每小时工资要比外地农村户籍劳动力高出30%；外地户籍居民的比起本地居民，消费下降的比例高达31%（&a href=&///?target=http%3A//www.econ.vt.edu/seminars/seminarpapers/2012/MingLu.pdf& class=&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span class=&invisible&&http://www.&/span&&span class=&visible&&econ.vt.edu/seminars/se&/span&&span class=&invisible&&minarpapers/2012/MingLu.pdf&/span&&span class=&ellipsis&&&/span&&i class=&icon-external&&&/i&&/a&）；外地户籍居民签订固定工合同的概率比有本地户籍居民低32%-93%，而选择短期工和临时工的概率则高出65%-145%；本地户籍居民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概率更是比外地户籍居民低74%-88%。这很好理解，户籍的分割造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不稳定性。公司看见你没有户籍，担心你流动性大，做一阵就走，于是给你一个短期合同，不给你买养老保险，还给你低工资。于是，你的流动性就真的变大了，工资低，没社保，还不敢进行消费。&br&一些人看着每年农民工几十几百个入户籍，说户籍政策能吸引优秀人才——他没看到的是，几百个入籍农民工背后还有几百万无户籍农民工，正处于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真空之中，比起户籍劳动力，这些农民工流动性高、产出低、收入低、消费低……这种全方位的效率损失，根本无法估计。就拿消费来说，中国不是要拉动内需吗？农民工市民化后，他们的消费上涨30%，问题就解决了。&br&以上那么多回答，全都在说户籍”应当如何“，最后一个问题是：&strong&在未来十年，户籍制度可能会有怎样的变化？&/strong&&br&虽然户籍制度看起来仍然在发挥作用，但情况正在悄悄地发生改变。越来越多原本与户籍绑定的福利，正在向常住人口分摊，比如上海的医疗、就学福利正在向户籍以外的居住证人群铺开，根据我们最近对上海的调查，他们的情况已经比2007年时好了许多。&br&政府改变户籍政策的契机在于劳动力供给的降低。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生产技术含量较低的时代，劳动力的高流动性带来的坏处，完全被他们的低成本所补偿：走了1个人，还有10个人等着呢，培训半天，上岗就业去了，还全都不用提供服务。而当前的情况不同，企业不一定能立刻招到新人，高技术岗位所要求的高昂培训成本也使他们更希望有稳定的劳动力供给。管理空白区的人越来越多，犯罪率也上升了。企业的需求就是政府的需求，户籍制度的改革便应运而生。&br&一般来说，政府会采取双轨制逐渐并轨的改革方案：原本只与户籍相关的福利，开始逐渐地转移到与本地居民的界定更契合的居民居住证上。同时，规范居住证办理的流程。当户籍在人口管理上的作用消失，在分配资源上的功能也被取代时，居住证便成为了真正的户籍。上海的900多万外来人口中，居住证的作用正在增大。有330万外来人口已经参加了养老保险、子女上学、就医的问题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我很高兴见证这样的进步。&br&最后，对这个答案里看到的”京沪挤爆“或者”牛群水草“说点想法。京沪前几十年的所谓干净、舒适、安全以及充裕的公共服务，完全建立在政府的行政分割上。他们把事实上的本地居民分为两块，给予差别对待。但与农村的苦比起来，这种差别对待竟然可以被忍受了，以至于一些人甚至开始认为农民工已经得到了他们所应得的，这完全是错的。现在，这样的错误就要被纠正了，当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终于去到他该去的地方时，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谢谢邀请。 未来十年，户籍制度一定是会往越来越宽松的方向走。至于是不是可以走到“农民工自由地在城市落户”的程度，则取决于提问者所指“自由”的边界在哪里。如果是下了火车就去民政局办好户口这种自由，那应该是不可能的。 首先来搞清楚几个问题： 一…
&p&感谢题主邀请我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个议题很感兴趣，因为我博士研究的方向就是宏观经济学和货币政策，因此对这个问题比较了解。公众对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具体概念往往并不十分了解，从定义上讲通货膨胀是指社会商品价格水平整体上升，而通货紧缩则相反。依据定义，通胀会令财富的实际价值缩水，而通缩则可以增加货币的实际购买力。这样听上去，通缩应当比通胀好，但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可以负责任地说，当今主流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共识是，通货紧缩的破坏力远远大于温和的通货膨胀。&/p&&br&&p&一、恶性通胀&/p&&p&在讨论通胀与通缩对经济的具体影响之前，我想先讲一点背景知识。首先，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货币现象，个别商品价格的浮动主要受市场供需影响，在此并不讨论。经济学中有名的货币数量理论指出，价格指数由经济产出，名义货币存量和货币流通速度决定。因此，当一国经济出现持续的通货膨胀，可以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央行的货币供给持续高速增长。&/p&&br&&p&在本世纪初之前，各国流通的货币多是贵金属货币（如银元、金币）或与贵金属挂钩的银行券（金本位时代的货币），央行的货币发行取决于贵金属的储量和开采速度，因此高通胀的情况相对较少。自从各国央行开始发行法定货币，货币发行渐渐与贵金属脱钩，一方面为央行实施弹性的货币政策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导致一些国家难以消除的高通胀。在一些央行不独立，财政存在严重赤字的国家，依靠央行发行货币弥补财政赤字的情况时有发生，造成了持续的高通胀。这样的高通胀扭曲了价格调节供需的效果，亦对国民财富造成掠夺，肯定是不好的。各国公众之所以对通货膨胀十分警惕，也是受这样的印象影响。但必须强调的是，当今大多数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并不存在如上的恶性通胀。&/p&&br&&p&二、温和通胀&/p&&p&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各国相继推进了独立央行和金融自由化等系列改革。如上的恶性通胀问题虽然还存在于部分欠发达国家（如津巴布韦），但大多数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只存在温和通胀，即年通胀率低于5%。通胀的破坏性在于扭曲价格信号，使市场供需调节失灵，但如果通胀率较低且比较稳定，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往往可以预期到未来的通胀水平，进而合理地制定计划。比如基于费雪等式，实际利率是名义利率减去通胀率，如果通胀率基本稳定在2%上下，储户便可以预期储蓄的实际回报是名义回报减去2%。如果实际利率太低，储户就不会储蓄，而是拿钱去消费或者投资。雇主和雇员在签订劳工合同时，往往也将通货膨胀的预期列入计算的范畴。因此不难看出，温和而稳定的通胀其实不会实质上影响我们的生活。&/p&&br&&p&温和通胀的害处不大，甚至有一些好处。首先，基于费雪等式，央行可以具有更大的政策空间。如果均衡状态下的真实利率是2%，通胀率是2%，那名义利率就是4%。而一旦经济面临衰退，央行就拥有了4%的下调空间，最低可以下调到零利率，亦即当今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的政策利率。如果平均通胀率为0%，即不存在通胀，那央行的政策空间就只有2%。如此说来，甚至可以认为稍高的温和通胀率可以更好地维持经济稳定。这些不是个人妄言，乃是笔者2014年夏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实习生时，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在实习生培训时提到的观点。&/p&&br&&p&三、通缩的危害&/p&&p&其实通缩的害处说简单也简单，如果所有人都知道明天商品价格会下降，那大多数人今天还会去消费或者投资吗？可能会，一些需求弹性比较小的商品肯定还是会买，比如日用品、今天的晚饭等等。但是对于一些价格高昂的耐用商品，或许消费者就要仔细盘算一下到底是立即享受还是坐等降价。其实，这就是上文中提到的真实利率。即便银行的存款利率是零（比如日本），如果物价持续下滑，消费者还是会持币待购。如果消费者认为通缩会长期存在，那经济总需求就会长期低于均衡水平，也就是漫长的衰退了。&/p&&br&&p&回顾历史，通缩的危害还可以藉由几个触目惊心的例子加以证明。通货紧缩导致总需求不足，因此一方面经济产量低于均衡水平，另一方面价格水平不断下跌。美国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就是伴随着严重的通货紧缩，大萧条的第一阶段是股市泡沫崩溃和大量银行遭遇挤兑带来的金融危机，但当时美联储缺乏现代研究工具和货币理论，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随之而来的通货紧缩严重增加了剩余的企业和家户承担的实际债务，进一步压垮了消费和投资需求。&/p&&br&&p&最近几十年，通缩的阴云其实也从未散去。中国上一轮通缩还是十多年以前，知乎上的很多用户（包括我本人在内）那时都还小，因此并没有深刻的印象。当时中国出现了长达数年的通货紧缩与总需求不足，所幸没有对经济造成太大的打击。我们的邻国日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伴随着泡沫经济破灭，日本陷入了长达二十年的经济萧条和通货紧缩（或者基本是零通胀）。最近的例子是欧美，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随即推出零利率政策和定量宽松，希望利用货币政策拉动经济，但都败在通货紧缩和超低通胀之下。&/p&&br&&p&通缩的害处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可以说有两点：其一，通缩极大地限制了央行运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能力。依据上文中提到的费雪等式，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胀率，因此想要降低实际利率拉动经济，央行只需要调低名义利率就可以了。但当经济出现严重衰退和通缩时，实施有效的货币政策就困难得多。因为名义利率的下限是0%，因此通货紧缩可能造成央行基准利率触及零点，但实际利率依然过高的状况，亦即“流动性陷阱”。欧美和日本当前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因此各国政策界和学术界近来一直在讨论如何拉高通胀，让央行重获货币政策的主动权。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央行甚至被迫采取负利率政策以提振总需求。我国上一轮通缩虽然也面临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但央行尚未降息至零点，说明并没有出现流动性陷阱，不过亦是闻者足戒了。&/p&&br&&p&通缩第二大的危害是加重债务人的实际负担。绝大多数债务合约采用名义货币签约，也就是约定相关金额时，不考虑物价水平。因为通缩相对于通胀来说，发生的次数少得多，因此大多数债务人签约时不会过多考虑通缩的风险。一旦出现通缩，借贷方的实际偿付负担会加重，而企业和高净值家户的杠杆率一般比较高，因此通缩肯定会抑制消费和投资需求，进而造成宏观经济下滑。&/p&&br&&p&四、通胀与通缩的政策应对&/p&&p&相比于通胀，通缩之所以可怕，在于学术界和政策界都缺乏足够的理解，相应的政策工具也比较少。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面对通胀，而美国在七十年代也深受通胀之苦，学术界对于控制通胀早有深入的研究。在高通胀向温和通胀的转型期，政府一般通过制度设计向公众传递严控通胀的信号，通用的方式包括减少财政赤字、中央银行独立、币制改革等。一些发展中国家还采用与美元挂钩，通过币值挂钩美元约束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实践证明这些方法十分有效，可以在很短的周期内遏制住恶性通货膨胀。&/p&&br&&p&相比而言，通缩的政策应对就困难的多，一般仰赖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配合。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将名义利率下调至零点，以期改变公众对于真实利率和未来通胀率的预期。最近这次金融危机还见证了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应用，比如定量宽松，即央行大量购入有价债券，向市场注入资金。财政政策包括大量推行减税和政府投资计划以增加总需求，这类政策最早的倡导者是凯恩斯。但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看来，这两类政策在应对通缩方面都不尽如人意。&/p&&br&&p&有些人可能会问，既然通缩这么可怕，央行为何不直接发钱制造通胀。我个人在本科阶段也提出过类似的问题，还向教授们请教过。因为按照典型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这样“粗暴”的政策干预应当可以直接创造通胀。但现实操作层面，有两点问题：首先，如果央行给每个人发钱，大家肯定会把钱用掉，这是因为财富效应，即手上的财富变多了。央行实际操作时，并不是印钞送钱，而是和实体经济交易。交易对手要不然拿有价证券和央行换钱，要不然通过回购协议临时借钱，因此财富效应并没有这么显著。其次，央行注入货币的行为，总是要通过金融中介机构，而不是直接传输到公众的钱包里。金融中介到实体经济这一环节是我们所说的货币政策传导阶段，这一链条在本次金融危机后基本是断裂了，美国货币乘数持续下降就是这一问题的鲜明写照。尽管美联储不断向金融体系注入资金，但这部分钱并没有流转起来。&/p&&br&&p&五、总结&/p&&p&综上所述，不难发现通缩的实际危害是远大于温和通胀的。公众对于通胀的恐惧多半来源于恶性通胀国家的经济危机以及通缩带来的实际购买力增加的错觉。其实，恶性通胀往往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元凶，深层的经济问题才是根本原因，恶性通胀只是表象罢了。而温和通胀的危害更是不值一提。相比之下，通货紧缩可以直接造成经济衰退，同时极大限制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其危害不容小觑。当宏观经济衰退时，个人获得的些许额外购买力恐怕不足以弥补失业和减薪的损失。不论对宏观经济整体还是个人而言，通缩都更为可怕。&/p&&br&&p&最后，基于中国经济谈一下通胀和通缩的影响。大家看通胀率主要关注消费者物价指数，不过基于消费者物价指数又会有各种解读。有人认为物价指数低估了通胀率，这十年来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上升速度肯定远超官方统计值。但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享受的生活品质比以前也有大幅提高。我出生在北京，这二十年来北京的消费水平虽然大幅提高，但不得不说商品和服务的品质也在提升，这部分价格的上涨并不是货币政策的产物，不属于通胀。&/p&&br&&p&至于中国有没有通缩，目前暂时没有，但是价格水平下行的风险是显著的。前段时间听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处负责人的一个报告，还跟他讨论了一下，虽然各方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颇有分歧，但经济下行的趋势无疑是共识。外需不足（欧洲和日本经济疲软，美国尚在恢复中）和内需不济（经济新常态限制了政府开支和投资需求）下，通缩的风险肯定是上升了。&/p&
感谢题主邀请我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个议题很感兴趣，因为我博士研究的方向就是宏观经济学和货币政策，因此对这个问题比较了解。公众对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具体概念往往并不十分了解，从定义上讲通货膨胀是指社会商品价格水平整体上升，而通货紧缩则相反…
&strong&本文写于2015年11月&/strong&，金融市场瞬息万变，请酌情参考。&br&&br&本文刚发出的时候，有很多异议，皆因高层表示“人民币无长期贬值基础”。但从后来发生的实际情况来看，碰巧与本文所预测的走势基本相当。实际上在人民币贬值这件事上，中央政府即便不是无能为力，也已经是力不从心，下文中详细阐述了这些论点。&br&&br&-------------------------正文起点------------------------&br&&br&&p&经过六月份以来两轮比较剧烈的市场动荡和下跌以后，在金融市场上总是有非常多的话题，但是在现在以及在未来几年之内，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问题，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影响最重大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定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现在政府主管部门在汇率问题上的判断可能是处在对问题的估计、对风险的估计偏小，对问题总体上看得偏乐观。而金融市场，特别是国外的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对问题看得相对比较严重一些。我相信在短期内，在一两个月、三五个月的时间里边，政府确实有能力去稳定人民币的汇率。但是看得更长一些，如果用一两年的视角看问题，人民币汇率很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变数。&/p&&br&&p&我们知道2013年中国的金融体系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钱荒，这次钱荒与影子银行的发展、收缩、去杠杆是密切相关的，在2015年，几乎是整整两年以后，我们又经历了一次很严重的股灾和救市，股灾与股票市场上的泡沫、高估和去杠杆是有关系的。那么一两年后，中国会不会发生一次汇率危机？会不会发生一场由于汇率的高估和去杠杆所叠加的外汇市场的动荡，这种动荡给经济、经济政策、金融市场是不是会带来一些冲击？作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们有必要现在开始认真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p&&br&&p&首先我们知道外汇和任何一件商品一样，在本质上他的价格是由供求确定的。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中央银行几乎奉行了一个固定汇率的政策，至少对于外汇市场有持续的力度非常强劲的干预，所以在外汇市场上，美元和人民币之间供求关系的变化主要不表现为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而主要表现为中央银行所持有的外汇储备的增减。所以从一个简单的角度看问题，外汇储备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大体上度量人民币汇率面临的压力，它的压力的大小及压力的方向。&/p&&br&&p&&img src=&/a05aa698ad481a8fdcfe3d110af82fbc_b.png& data-rawheight=&497& data-rawwidth=&866&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866& data-original=&/a05aa698ad481a8fdcfe3d110af82fbc_r.png&&（数据来源：Wind）&/p&&br&&img src=&/72c7eae454b7f0617d7c_b.png& data-rawheight=&487& data-rawwidth=&866&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866& data-original=&/72c7eae454b7f0617d7c_r.png&&（数据来源：CEIC） &br&&br&&p&（数据说明：月资本流入=央行新增外汇资产 - 贸易顺差 - （FDI-ODI））&/p&&br&&p&从过去十几年以来所计算的当季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积累速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十几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甚至在几乎所有的时间里，中央银行始终都在积累外汇储备，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央银行的干预，人民币汇率在市场上一定会走得更高，一定是面临明显的升值压力。但是进入去年下半年以来，在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里，总体上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开始迅速下降，并且下降的幅度越来越大，下降的速度越来越快，持续的时间已经超过一年多的时间。八月份以后的数据大约又翻翻，例如八月下降了一千亿美元左右。从过去十几年的时间来看，实际上从90年代以来的历史来看，持续时间这么长、下降的速度这么快、下降的幅度这么大，在外汇储备上是没有先例的。最近一次我们经历外汇储备的下降是在2012年年初的一小段时间以及2013年5月份钱荒的前后，但是那两段下降持续的时间都非常的短，而且幅度非常非常的小。事后对原因的了解更加清楚后知道，2011年底的下降与欧债危机是有关系的，因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带来欧洲金融体系的收缩，企业对外的贸易信贷的获取越来越困难，转向在人民币市场上去获取贸易信贷。而2013年5月在钱荒背景下的资本外流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联储主席第一次暗示美联储有可能会退出量化宽松有关，在这个条件下在全球的范围内都出现了资本向美国的流动，但是持续的时间都很短，美联储后来也很快出来对市场进行安抚。所以在当时我们所面对的在很短暂的时间内的外汇储备下降都来自于一些短期的、不可持续性的冲击性的因素，并且这些因素很快就消失了。即使这些冲击性的因素影响最大的时候，中国外汇储备下降的幅度也非常的轻微。但是过去一年的情况外汇储备的下降是完全不同的，第一具有持续性，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不太像是短期的冲击。第二尽管月度之间有波动，但是趋势很明显，就是下降的规模越来越大，表明人民币与美元的供求在基本面上开始面临一些系统性的压力。&/p&&br&&p&在讨论这些系统性压力的来源之前，我们先粗略地讨论一下它的结果。如果人民币在基本面上面临一些贬值的压力，但是现在中央银行又强行将汇率稳定在某个水平上，这个时候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就会越来越不稳定，在这个时候就会引发资本外流。因为对人民币汇率下注现在变成了一个只会赢不会输的下注，就是如果我赌人民币贬值，最坏的结果是人民币汇率不动，损失的只是借入人民币的利息，人民币汇率绝不可能在这个位置一下升起来，使得下注人民币汇率贬值变成了一个单边的、安全的没有风险的游戏。再加上人民币贬值的现实威胁会引发资本外流，而且资本外流的规模又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措施，政府的许多政策表态密切相关。例如8月份的资本外流的规模相对7月份翻了一番，很大程度上是由于8月11号汇率的形成机制进行的调整。尽管政府反复强调这个调整是为了使得汇率形成更加市场化，但是市场普遍将此解读为人民币开始贬值的先声。这个时候政府的反复承诺市场是缺乏信任的。这个条件下引发了很大的资本外流，那么外流资本的资金哪里来呢？就来自于抛售国内的金融资产，包括抛售国内的债券、股票、房地产，然后在国内的银行体系获取信贷，兑换成美元流出去。在这个交易的途径中可以很清楚地想象，因为汇率贬值的预期加剧，那么国内金融市场的抛压在上升，同时抛压获得的资金表现为资本大量的外流，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8月18号以后股票市场突然出现非常急速的下跌，我们可以理解它是出现在8月11号的汇改之后，也可以理解股票市场非常大的下跌与巨大的外汇储备下降及资本外流是同时出现的。实际上在银行间相对时间比较短端的市场，整个资金面临的压力也是时紧时松。尽管中央银行在短端市场上进行了力度很大的干预，但是短端市场上的利率并没有被压下来，表明资本外流对这个市场也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如果这个情况拖一段时间，那么这个压力将会逐步在房地产市场上也表现出来。股票和债券的流动性都很好，如果汇率贬值的预期具有持续性，例如一年、一年半、两年的时间里始终有这个预期，这个时候抛售的压力会逐步扩散到房地产市场上，会加速房地产市场的冷却。房地产市场现在总体上还处在一个很活跃的状态，但是本来因为市场自身周期的原因，在今年年底以后就会慢慢地冷却下来，如果这个抛售的压力慢慢向房地产市场蔓延开来，就会加速房地产市场的冷却。反过头来也给经济造成很大的收缩压力。&/p&&br&&p&就我了解，现在政府主管部门和中央政府仍然一再表态，人民币还是强势货币，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现在面临的贬值的压力是短暂的，如果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相信这个表态，那么资本外流的压力会逐步消失，我们刚才所描述的这一系列负面的影响可以被阻断，但是我认为市场最终不会相信这个表态。我个人认为人民币面临的是一个相对偏长期的持续贬值的压力。我们不能认为人民币现在继续是一个强势货币，相反的话，人民币很可能正在转入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贬值趋势。同时随着对外汇市场持续的干预，随着外汇储备持续的下降，汇率形成机制也与三中全会所表述的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取向会有越来越大的偏差。如果这个偏差不能得到很好的管理，这一点看起来是比较困难的，那么最后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甚至是比较大的可能性会出事，就是会有一个短期内比较大的贬值来释放压力。而人民币汇率一旦有一个比较大的贬值，他的影响比股灾的影响在数量级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之所以这么说，通过两个数据可以知道他的影响会比股票市场要大得多。&/p&&br&&p&第一，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中国大约是世界上130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这意味着，对很多国家，或者说对多数国家来讲，他们的汇率本质上在盯着人民币，而不是盯着美元。表面上看起来他用美元去计价，而且以此干预市场，是因为人民币跟美元的关系很稳定。但是从贸易上来讲，中国是他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所以人民币汇率一旦出现大的变动，全世界新兴经济体的汇率，甚至很多发达经济体的汇率，一定也会有很大的变动。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东南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包括巴西等等，人民币汇率一旦动起来，这些国家的汇率肯定会动起来的。如果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市场没有充分预期到的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全球汇率市场的剧烈变化会引发全球资本流动，全球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的剧烈的调整，这种调整的影响在事前不见得能够很好地预期。&/p&&br&&p&第二，中国现在的经济总规模比美国还是要差不少，美国大概17万亿美元，中国大概10万亿美元。但是如果我们集中看制造业，以现价汇率计算，中国制造业的产出是32000亿美元，世界第一。世界第二是美国，只有2万亿美元，我们比美国要大60%，第三日本，9000亿美元，德国8000亿美元。中国制造业现在的体量，以市价汇率计算，已经大约相当于美国加日本加德国。尽管我们经济的总量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的制造业比世界第二加第三，很快加上第四，加起来都还要大。而国际贸易汇率主要影响的是制造部门，对服务部门、对医疗服务、教育等这些部门的影响相对要弱一些，要间接的多。这么大的一个制造业大国，第一大贸易大国，其汇率的变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一定是很大的。而且这还叠加了一个背景，就是全球新兴经济体总体在去美元杠杆，而中国经过8月份的汇改以后，看起来我们也在去美元的杠杆。钱荒是因为影子银行去杠杆，股灾是因为股票市场去杠杆，中国过去很多年人民币汇率持续单边升值，加上国内的利率水平很高，使得企业积累大量的美元杠杆。一方面美元利率很低，借进来以后人民币还升值，所以能有两种获益。现在人民币汇率的方向一旦逆转，企业方面就面对美元去杠杆的压力。一旦这个去杠杆的过程启动起来，又没有得到很好的管理，就会有进一步未知的金融风险和冲击。所以，汇率市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变化，影响比股灾大得多，而且一定是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同时对国内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影响一定是很负面的。所以接下来非常关键的判断是我们要认清楚人民币是否在基本面上面临着持续的贬值压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判断，是做一系列其他的判断的前提。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公开的表态是否认这一点的。但是我认为把这个问题看得清楚一些严重一些，并事先有一些充分的预防措施，有应对的预案，一定会让我们更主动。而且我认为绝大多数的证据都指向人民币汇率现在正在出现一些问题。&/p&&br&&p&刚才讲了，汇率就像任何商品一样，他的价格在本质上是由供求决定的。那么在人民币外汇市场上，美元的供应来自哪里？美元的需求又来自哪里？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可以简单地这样总结，就是在外汇市场上，美元的供应主要来自于中国在经常账户项下进行实体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盈余。通俗地说，我们把商品出口给人家，然后我们进口的少，这个时候就可以产生一笔盈余。这个贸易盈余在外汇市场上卖出去，就形成了外汇市场上的美元供应。那么在人民币外汇市场上对美元的需求又来自哪里？主要来自于企业要去境外投资，来自于国内的居民要去美国购房、去美国上学、去购买美国的股票，主要来自于企业和居民去境外投资的需求。我们沿着这样一个供求的角度去分析外汇市场上美元和人民币的供求的话，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看清趋势的变化。&/p&&br&&p&&img src=&/b9e7ce33cae36deda163e1_b.png& data-rawheight=&493& data-rawwidth=&866&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866& data-original=&/b9e7ce33cae36deda163e1_r.png&&（数据来源：Wind）&/p&&br&&p&首先看美元的供应，在这张图上我看到的大约过去超过15年的时间中国在经常账户项下的盈余状况，就是这条线上看到的红线。对这个数据我们做几个简要的评论。&/p&&br&&p&第一，在2007年的时候，中国在经常账户项下的盈余占GDP的比例差不多在10%左右，对于任何一个大国经济体来说，出现这么大的经常账户项下的盈余，对大国经济体来讲是没有潜力的。日本最高的时候就是5%，即便德国经常账户盈余最高的时候也远远没有10%的比例这么高。说明在2007年的时候，因为经常账户项下的盈余，在外汇市场上形成了庞大的美元供应，美元就面临贬值的压力。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是当时很长时间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重要的基础。但是从2008年以来一直到现在，总体上中国的经常账户项下的盈余开始快速地下降和缩减。到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占GDP 2.7%的水平，今年上半年，中国经常账户项下的盈余占GDP的比例是2.7%，而这2.7%在过去三四年里已经处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对于这2.7%我们可以补充几个评论：第一个评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般推荐的标准，以及2009年中国参加G20会谈的时候，G20其他国家领导人要求中国领导人作出承诺的标准，是中国把经常账户盈余控制在3%以内。当时中国的领导人不敢做这个承诺，因为搞不清楚趋势在哪里，做了承诺做不到压力非常的大。但是当时实际上已经在一个下降的趋势之中。低于GDP 3%的经常账户盈余，一般已经被认为国际收支处在一个大体平衡的状态，这是一个评论。第二个评论，今年上半年，2.7%的贸易盈余放在过去几年来看是处在一个偏高的水平，其中有一些偶然的因素，比如说第一个偶然的因素是去年下半年石油价格暴跌，铁矿石价格暴跌。因为中国大量地进口石油，石油价格的暴跌产生了一个一次性的很大的贸易盈余。这个规模占GDP的比例大约在0.7个百分点左右，或者说0.5到1个百分点。如果我们把商品价格暴跌的一次性的因素拿掉以后，盈余的比例会下降到2%以内。还要补充的两点是，去年年底以来一直到现在，国内的经济异常的弱，比预期差得多，工业增速几乎是连续下了两个台阶，现在已经处在也许是接近30年以来，80年代以后的最低水平。因为国内的需求异常的弱，使得国内的进口异常的弱，因而贸易盈余比较大。但是我们现在异常弱的需求不是一个在长期之内可以维持的正常的状态，长期之内可以维持的正常状态应该会比现在的需求更强一些，考虑到这个因素，因为国内现在的需求异常的弱，也使得贸易盈余和经常账户盈余偏大。还有第三个因素是，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边，美元对一揽子汇率升值了20%，人民币对一揽子汇率升值了差不多15%，由此对中国的出口、对中国的贸易盈余等等所产生的压力还没有在数据之中显现出来，至少没有充分地显现出来。如果我们把这些一次性的短期的因素和扰动都拿掉，那么我们现在可维持的经常账户的盈余占GDP的比例不会超过2%，应该会在1%到2%之间。实际上我们看2011年到现在4年以来的水平，平均就在这个区间之内波动。从长期可以持续的角度来观察，我们经常账户盈余 已经下降到占GDP不超过2%的水平，这对应的概念是什么呢？我们现在GDP的总量是10万亿美元，这意味着由于经常账户项下的交易，在外汇市场上每年能够形成的美元供应不超过2000亿美元，在亿美元之间。意味着每个月由于经常账户项下的交易，在外汇市场上大约能够形成150亿美元左右的外汇供应，也就意味着如果外汇市场上对美元的需求在一个月超过150亿美元，那么人民币就会面临贬值的压力。从8月份开始，每个月外汇储备的下降就1000亿美元，如果考虑到贸易盈余的供应，8月份以来在外汇市场上美元的需求应该在1200亿美元以上。以月度来计算，如果美元的需求超过150亿美元，那么人民币汇率就会面临问题，这是从美元供应的角度看问题。&br&&/p&&br&&p&第二点，我们都知道，至少从小平同志南巡以后，中国一直是全球范围之内外商投资的第一大目的地，中国一直有大量的源源不断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外商直接投资占中国经济总量的比重都超过3%。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外商投资的目的地国。&/p&&br&&p&&img src=&/4ea542d17b1ff5a4ed263f59_b.png& data-rawheight=&500& data-rawwidth=&866&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866& data-original=&/4ea542d17b1ff5a4ed263f59_r.png&&（数据来源：Wind）&/p&&p&（数据说明：A. ODI统计自2009年以后开始；B. 此处ODI未包括中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p&&br&&p&而现在我们来看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的规模以及中国的企业去境外投资的规模，其中这条红线就是外商到中国来投资占GDP的比重，下面这条蓝色的线，在2008、09年以后的蓝线，是外商到中国来投资减去中国企业去境外投资的差额。外商到中国来投资1000亿美元，中国企业去境外投资900亿美元，那么我们得到的差额是100亿美元。我们可以看到在金融危机之前，总体上中国企业去境外投资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数量太小以至于在统计上都已经没法表示。但是2008年以后，中国企业去境外投资的规模迅速扩大，中国现在也许已经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在直接投资项下的资本输出国。在去年和今年，中国企业去境外投资的规模，与境外企业到中国来投资的规模已经大体相当。我们在外商直接投资项下的盈余基本上已经下降到0附近的水平。我们知道在2008年之前， 朱镕基总理当时要保8，当时要承诺人民币汇率不贬值，当时在基本面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有几个，第一，当时的经常账户盈余比现在的规模大约大一倍；第二，当时在外商投资项下中国有巨额的盈余。然而现在我们在直接投资项下的盈余基本上已经下降到0。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大体平衡的状态，但是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我们的体量已经这么大，外商直接投资到中国基本上都是在投制造业，这种投资的规模在未来不大可能迅速扩大。如果人民币未来确实有一些贬值的压力，再加上未来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等等原因，如果中国去境外投资的数量，超过了外商到中国来投资的数量，我们在直接投资项下转成一个逆差，这个也不是不可想象的。即便我们接受现在的状态，并且假设这一状态在未来继续维持，也就意味着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所形成的外汇市场上的美元供应已经消失了，以前这个量是很大的。&/p&&br&&p&在这个条件下，我们就剩下了第三个非常重要的点，资本流动。我们在外商直接投资项下的盈余基本上是0，在经常账户项下占GDP的比例大概在1%到2%之间，每个月大约供应150亿美元，这意味着资本流出的规模，除了直接投资之外，其他形式的资本，包括贸易融资，包括去境外的股票投资，给境外的借款等等，这种金融形式的投资的规模在月度上一旦是流出的，一旦流出的月度规模超过150亿美元，年度规模超过2000亿美元，那么人民币一定面临贬值压力。问题在于现在我们月度资本流出的规模不是在150亿美元这个数量，而是比这个数字要大好几倍。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上，中国越来越像一个成熟国家。也许在2007年之前很长的时间里，在外汇市场上，经常账户巨额盈余，外商直接投资巨额盈余，所以人民币汇率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盈余决定的。到了现在，经常账户的盈余已经很小，外商直接投资的盈余基本消失，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比这两项要大得多，在这个意义上，人民币汇率已经转由跨境资本流动决定，而不是由经常账户交易决定，在以前，经常账户盈余大，资本流动规模小，汇率的升降主要就是经常账户有多少盈余。而现在，经常账户盈余已经很小，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很大，而跨境资本流动中流进来和流出去的变化非常得快，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已经从以前的经常账户的基本面因素转向了由跨境资本流动决定。这在人民币汇率决定历史上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变化，具有深远的影响。日元为什么今天升值明天贬值，韩元为什么今天升值明天贬值，难道是他国家的竞争力有那么大的变化吗？难道是企业的竞争力一段时间上升一段时间下降导致的吗？不是，最主要是因为跨境资本流动。日元的波动在一年两年里来看这么大，是因为跨境资本流动；美元和欧元的波动大，也是因为跨境资本流动。而我们现在也转向了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汇率的波动已经主要转向由跨境资本流动决定。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政府主管部门和政府领导在判断汇率时最主要的依据依然是中国经常账户是盈余的，他们引用的依据仍然是中国的经常账户是盈余的，盈余的规模一年还有几千亿美元，所以人民币还是强势货币。在这背后，他们在用老眼光看问题，分析问题的思路仍然停留在过去很长时间的经验之中。但是没有很好地认清的是，外汇市场的形势，汇率的决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以下一步分析汇率问题，我们的核心是在分析跨境资本流动。如果你认为跨境资本流出的规模和压力在上升，那么人民币一定是贬值的。如果跨境资本流入的压力在上升，那么人民币一定是升值的。而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忽略经常账户交易，可以忽略贸易盈余，是因为那些规模相对太小。&/p&&p&&img src=&/67f1bf4bc5cbe9a84c68_b.png& data-rawheight=&494& data-rawwidth=&866&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866& data-original=&/67f1bf4bc5cbe9a84c68_r.png&&（数据来源：CEIC）&/p&&p&（数据说明：滚动占比 = 过去四个季度资本流入之和 / 过去四个季度GDP之和）&/p&&br&&p&这里是以半年度的数据计算的过去十几年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的情况。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去年7月份以来，中国跨境资本流出的规模经历了极速的扩大。这个放大导致了外汇储备的下降，导致了境内外市场开始投机人民币的贬值。但是放在过去十几年的历史背景下来看问题，有一些时候资本是流出的，有一些时候资本是流入的，那么资本的流动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如果说有一些因素决定了跨境资本流动，那这些因素在当今的形势下就基本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如果从跨境资本流出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2000年和2001年，中国跨境资本流出的规模跟现在相比差不多，也许只是比现在略小一些，但是实际上2000年和2001年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并不大，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还在积累，是因为在其他项下的盈余足够的大。但是现在，资本流出的规模比当时略大一些，外汇储备的下降就已经很快，是因为在其他项下的盈余很少。那么跨境资本流动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观察过去十几年的历史，观察全球资本流动的情况的经验和教训，和历史的数据，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由两个基本的力量决定。第一个最基本的力量，是在全球范围之内美元的大周期。&/p&&br&&p&&img src=&/f61c24e73efa9_b.png& data-rawheight=&462& data-rawwidth=&866&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866& data-original=&/f61c24e73efa9_r.png&&（数据来源：Wind）&/p&&p&（5.2，5年内年均升值12.9%；1.12，6年多里年均升值5%）&/p&&br&&p&在这里可以看到的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在过去四十年的时间里美元的大周期。我们看到，尽管短期之内美国经济的好坏有一些周期性的变化，但是在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实际上美元只经历了3轮大的周期。比如说80年代有一轮极速的升值，然后有一轮很大的贬值。从大概1994年开始到2002年有一轮极速的升值，从2002年到2011年又经历了接近十年的贬值。我们看到2011年以后，特别是2014年的某个时间以后到现在，美元开始重新升值。现在美元兑一揽子的汇率在95到100之间波动，还处于过去40年的平均水平靠下的位置，美元这一轮的升值周期最终会走到哪里，没有人知道。但是绝大多数人同意，美元仍然继续处在一个上升周期中。它在2002年的顶部大概是120的水平， 即便这一轮美元的升值到不了120，我认为也会到110的水平，甚至比110更高。换句话说美元从现在的位置还有比较大的升值空间，不确定的只是波段什么时候拉出来。美元对一揽子的货币升值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世界各地的资金在向美元区流动。那么全球的资金为什么会集中向美元货币区流动，最基本的原因是，相对其他国家而言，在美元货币区从事金融交易和实物投资能获得更高的回报。并不见得美元货币区的回报一定非常的高，但是相对其他货币区，它要更高，或者它相对其他货币区的优势在扩大，在这个条件下资金就会向美元货币区流动。而美元大的周期放在历史上来看，都是十几年一轮。94年是美元的低点，2011年是美元的低点，这一轮周期从底部到底部差不多走了十七八年的时间。79年是一个地点，上一个低点是94年，也走了有十五六年的时间。而现在美元上升的周期刚开始走了也许顶多就两三年的时间，看你如何在时间上切分，这个过程刚刚开始。那么美元大周期的影响在哪里呢？&/p&&p&&img src=&/67f1bf4bc5cbe9a84c68_b.png& data-rawheight=&494& data-rawwidth=&866&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866& data-original=&/67f1bf4bc5cbe9a84c68_r.png&&（数据来源：CEIC）&/p&&p&（数据说明：滚动占比 = 过去四个季度资本流入之和 / 过去四个季度GDP之和）&/p&&br&&p&我们来看2002年底到2004年，在这一两年的时间，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突然从大量的流出转向海量的流入。在2001、02年的时候，我们资本流出占GDP有3%左右，到2004年顶峰的时候，流入有5%。从3%的流出到5%的流入，变动占经济总量有8个百分点。这种突然向人民币货币区的跨境资本流动，造成了2003、04年人民币巨大的升值压力。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和国内金融市场对突如其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普遍感到茫然和不知所措。第一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这么多的资金流进来，每一年外汇储备的增长都数千亿美元，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不知道这么多钱从哪里来，为什么要来。所以在这个条件下，当时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对外的表态是人民币绝不升值，要求人民币升值没有任何道理，是因为政府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资本在流进来，为什么人民币会突然面临升值的压力。实际上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元汇率的顶峰就是在2002年中。2002年年中以后，美元的汇率突然出现了崩盘式的下降，这个下降的背后，是资金在大量离开美元货币区，在进入其他所有国家。所以欧元也在升、日元也在升，人民币突然有一个非常大的资本流入和升值压力。2005年中国政府终于整明白了一点，就是汇率升值的压力是扛不住的，然后家宝总理就说，人民币应该不会升值，但如果升可能是出其不意的。在2005年3月的两会上告诉大家我们会出其不意地升值。你要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还要告诉敌人我会出其不意地打击你，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中国式的智慧。但是恐怕在当时领导人也没有搞明白，这个汇率升值压力与美元周期的转折密切相关，因为美元周期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十几年一轮，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贬值压力非常大的来源是因为美元周期重新转强。2003年，美元周期突然转弱，大量的资本突然流进来，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要升值，拖了两年以后开始非常不情愿地升值。但是2002年的时候还在讨论是不是把人民币贬值一下去刺激经济。我们对市场的变化是相对后知后觉的。这一轮的情况一样，去年7月以后美元突然有一轮急速的升值，从80升到100，升了25%，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到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突然从上半年的流入一下子变成很急剧的流出。现在流出占整个经济总量应该在7% 的量级，而在去年上半年流入可能还有1%。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面，跨境资本流动的变化占整个经济总量的比重就有8%。这跟2003年的情况相比，几乎是完整对称的，当时是流入一下扩大8%，现在是流出一下变化8%。2003年美元开始贬值，资本流进来，政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政府说我绝不升值。现在美元突然升起来，资本流出去，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政府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政府说我绝不贬值。过两年以后他搞明白了，这玩意儿扛不住，这是美元十几年的一个大的周期性的变化，那他可能又会出其不意地搞一下。如果已03年的经验为参照，他会告诉你我会出其不意地贬一下。可是贬值要是出其不意，后果比升值要严重得多。这是第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即全球范围内美元的一个大周期的变化。而到现在为止，美元进入一个强势周期，也许只走了1/3，顶多只走了1/2。他现在在90到100之间横盘盘整，我们的资本流出的规模一个月1000亿美元，我觉得我还熬得住，我还有35000亿美元。假如美元指数在这个区间里再贬一贬，我们甚至会觉得政府对国际市场的表态起到了作用。但不久的将来的某个时候，也许是明年也许是后年，如果美元的指数突然拉出一个很大的波段拉到110，跟上一轮一样在一年的时间里拉出百分之十几， 那会把人民币汇率拉垮的，我们资本流出的规模恐怕会翻一番，那个时候就是兵临城下。这么大的一个资本流出，不贬扛不住，但是一旦贬值一下子幅度会很大，对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冲击会很大，到那时局面就会难以收拾，甚至会演化成为一场汇率危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看法是在汇率问题上我们早采取措施，早主动，早死早超生。如果要拖到美元汇率下一波急速升值的时候再贬，那会非常的被动，各种情况都会非常难以控制。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很多人对问题的严重性认识是不够的。举一个开玩笑的例子，在洋务运动以后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和法国为了争夺越南的宗主权打了一仗，最后中国丢失了对越南的宗主权，但是输得还不是那么惨，没有割地赔款，法国人还是做了很多的让步。当时中国国内主导性的评论是认为李鸿章很能干。其实很长时间以后从事后的角度来看，当时最重要的原因是法国国内发生了革命。法国国内政局的动荡使得法国无心在远东找事儿，要匆匆了事回去收拾自己的事情，实际上跟李鸿章能不能干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压力突然缓了缓，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美元汇率自身阶段性地贬了贬，但是这种情况下很可能被解读成为中国政府很能干，把投机性资本都吓跑了，政府的表态很有用。过一阵等到下一波美元的拉升潮出来的时候又不知该如何是好。是因为对于形成资本流动的非常大的时代背景的变化，也就是一个17、18年周期的背景变化，主导性的观念可能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p&&br&刚才说的是导致跨境资本流动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这个原因不是全部。 如果说美元汇率的底部是2011年，然后2014年以后美元汇率又经过一轮极速的拉升，通过上面资本流入的那张图表可以看出，最近一轮跨境资本流动的顶就在2011年。2011年有一波流出，2014年以来又有一波很大的流出。但是从2005年年底到2008年年底，在那三年的时间里，跨境资本流动也是在向着不利的方向变化。在2004年底、2005年初的时候，跨境资本的流入占中国整个经济体量大概在4%到5%，到2008年底的时候基本上是0，在2007年底也基本上下降到1.x%。在那两到三年的时间里，在美元汇率继续处在弱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背景下，我们看到大量的资本实际上是在流出的，而且流出的变化在数量上也是有一些量级的，从5%到1%。美元变化的大周期显然无法解释这一变化，而这一变化在量级上也有一定的重要性。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了这一段数据的变化？以及这一段数据额的变化在未来又会怎么变呢？我认为，这段数据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境内人民币资产，金融、特别是实物投资回报率下降导致的。如果说美元的升值是因为美国境内实物资产的投资回报率相对于其他地区在上升，那么05年以后中国资本流出的本质原因是因为05年以后中国境内的实物资产的回报率相对其他国家在下降。&br&&br&关于这种下降的证据，第一是，从2005年到2007甚至到2009年初，中国国债的长期利率一直在下降。04年时，长期国债的利率还在5%、6%的水平，到了09年年初时下降到2.9%，而且这个下降在05、06、07年一直维持了下降的趋势。长期国债利率的下降，反映了中国境内实体经济回报率的下降。第二，大家现在一直在讲产能过剩，那么这轮产能过剩最早是什么时候爆发的呢？就是2005年。03、04年经济过热，大量投资，到05年时就在很多行业形成集中的产能过剩。05年以后产能过剩的爆发，也意味着实体经济中产能短缺逐步消失，进而潜在的回报率在下降，因此导致了资本的流出。所以，导致跨境资本流动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人民币实物资产未来的预期回报率的高低。这个因素是政府官员和政府主管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所承认的。&br&&br&&p&从这个角度补充来看，在2002年、2003年，除了美元汇率的急速升值之外，另外同时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周期突然启动，这就意味着中国境内的实物资产的回报率突然上升，进而导致很多的资金流进来。所以03年汇率急速的升值压力是两种因素叠加的结果，一个是美元转入贬值趋势，一个是人民币资产的回报率突然上升。而这两种因素鬼使神差是同时发生的。2002年10月美元汇率见到高点下来，而我们经济启动的起点恰恰就在2002年下半年。当然启动后的几年内由于一轮产能过剩导致人民币资产的回报率下降，进而引发资本外流，但后来我们都知道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几轮火热加上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又把这个趋势拉了回来，所以我们看到08年开始资本又开始大量地流入。与2003年相比较，2014年7月以来，这两种力量再一次发挥作用，只是沿着相反的方向。去年7月以来，美元指数突然从80升到100，这跟全球的美元大周期有关系，但是去年8月份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率突然往下下沉了一个台阶，经济突然经历了明显的减速，去年还在保7.5，今年保7就感到很难，明年保6.5可能都没有很大的把握。中国自身的经济突然走弱，伴随的是人民币实物资产回报率的下降，这种因素也驱动了资本的流出。所以，去年7月以来我们所面临的资本流出和贬值压力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跟03年的情况是完整对称的。03年美元走弱，中国经济周期走强，政府坚决不升值。现在美元走强，中国自身的经济周期急剧走弱，然后我们又说坚决不贬值。而且2011年到2013年的那一轮的资本流出，实际上我认为更大的因素是中国经济周期的下降。中国经济周期在金融危机以后的顶峰就是出现在2011年的上半年，2011年的夏天我们的通货膨胀在7%以上。从那之后也就是2012年以后，我们的经济周期就在往下走，利率下行，所以大量的资本在流出。因此要回答人民币汇率和跨境资本流动未来的一个基本趋势，我们还要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中国自身的经济周期，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不会像2003年一样突然有一个很大的启动和上升。如果明年或者后年，中国自身的经济周期突然走强，人民币资产的回报率上升，那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也会大幅下降，甚至美元强而人民币比美元更强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问题在于，现在市场的主导预期都是看不到中国经济短期内走强的可能性，一两年内都没有什么希望，顶多出现季度性的由政府刺激一下上去两个季度再下来，但这种不算系统性的走强。如果中国经济自身周期的走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见的，同时又有相对大的把握相信美元还处在一个往上的周期， 人民币汇率不贬都很难。&/p&&br&&p&以上对于跨境资本流动、人民币实物资产的回报率、中国自身经济周期等等的分析，如果这些条件没有出太大的偏差和变化，那么人民币贬值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政府可以出其不意地升值，每年升2%、3%，然后资本流进来怎么办呢？提高准备金率，把它全部锁定，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是比较主动的，只要印人民币就可以了。但是碰到资本流出呢？资本一直流出的话，一直砍准备金是不够的，因为资本流出到最后外汇储备被抽干了。今天承诺给国开行注资，明天承诺给委内瑞拉借50亿美元，后天承诺给亚开行1000亿美元，前提条件都是你有这些钱。别人看到你有这么多钱，就过来一起陪大哥玩儿一下。要是外汇储备稀里哗啦两年被干没了，谁还陪你玩儿呢，反过头来还会在人民币外汇市场上落井下石。因此，面对资本流出，管理的难度比资本流入要大得多。而人民币汇率一旦变化，无论对国内还是全球的金融市场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如果上面的分析大致都说得通，在承认金融市场上总是有黑天鹅，在承认未来是不可预测的约束前提下，人民币汇率贬值依然是大势所趋。无论政府如何表态，最终都还是要向市场低头，而且按照三中全会的决议，我们本来也是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p&&br&&p&假设这些判断大体都是正确的，那么紧接着斗胆猜一下政府可能会怎么办。我认为政府会三步走，第一步就是在短期内，比如在今年年底甚至明年第一季度之前，政府的策略就是两个字：死扛。因为中央领导都说了，人民币继续是强势货币，不会长期贬值，汇率将保持稳定。中央领导都发话了，马上就贬下来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再说企业上万亿美元的债务，去杠杆需要一个过程。从8月份以来的数据来看，企业换了很多美元去偿还贸易融资，正在逐步去美元杠杆，但是距离完整去杠杆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在短期内会死扛，但是具体有多短谁也不知道。下一步就是且战且退，抵挡一阵退一退。退的话有很多的方法，第一个是进一步放开汇率波动幅度的限制，第二个是在市场上自拉自唱，今天让它涨起来明天让它跌下来，制造很多的噪音，但是拉长趋势来看是在贬值，不过是受控制的贬值，同时伴随着汇率形成体系的市场化。不过问题在于，在刚才分析的大趋势下，且战且退最终可能仍然是守不住的，是难以长期维持的。金融市场总是不缺闲人，不缺看热闹的游手好闲的人，且战且退一旦吸引了这些人的注意力，他们一研究基本面发现你是扛不住的，只是自拉自唱，他们就可能想办法狠狠弄你一下。本来假如完全放开的话，起哄的人都散了，可是自拉自唱这种受控制的贬值会吸引很多投机性的攻击力量。所以第三步是什么呢？我认为比较明智的是择机放开、一了百了、彻底超生。全世界的大国经济体已经没有继续奉行对美元的很严格的固定汇率的，何况我们在制造业上是第一大经济体，比美国大60%，贸易量比美国大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盯着他的货币？应该人民币自由地浮动，金融街做什么决策发什么声明，全世界的新兴经济体都集中学习一下看怎么应对，而不是像现在每天联储发个什么声明我们还得深夜去学习。到那时候咱们不用学习他，让他们来学习我们。包括这一次的811汇率贬值完以后，华尔街都在集中学习中国的经济数据、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中国金融市场的情况。中国的金融政策、中国的经济数据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有这么大的影响力。8月份标普指数的下跌超过10%，很大的原因跟人民币汇率异动有关系，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在最近的G20财长会谈上，据说麻生太郎一再跟中国的官员说中国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到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不能还跟20年前一样老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弟弟，汇率自己玩玩就算了，现在一玩，上百个国家要被迫跟着你一起去玩儿。那该怎么弄？那以后就彻底交给市场，让市场的力量说了算，政府只是间接地调控，那么政府也会被解放出来集中去考虑一些其他的国内的政策。甚至我认为一个比较极端的看法是，&strong&人民币汇率彻底解放之日就是国内股票市场真正见底之时，甚至就是中国经济真正彻底见底之时&/strong&。围绕着汇率和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一旦消失，再加上未来其他一些因素的变化，一定会促成金融市场形成一个大的底部。汇率一解放，贬值预期一次性释放，反而可以抑制资本的大规模流出，而且围绕着这个的一系列内外的不确定性都消失，资本流出带来的市场上的抛压消失，竞争力也可以恢复，经济相对来讲也更容易恢复。更重要的是，货币政策得以更加灵活，我不断地降息却不用担心汇率，货币政策有了独立性，真正可以很快把利率压下来，这些都有助于刺激经济的恢复。包括刺激股票市场的恢复。&/p&&br&&p&大家都记得2005年的时候，中国股票市场有一个大底是在1000点，从那以后就启动了向6000点的猛烈的上涨。但是可能没有太多的人注意到，那个底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就是汇改形成的。通过汇改，人民币汇率开始升值，围绕汇率的不确定性消失，汇改一宣布，股票市场在05年就开始上涨。因此可以看出，汇率的不确定性、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一消除，市场的底部就出来了。而现在往后的未来，在这些层面上的不确定性不能真正消除之前，市场往好了看就是震荡市，往差了看就是震荡寻底。至于经济，政府刺激一下上两个月，刺激的力量一消失就会重新探一个新低。而且在上一届政府，政府一刺激，三个月之内经济数据一定见效，三个月之内银行信贷一定出来，水泥的消费量一定上来，粗钢的生产量一定提高。本届政府330刺激到现在8个月了，没有任何反应，水泥钢铁没有反应，社会融资量没有反应。这样看来，在一段时间内，经济要想形成一个很明确的开始向上的底部不是那么容易。&/p&&br&&p&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汇率贬值幅度会有多大？很多人拍脑袋说3%可能吗？这个绝不可能，3%还贬什么呀，咬咬牙就扛过去了。要贬一下，好歹得有10%以上，才算有点量级。汇率具体贬到什么程度，确实是见仁见智很难推测的事情，但是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些数据，可能多少会有点价值。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汇率，从一两年、两三年的角度来看是受跨境资本流动决定的，刚才已经讲过。但是我们把时间拉长，一个国家的汇率十年二十年来看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一个股票，短期内的价格会被市场情绪、流动性等各种因素左右，可要是看的时间足够长，他的价格是由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和盈利能力决定的。汇率也一样，从长期来看，根本的决定因素是实体经济的竞争力，生产领域的竞争力、贸易的竞争力等等。好消息是到现在为止，中国出口部门的竞争力始终都在提升，很多人说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出口基本上是负增长，或者接近于0。但是我们要知道今年上半年全球的贸易量是非常严重的负增长，把全世界前十大经济体拉出来，中国的出口增速是最高的，咱们是接近于0，其他人都是负的两位数。&/p&&p&&img src=&/5d8ef9e5faa10b58ba900e_b.png& data-rawheight=&499& data-rawwidth=&866&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866& data-original=&/5d8ef9e5faa10b58ba900e_r.png&&（数据来源：Wind）&/p&&br&&p&在这张图上看到的就是从贸易的角度来看到的长期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表现。之所以分成两段，是因为前面那一段是美元处在强势周期的时候，后边这一段是美元处在弱势周期的时候。前一段就是1995年到2002年，在那一段美元处在强势周期，人民币盯着美元，别的国家的汇率都在变，人民币对一揽子的货币在那七八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升值。从期初到期末，从经常账户的盈余等数据来看，总体来说汇率的升值与中国竞争力的提升的偏差不是特别的大。在那段时间里，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的折年率大概是每年升值2.7%，不到3%。这个衡量了在90年代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速度。从2005年到现在，过去这十年美元弱势的时期，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的购买力提升的速度在大约年均4.5%，比90年代要高得多。一个原因是中国竞争力在继续提升，另一个原因是同期美元在贬值。在这一段的期初也就是2005年的时候，人民币面临着明显的升值压力。而到期末的时候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基本已经消失。换句话讲，我们在2005年以来所看到的人民币升值的速度是一个上限，就是中国贸易竞争力提升的速度不可能超过这一期人民币升值的水平，因为这段时间计算的水平是竞争力的提升再叠加一个对低估的修正。而如果我们的贸易竞争力提升速度，包括科技进步、管理水平提高等等能够维持在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水平，大概也就是2.x%不到3%的水平。在这一假设的背景下再去看美元近期的表现，美元从去年年中到现在从80升到100，在未来两三年的里如果进一步升到110甚至更高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在三四年的时间里，美元汇率升值的幅度就在35%以上。如果人民币一直盯在美元上，那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的升值的幅度就接近30%，即使按5年来考虑，也意味着人民币年均升值6%。而刚才已经讲了，人民币在基本面上即使维持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水平，年均升值能力也只有2%到3%，何况如今人民币的基本面更是在持续走弱。倘若人民币一直挂在美元上坚持五年，那么到五年以后会在基本面上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人民币实际有效的过度升值会对中国的贸易、竞争力等形成实质的损害，因为升值速度已经大大超过了技术进步所能支持的水平，所以人民币一定需要通过对美元的贬值来释放这种压力和损害。结合以上考虑的种种因素，贬值的空间具体有多大很难预测，但是我认为可以先按10%到15%去考虑，换句话说按照7~7.5可能比较稳健。如果未来的某个时候人民币突然一下子放开，击破7是肯定的，甚至击破7.5都有可能，但是两天以后就会弹起来，因为一下子放开一定会有过度调整。当然如果未来美元涨的很猛，国内经济超预期的更加弱，那贬值幅度更大一些也是可以想象的。&/p&&br&&p&这里举个类比的例子，俄罗斯去年因为石油价格的暴跌，国际收支和财政都出现很大问题，再加上欧洲的制裁以及乌克兰争端，卢布面临贬值压力，为了因对卢布的贬值压力，俄罗斯央行一直不断地往里面填外汇储备，最后实在扛不住了，一咬牙跳楼了，卢布一次性贬20%多，第二天又贬了一下，很快就稳住了。这一次石油价格再跌到40美元，你会发现俄罗斯没事，它至少不用考虑汇率的事，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集中精力考虑国内的问题。唯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中国黑河的贸易基本枯竭，原来大量的俄罗斯商人到中俄边境购买中国的轻工产品，以人民币来衡量俄罗斯相对中国一夜之间回到了解放前。&/p&&br&&p&总结来说，现在看来，在未来几年之内宏观经济政策上最大的变数是人民币汇率，在基本面上人民币大概率面临一个持续的贬值压力。在这个贬值压力充分释放之前，对全球金融市场，至少对国内的金融市场和经济形成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和一些收缩性的压力。如果人民币汇率在未来某个时候能得到比较彻底的解放，可能标志着股市熊底的结束，经济大底的形成，也标志着十八大要求的让市场力量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p&&br&&p&完。&/p&
本文写于2015年11月，金融市场瞬息万变，请酌情参考。 本文刚发出的时候，有很多异议，皆因高层表示“人民币无长期贬值基础”。但从后来发生的实际情况来看，碰巧与本文所预测的走势基本相当。实际上在人民币贬值这件事上，中央政府即便不是无能为力，也已…
朱相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争议最大的人物，赞的多，骂的也不少。&br&在这里，我想为他辩护几句。&br&&br&骂的第一条罪状，就是房地产的市场化改革，导致了卖地财政的恶果，十三亿国民成为房奴。&br&真的是这样吗？&br&朱相任内，最强调的就是宏观调控，第一厌恶的就是恶性通货膨胀。&br&很多人以为朱相只做了五年总理，其实1993年从出任常务副总理开始，朱就已经执掌了中国的经济管理大权，实际行使着总理的职责。这一切都是因为92年春邓老爷子南巡，大力推动改革开放，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可是邓老爷子那时候快90高龄了，开车只管猛踩油门，不管刹车，结果就是大水漫灌，投机泡沫四起。而这种局面，老李是无能为力的，很快就被朱副相架空了。&br&朱副93年3月上任，6月就发布了治理整顿的16条措施。这16刀砍向的，就是当时狂热的房地产投资泡沫。以海南为例子，海南93年只有160万人口，却有两万家房地产公司，房价3年翻了四倍，70%都是投机性需求。而海南并非个例，一海之隔的广西、广东等市场化先行的华南地区同样弥漫着虚妄的财富梦想。16条措施中，包括加息、严控信贷等紧缩银根政策，一下子就将泡沫刺破了，给当地留下了高达数千万平方米的烂尾楼阴影面积。&br&这次整顿，给四大银行带来的坏账，光海南就300亿元，全国估计超过千亿元，损失可谓惨重。既然后果这么严重，朱副为什么还要去刺破呢？&br&因为他深知，恶性通货膨胀对经济健康成长的伤害。只有来自真实需求的成长，才是可持续的。十多年后，房价的连年高涨，就是来自真实的刚需，而这种刚需的可持续释放，才是朱副的原意所在。&br&刚需买房第一步，来自人口收入的提升。&br&收入来自哪里？来自出口。1994年元旦，朱副将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定为8.72元兑1美元，比之前的官方汇率5.7元贬值33%。这是相当狠的一招，在国际市场上，这就相当于价格战，所有中国商品一律打了个6.6折。自此之后，中国的服装玩具出口开始了起飞，一步步抢夺东南亚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最终在3年之后将他们推向了金融风暴的深渊。&br&盲目的价格战只是慢性自杀，而可持续性的价格战是建立在提升效率，压缩成本的基础之上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高速公路、港口、发电厂。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的重要性，而要打造这套核心竞争力就必须花钱，钱从哪里来？那时候的中央是没有钱的，因为地方收上来的税大部分都留在了地方花，地方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中央基本无权过问。这个背景下，分税制就出台了。&br&分税制实行以后，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从之前的20%上升到50%以上，拿走了大头。从此之后，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日千里，打造了一个全球最完善的高速公路网络，这是中国的出口战略能够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基础。今天的人们，批评分税制，认为是土地财政的万恶之源，这根本就是欠缺常识。&br&中国有一句话，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任何事物都是两面性的，只取决于当时的环境需要。90年代初的中国，地方腐败之严重，比今天要猖獗的多。地方掌控财源，虽然有利于搞活经济，但是你根本无法监控其中到底有多少进了个人腰包，钱留在地方，批地价格也不见得就会降下来。天高皇帝远，朱副顶多也就杀几个祭旗，茫茫的小老虎根本数不过来。&br&中央集权度上升，不代表着就没有了腐败，但是实际使用的效率，肯定是要比当时缺乏制度保障的地方高的多的。更何况，分税制出台在1994年，在接下来的八年任内，中国的房价一直保持平稳，又怎么能将十多年后的房价问题怪罪到他的头上呢？&br&出口战略的第三次升级，来自加入世贸组织。入世谈判前后经历了15年，可谓是我国对外最艰难的一次谈判，不过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此后中国的出口再次获得了一个新引擎，顺利成为全球最大投资目的地。&br&出口战略成功了，成千上万的工厂在沿海地区建立起来，农民涌向城市打工，第一批先富阶层形成。住房需求开始膨胀，猛烈的刚需市场一下子被打开。中国的房价周期是从2004年开始的，直接导火索有三个：1，2002年入世红利显现，出口高速成长，带动收入水平的攀升。2，1999年大学扩招，2003年大学毕业生成倍增加，人口红利集中兑现。3，需求成倍扩大，而土地市场并没有准备好，一下子就形成了供不应求。&br&无论怎么说，任何价格问题都是由供需状况决定的，这是常识，房价的需求魔法盒，由朱相开启，而供应的紧箍咒，则捏在落后的土地计划供应制度上，三线小城镇太宽松，一线城市太紧缺，这种结构性的失衡长期无法得到正视，最终造成了北上广深的房价飞涨。这个时候，朱相早已退休，板子打在他身上，过份了。&br&&br&朱相挨骂的第二条罪状，数以万计的国企被贱卖，4600万工人下岗，凄惨可怜。&br&朱相是从国家经委开始仕途起步的。经委，全名经济贸易委员会，后来改组为商务部。应该说，这是中央所有的政府部门中，最正视经济逻辑的部门。朱相很清楚，国企的低效率，不尊重市场规律，是中国经济的痼疾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国企被外资、民企冲击，市场份额连年丢失，好年景的时候亏几十亿，坏年景的时候亏几百亿，几乎就没有盈利过。&br&比如1997年，是中国经济在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前的繁荣年景，然而据当年的全国工业普查，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只有3.29%，低于一年期存款利率。39个大行业中，18个全行业亏损，国企整体处于资不抵债的境地。&br&即使这样，朱相一开始也没有想过要卖。&br&一开始的办法，是政企分开。比如金融系统，原来政企不分，发布政策是他，商业经营也是他，裁判和球员角色全捏在手里，后果就是全无风险防范意识，沦为地方官员的提款机。朱相任内，界限被清晰划分，政策银行和商业银行各行其道。包括电力、电信等等，绝大部分的垄断行业，都是在朱相任内实行了政企分开，组建了各个国企巨头。&br&然而还不行，于是进行股份制改造，引入多元化的制衡股东，激发经营活力。股份制的试点其实在80年代就开始了，但真正全面推动，是在朱相任内。可是巨头们还是垄断，没有积极性，于是又开始拆分，一桶油被拆成两桶油，一个邮电局被拆成电信、移动和邮政。&br&然而债务还在攀升，于是推动债转股，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债务，注入巨额资金，行使股东职责，推动转型。你说朱相是否为此操碎了心。&br&终于，98年金融危机袭来，国企们遭受了致命一击。海外市场的需求萎缩，使得国企的亏损和债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国家用来救济的钱也不够了。这个时候，还能怎样？不放手，大家一起死；放手，还能抓大放小，救一部分关键命脉的国企。&br&这场金融风暴，打得朱相措手不及，丝毫没有还手的力气。他所能做的，唯有放手止血。工人下岗的问题，错不在朱相，只在于没有及时的建立一个完善的福利保障制度，让工人们得到合理的失业救济。但是一个健全的福利保障制度，哪里又是一两年内能够建立的起来的呢？前八年，所有的钱都砸到基础建设上去了，为的是未来，等到需要后勤保障安全网的时候，一切都太晚了。&br&这就像是一个农民工进城打工，他节衣缩食，将得到的微薄收入都用来买机器，买厂房，买培训教材，期望早晚有一天能够独立创业。但是忽然间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老婆得了重病，他却没有钱去支付医药费了。&br&&br&朱相挨骂的第三条罪状，住房、教育、医疗的市场化改革，是群众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三座大山的源头。&br&建国以来的历任宰相，每一个都留下了烂摊子，周相任内经济崩溃，赵相任内双轨制导致贪腐横行，李相任内经济停滞，温相任内产能过剩，朱相任内最大的罪状，就是三座大山。&br&这三座大山，罪确在朱身上，却又是迫于无奈。前面说过，1998年的金融风暴，是朱相一生最大的考验，这场仗他最终打赢了，却只是惨胜。为了挺过金融危机，他几乎使尽浑身解数，宽松财政刺激、基建投资、国企抓大放小、去产能、裁员下岗、打击走私（保住税收钱袋子）、扩大内需等等，能想到的所有法子，他都做了。&br&三座大山，就是扩大内需考虑下的一步棋。福利分房取消，全面实行银行贷款购房，本科院校自负盈亏，逼着大学扩招，提高学费，医院自负盈亏，逼着医生多劳多得，天价药层出不穷。这些措施的出台，一来是想刺激消费，缓解危机，二来是中央确实没钱了，都被国企们亏光了，不得已而为之。&br&身为一国之相，耻辱是要被写在历史书上的，谁不想留下个好名声。如果有宽松的财政能力，比如十年之后的殷实家底，朱想必也不会出此下策。&br&朱相任内，革故鼎新，他一手取消了双轨制，消灭了寻租空间，帮赵相擦了屁股，而他的烂摊子也只能丢给温相去解决了。
朱相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争议最大的人物，赞的多，骂的也不少。 在这里，我想为他辩护几句。 骂的第一条罪状，就是房地产的市场化改革，导致了卖地财政的恶果，十三亿国民成为房奴。 真的是这样吗？ 朱相任内，最强调的就是宏观调控，第一厌恶的就是恶性通货…
宋朝不是因为经济发达灭亡的，更不是因为太富有而导致军队素质下降而灭亡的。无论直接原因还是间接原因都论不上这两条。&br&&br&这里也许需要先澄清一个比较常见的误解：&b&宋代的军事实力本来不差，&/b&建国之初和辽的军事竞争之所以只能平手而不能达成“收复燕云”的战略目标，是因为辽本身已经是和中原文明基本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大国（这个发展趋势开始于唐中期，当时的东亚地区经历了一个各民族政权文明水平普遍提高、格局逐渐趋向诸强并立的过程，辽的建国和发展就是这个趋势的集中体现。对这点的具体分析可以参看王小甫先生的一些著作，比如《&a href=&///?target=http%3A///subject/4213242/& class=& wrap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i class=&icon-external&&&/i&&/a&》和《&a href=&///?target=http%3A///subject/1271342/& class=& wrap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i class=&icon-external&&&/i&&/a&》），所以它与北宋之间的战争是两个基本同体量同水平的大国之间的整体性军事竞争，有胜有败很正常（顺吐一槽：其实唐中期开始惨重的军事失败也很多，所谓“最大疆域”维持的时间也很短暂，但你看有吐槽弱唐的么？。。“印象”有时候是个很坑爹的存在）&b&而北宋在伐辽之役中犯下的很多军事错误，也不是现在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兵将分离”“看着阵图作战”，相反恰恰是分兵部队不听中枢指挥贪功冒进。&/b&——这也是晚唐五代以来，中原地区军队悍勇轻斗、富于冒险性的军事风气的延续（这方面的具体论证可以参看曾瑞龙先生的《&a href=&///?target=http%3A///subject//& class=& wrap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经略幽燕&i class=&icon-external&&&/i&&/a&》，这书可以说是国内目前水平最高、方法也最新的中古时期军事史研究著作了），而非所谓的“积贫积弱”“宋太祖为了保皇位收兵权不惜削弱军队战斗力”造成的。&br&&br&但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下给出的答案中，大部分知友都没把握住这点，只是凭着一系列固有但也模糊的印象在演绎自己的思路，不少答案写的很炫，但说句不好听的，其实近于YY。作小说可以，拿来讨论历史恐怕不合适。&br&&br&&br&那么宋朝真正的灭亡原因是什么呢？&br&&b&南宋且不提，只说北宋的灭亡原因——靖康之耻，其实就是当时的皇帝+顶层官僚犯了一系列猪都不会犯的错误蠢死的。&/b&比如该守的时候不守该跑的时候不跑；金人第二次围城之前的好几个月不整顿防务，反而贬斥李纲同时大搞内斗，甚至DT的开始清算历史问题（所谓“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第二次守城战最关键的时候弄一帮道士到城头跳大神；城破以后金人一度不敢下东京外城城墙，但皇帝偏偏要去金营亲自请降还去两次结果终于被扣下了；金兵都破城了都在胁迫皇帝纳降了，掌权官员还在东京城内大搞维和镇压自发组织起来反金的百姓和士兵，并且替女真人搜刮钱物人口不遗余力，等等等等。具体的记载真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翻《&a href=&///?target=http%3A///subject/3093436/& class=& wrap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三朝北盟会编&i class=&icon-external&&&/i&&/a&》，看的投入的话足够达成吐血成就~
&br&总之，如果不是这些人一再犯蠢作死的话，靖康年间金军至多南下打次草谷，决不至于亡国不说两个皇帝还被金军俘虏了。&br&&br&&b&至于为什么当时的朝廷能集合这么一帮蠢人作这么大的死，真要挖根子的话，最远需要追溯到王安石变法期间，神宗皇帝为了集权对当时政治体制的破坏。&/b&——北宋初、中期的制度架构中，文官集团通过对宰相权力的加强和台谏等渠道，对君权的约束是很强的，所谓“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在当时并非虚语。简单点说，就是当时的皇帝并不能想干嘛就干嘛，很多事情必须文官集团集体通过，才能落实到执行层面。&b&这样的决策机制当然会在效率上有损失，但也能更多的保证政局稳定和不出大错。&/b&&br&但到神宗朝，宋神宗为了推行变法，对前朝遗留的这些政治制度进行了很多改动（比如削弱相权，削弱对“御笔内降”也就是皇帝旨意的审核、驳回机制，清洗台谏，甚至间接支持、鼓励搞文字狱和党争等），极大的削弱了这些约束。然后这种改动的影响持续到了徽宗朝，并且很不幸的被操守品行远不如神宗朝君臣的宋徽宗及其宠臣们搞的更糟了——&b&当时宋徽宗宠信的权臣蔡京顺着神宗改革的势头，进一步强化了徽宗“御笔”的政治效力，使得大小决策均决于“上意”，于是北宋前中期的各种集体决策机制到此基本名存实亡；而蔡京本人则利用自己深受徽宗信赖的优势，屡屡借“御笔”推行自己的意图，把持了朝政，同时还继续搞比起神宗朝更没底线更离谱的党争和政治清洗&/b&（比如著名的“元佑党禁”）。这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了徽宗朝人才选拔机制败坏，朝堂上群小并进，最后形成的上层官僚集团既无公心和基本的道德底线，更无战略眼光，因而才能凑出一帮奇葩，在宣和七年（公元1126年）金兵南下后和皇帝一块儿屡屡上演前面所提及的开玩笑一样的闹剧，最终把一个有钱有兵有人心的大国生生玩死了。&br&（关于这点，更具体的分析和史料依据可以参考这篇文章：&a href=&///?target=http%3A///history/zhongguogudaishi/special/chongdusongshenzong/detail_/.shtml& class=& wrap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宋神宗的励精图治将北宋送上灭亡之路&i class=&icon-external&&&/i&&/a&。个人不完全同意其中对神宗变法的整体评价，但文章围绕“神宗破坏北宋既有政治体制和政治传统”所举的大部分史料和学术研究成果都是站得住的。）&br&所以如果南北宋之交的原始史料记载翻的多的话，不难发现当时真正具有挽狂澜于既倒之能的政治人物比如李纲、宗泽（顺便说一下，宗泽一直是文臣，不是专职带兵打仗的武将，不能拿他来论证北宋军事将领的普遍水准。。岳飞和他论阵图时所说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不是简单的驳斥他。有的答案对这段史实的记忆不差，但理解误有点大）等人，在靖康之变之前大都是沉沦下僚长期郁郁不得志的人物。而当时比较得志的官员，即便品德尚过得去，能力和眼光也不行。这就是政治制度和政治风气败坏在人事层面的具体表现了。&br&&br&&b&总而言之，北宋灭亡的真正原因，不是北宋的体制本身有问题，而恰恰是没能维持住前中期较为良好的集体决策机制和政治风气。&/b&其中后期对既有政治制度的改动太过轻率，把本来趋向于集体决策的决策机制又扭回了君主独断的路子上；并且开了不好的口子之后，又进一步被有手腕无公心的蔡京等权臣利用，最终导致整个政治体系的顶端都烂掉了。&br&&b&而且这种烂还真不是体现在没有行动力上，而是体现在没有制约、没有合理、通畅的批评和纠错机制，所以顺则百顺&/b&（这里再补充一点：其实徽宗朝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好大喜功，前中期对外对内事功都不少，对角厮罗和西夏的作战也是屡屡大胜，真接着打下去的话很可能会打通河西走廊——当然这是之前几代皇帝攒下的家底而并非徽宗朝君臣一手缔造的战果，所以说顺则百顺）；&b&但一旦有了真正的危机，顶层领导者的判断稍有差池，整个体系就会像雪崩一样瞬间崩溃。&/b&&br&东施效颦一下我挺喜欢的一本书的书名，&b&这是“来自上层的崩溃”。&/b&而不是源于基底的溃烂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