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儒家传统教义，夫妇结婚，应该是“一与之齐，终身不改”，但实际上这很难做到，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夫妻关系总有维持不下去的时候，离婚有时候也是不得己的选择，何况对丈夫来说，离婚可以重新评估其内在价值，看到底增值多少；对妇女而言，有时也是一种解脱，因而，离婚总是难免的，谈不上什么难舍难分。

中国古代法律关于婚姻解除的方式有七出、义绝和协离三种。

按照《大戴礼·本命》中有关规定，妻子有以下七种过失丈夫有权休妻：一是不孝顺父母；二是不能生育，三是淫，四是妒，五是有恶疾，六是多口多舌，七是窃盗，这就是所谓的“七出”。

1、不顺父母。《大戴礼记·本命》载：“不顺父母去，为其逆德也。”女子嫁给丈夫为妻以后，她不单单以妻子的身份出现在夫家，同时也要以媳妇的身份出现。她所侍奉的对象主要不是丈夫，而是公婆，以及夫家其它成员。孟子说“娶妻为养”，也就是男子娶媳妇，首先不是为的自己方便，而是用来事奉自己的父母。如果儿媳妇不孝顺公婆，自然是对这一基础的破坏，因而就不为夫家所容。比如，西汉人鲍永，对后母非常孝顺。她的妻子就因为当着后母的面叱狗，结果被鲍永休掉！[《后汉书·鲍永传》]

与此相反，如果媳妇孝顺公婆，即使为此得罪了丈夫，法律也会维持媳妇的权利。白居易曾经判过这样一件出妻案：有个农夫下地干活，妻子在送饭的途中，刚好碰见了公公。公公这时也饿了，不由分说将媳妇带的饭吃了。丈夫在田间左等右等不来，饿得心慌，一怒之下，就要休妻。妻子不服，两人打起官司来。白居易的判决书是这样解释的：从夫妻的角度来看，妻子应顺从丈夫。妻子让丈夫挨饿肯定不对，丈夫休妻也有他的道理。但从翁媳的角度看，媳妇让公公先吃也不错。天大地大，老子最大。在丈夫与公公之间，如果作一个选择，只能公公优先，丈夫靠边。据此看来，媳妇做的没错。丈夫休妻，于理未通。驳回上诉，维持原配。[《白居易集》卷6]对妻子而言，公婆比丈夫更重要。得罪丈夫尚有挽回余地，得罪公婆只有死路一条。

2、无子。《大戴礼记·本命》载：“无子，为其绝世也。” 婚姻目的是“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没有生男孩就等于没完成应尽的义务，对不起父母，对不起祖宗。所以孟子才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传宗接代，只好不客气，休妻没商量。

曹植有一首《弃妇》诗，其中写道：“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天月相终始，流星没无精。”意思是说，不生男孩的妇女，就像流星一样，在夫家呆不长；只有生了儿子的妻子，才能像明月一样，长存天际，也就是能夫家站定脚跟。曹植这首诗，实有所指。据说有一位叫王宋的姑娘，是平虏将军刘勋的妻子。结婚20多年以后，刘勋变心了，爱上了一个司马家的姑娘。山阳司马是当时的名门望族，人家肯定不愿给他做妾。为了与司马家结亲，刘勋竟以王宋不能生子为由，将王大娘休掉了。

由于无子性质严重，即使媳妇出身高贵，相貌、品德出众，只要无子，也难免被休的命运。春秋时卫国夫人庄姜，据说她“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莸蛴，齿如瓠犀。”又说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卫风·硕人》]一举一动能把人迷死。可就这样一位大美女，后来也给休掉了，原因就是她没生男孩。相反，如果媳妇有子，即使丈夫不喜欢，由于考虑到儿子的感受，也能稳固在家中的地位。司马炎与妻子张氏关系本来不错。后来司马炎娶了小妾，就开始对张氏疏远了。司马炎得病，张氏去照顾他，却被他斥骂。张氏又惭又怒，于是绝食。张氏的儿子们不干了，也都绝食了。司马炎只得向张氏道歉，并且私下对别人说：“老物不足惜，虑困我好儿耳！”[《晋书》卷32，第948-949页]

到了唐代，无子的罪过更大。在《唐律》中，“无子”排在“七出”第一位，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清。不过，到了后世。丈夫们也明白过来，妻子再不好，毕竟感情基础牢固，动辄将人家休了，不仅对不住老婆，而且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所以“无子”出妻的少了，代之以纳妾生子。妾所生子，所有权仍是妻子的，这跟现在的借腹怀胎差不多。不同的是，妾生子后，要对人家负责，不能出点钱了事，以后就是一家人了。这就形成对妻子感情上的考验：或者无子被出，或者大方地为丈夫纳妾，博得贤妻的美名。实际上这是两难选择，可是谁让你不会生男孩呢？古代人不明白，生不生孩子，是丈夫与妻子两人决定的；至于生男生女，更是丈夫的责任。要说休，应该休的是男人。可是古人不懂这个道理，把责任全部归于女方，这真是比窦娥还冤啊。

3、淫僻。“淫”指的是妇女有放纵淫乱的行为；“僻”指的是行为乖张。“淫僻”两字，以“淫”为主，这是古人最在意的，《大戴礼记·本命》载：“淫，为其乱族也。”男人之所以特别忌讳妇女淫乱，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家族血统的稳定。最初，男人关心的主要是婚后守贞，对婚前不太在意。据说有一个少数民族，女子在婚前性对象越多，就越畅销，这说明人家有魅力。但结婚后就不行了，只能向自己的丈夫提供性服务，这样生的孩子才是自家的。但也有特殊情况，假如姑娘过门时已怀了人家的宝宝，当时又看不出来，这样仍会乱了血统。所以古人又有了新的对策，其中最有名的是鲜卑人。他们不管头胎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一概杀掉。尽管残忍，但为了宗族大计，也不得不如此了。当然，汉人一向自诩代表先进文化，太出格的事容易引起争议。于是又在妇女身上打起了主意：如果姑娘在婚前就严防死守，守身如玉，咱们爷们不就省心了吗？这样，宋代以后，又兴起了“处女贞”，讲究新婚之夜“验红”。

“淫僻”在七出中最初位列第三，到了唐代一度升格为第二顺位。《清律》仍列在第三条，但又规定“七出”之条中，其它各条都有商量的余地，惟独对犯“淫僻”条的格休勿论。对于犯有“淫僻”过错的妇女，即使丈夫不愿休妻，家族也会强令其休掉。如清代江西临川孔氏支族家规规定：谁家的老婆要是与人鬼混，宗族有权判令离婚。如丈夫不愿休妻，连丈夫一并开除族籍。如果生了儿子，也不参与本族排行，一切公益事业均无权参与。又据清代施闰章在“施氏家风述略”中记载，有个小媳妇与人通奸，被人发现了。族长按照有关规定，让这位倒霉的丈夫休妻。又说他管教不严，也有错，得接受鞭责。这人不服，说要打就别罚，要罚就别打。俺老婆没了，不但不同情，还要打我，打死俺也不服。于是族长就请施闰章的父亲给他讲礼说法，给他做思想工作。同时把卖妻的钱存放在族长家里，说啥时明白道理了，钱还是他的。过了一段时间，这人终于明白打他是对他好，于是主动认错，族长也把卖妻的钱给了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丈夫休妻不但有严密的制度，也有完善的监督系统，想不休都不行。在这样严格的控制之下，妇女们再也不敢存有侥幸心理，只有老老实实、一心一意跟着丈夫走，这才有前途，否则死路一条。

4、恶疾。《大戴礼记·本命》载：“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也就是不能参与祭祀，怕弄脏供品。祖宗不食不洁之物，这样就得不到祖宗的保佑。

什么病属于“恶疾”呢？东汉何休把喑、聋、盲、疠、秃、跛、佝都归入恶疾。实际上，除了“疠”也就是麻疯病传染性强，难以治愈外，其它6种残疾并不妨碍祭祀。到了后来，患有精神疾病也视为恶疾，如清代直隶安平县归可子的妻子岳氏，因患有羊角疯，被丈夫休弃。岳氏回娘家后，经过一段时间治疗，逐渐康复，于是要求重续前缘，不料此时归先生已经再婚娶妻。岳氏心想，我这病本来不是什么大病，你不愿花钱算了，还把我休了。现在我用娘家的钱治好了病，不是省你的钱？谁知道你这么快就重婚了。原来所有的一功都是借口，都是阴谋。在这万恶的旧社会，哪有我们妇女说理的地方？岳氏一时想不开，竟然投井自杀了。[ 李塨《恕谷后集》卷7，《可母岳墓碣铭》]

从恶疾的内容及执行情况来看，这一条更多的是为丈夫休妻提供借口。古人之所以列出这么多所谓的恶疾，原因不外乎扩大丈夫的休妻之权，进一步使妻子臣服于丈夫，也为丈夫停妻再娶提供了方便。这也是夫权社会必然的现象：立法者是男人，执法者也是男人，他们制定规矩时，当然要把自身利益最大化。

5、妒忌。《大戴礼记·本命》载：“妒，为其乱家也。”在男尊女卑的宗法社会，女子嫉妒不仅败坏了夫家的名声，也扰乱了家族内的秩序。这是对男权统治的挑战，也是对宗法伦理的反叛。因此，为了保护家族的稳定，为了维护男权，把那些嫉妒心强烈的妻子休掉，就成为常见现象。西汉元帝王皇后之母原是王禁正妻，王禁又“多娶傍妻”，其妻不满。王禁便以“妒”为由与之离婚。[《汉书·元后传》。]东汉冯衍妻嫉妒，结果年老被休：“衍娶北地女任氏为妻，悍忌，不得蓄腾妾，儿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后汉书·冯衍传》]

圣人把“妒忌”列为“七出”之一，这完全是站在男人的立场上的。妇女们当然不服，只要有机会，她们还是能妒忌就妒忌。像东晋的王导，就是家有妒妻。王导的妻子曹氏，生性十分妒忌，不但不允许王导纳妾，甚至身边的男秘书长的俊俏点，也一概让他们下岗。可怜王丞相一手拿权、一手拿钱，就是没有女人缘。王导心想，人生苦短，青春有限，这样下去我算白活了。好在我手里有的是私房钱，何不背着老婆在外面乐一乐？说干就干，王导很快在外面布置了一个安乐窝，娶了几房姨太太。顺便还生了几个男孩子，为王家的千秋大业又做了若干贡献。可是曹氏也不是白吃饭的，秘密最终被揭穿了。曹氏震惊之余，竟带着侍女、太监20余人，各带菜刀一把，要将这些狐媚子消灭干净。王导得知情况后，立即命令备车，前往营救。路上老嫌车子跑的慢，竟用手中的拂尘拼命打牛赶路，终于抢先到达了目的地。等到曹氏赶到，这里已是人去楼空。

王导还算幸运的。清初有位汪某，曾任同知之职，他的儿媳妇十分妒忌，没事找事，天天同几个小妾争风吃醋。可这几个小妾也不是好惹的，大概背后有丈夫撑腰，这个媳妇也没占上便宜。这个媳妇越想越生气，心想不给你们玩了，一怒之下就把丈夫的小鸡割掉了。那天汪某正在客厅会客，一名仆人匆忙进来小声向汪某报告消息。客人们见气氛有些异常，关心地问出了什么事。这位司马大人平时说话爱掉古文，这时回答说：“儿媳妇把我的儿子下了腐刑。”又据诸联《明斋小识》记载，乾隆时，某县有位渔妇对丈夫的花心非常气愤，骂他劝他都毫无效果。有一天，他乘丈夫熟睡之机，用刀割掉了他的小鸡。大夫惨叫一声，从梦中惊醒。邻船的渔民报告了官府，有个人还用一根水草绑着那条被割下来的小鸡，带到公堂上请县官查验。县令看见那件东西，叫道：“好大的鸡巴！”惹得哄堂大笑。后来，那位丈夫平安无事，只是声音变得尖细，像女人腔了。

为了抑制妒风，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有打击妒忌的呼声。其中做得最绝的要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由于常遇春无子，朱元璋就赐给常遇春一个婢女。常遇春很喜欢她，但老婆太厉害，一直不敢上手。一次，婢女献茶时，常遇春忍不住赞了一声“好漂亮的手”！没想到妻子竟将这个婢女的手砍下，送给常遇春“欣赏”。朱元璋知道后，大骂其妻要“断英雄之后”，于是密令校尉杀掉常妻，砍成碎块，烹后赐给常遇春，并曰“悍妇之肉”。在社会舆论以及政府打压之下，很多妇女自觉改掉了妒忌的“毛病”。有的甚至主动为丈夫纳妾，尤其是明清以后，正妻支持丈夫纳妾成了妇德的一项重要内容。比如，钱伯生“壬申科进士”，有一女鬟，“风姿秀雅，殊可人意”，其妻劝钱“私之”。[陶宗仪《辍耕录》卷8：“嫁妾犹处子”。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

但是，平心而论，以妒忌为借口出妻，确实不能让人心服。男人们自己左搂右抱，女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又不允许大老婆妒忌。这就好比揍了人家一顿，感觉很爽，还不允许人家喊痛。喊痛就是人家的不对，还得再揍一顿。这个道理，其实古人也明白。汉阳别樵居士在《家庭宝筏》这样评价男子纳妾：娶妻的目的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如果妻子不能生男孩，不得己娶妾，这也是为着传宗接代。妻子为了夫家的千秋大业，支持丈夫娶妾，这是幸事，但也是偶然中的偶然。如果妻子不支持丈夫娶妾，这很正常，结果只能是徒增烦恼。如果娶妾生子，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小妾恃宠而骄，老婆更怀嫉妒，整天你争我闹，哪里还谈得上圣人所要求的家庭和睦。不过，话说回来，娶妾得子，这毕竟还是好事。假如老婆已经生子，这时再娶妾，甚至一而再，再而三，这就是男人的不对了。要知道，女人也是人，老婆就是不嫉妒，小妾也没面子啊。人家姑娘也是人生父母养的，有的是家庭困难，被爹娘卖掉，有的甚至是被人贩子盗卖的。一旦为人小妾，立马低人一等，想想也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

当然，像这样理解女人的观点，毕竟是少数，并不占主导地位。无论如何，妒忌总还是让男人不爽的一件事，但又不能不面对。有了这一出妻借口，总算给男人的花心提供了制度保证。

6、多口舌。《大戴礼记·本命》载：“口多言，为其离亲。” 按照“四德”中“妇言”的要求，作为妻妇应沉静寡言，“言不贵多而贵当”。妻子多言，容易离间家庭关系，导致家庭不和。因而，克制、顺从是妻子的天职，妻子对丈夫、公婆的话，只能言听计从，不能辩是论非，争议曲直，更不能言辞过激，冒犯公婆、丈夫。妻子在家庭中只有听从之分，而无分辨之权。只有言听计从，夫唱妇随，否则难逃被“休”的命运。如汉初名相陈平，年轻时与兄嫂同住，其兄每日耕田，并鼓励陈平到外面游学。嫂子嫌陈平不爱劳动，吃白食，有点气不愤，忍不住发表自己的见解说：“有叔如此，不如无有！”陈平听说后，一怒之下离家出走了。陈平的哥哥一生气，就把老婆给休了。

又如东汉李充，家境贫寒，“兄弟六人同食递衣”，李充的老婆私下同李充商量：“现在咱们家这么困难，一时半会难以改善。正好我有点私房钱，不如分家另过，你看如何？”李充假装答应：“这样也好。可是分家是件大事，不如开个酒会，让父老乡亲们在一块议一议，免得人家说名不正言不顺的”。李充的老婆不知是计，高高兴兴地办了一桌酒席，宴请乡邻父老。酒会开始，李充忽然跪在母亲前面说：“这个婆娘无礼，竟然教唆儿子分家，离间我母子兄弟，所以请求休掉她。”于是当着众乡邻的面，“呵叱其妇，逐令出门”。李充的老婆当此情景，竟没有分辩的余地，只好含泪而去。其实，当老婆要求分家时，李充完全可以先做她的思想工作，没必要弄到大庭广众之下，然后宣布她的罪状。从整个事件的过程来看，李充更像是在“做秀”。因为汉代选官靠推荐，其中“孝廉”是一项重要内容。李充此举，无非是沽名钓誉，为自己做官制造舆论。最后，李充成功了，历史上多了个伪君子，同时也多了个牺牲品。怪不得大家都说，每个成功男士的背后，都有个什么、什么女人。这样一来，还有哪个妇女说话敢不小心？为了防止妇女们不知不觉中犯错，有一位好心人唐彪，专门写了一本《妇女必读书》，有点像今天的淑女手册，其中说“妇人贤不贤，全在声音高低、语言多寡中分：声低、言寡者贤，声高、言多者不贤也。”现在看来全然不对，但在古代，可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7、盗窃。《大戴礼记·本命》载：“盗窃，为其反义也。”这里的盗窃，并非是外盗窃他人财物，而是盗窃家内财物。《礼记·内则》规定：“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即使娘家人的馈赠也要交给婆婆，更不能把丈夫家的财物私下借给别人，甚至赠送别人，否则就构成“窃盗”。《汉书·蒯通传》载，某家在夜里丢了肉，婆婆硬是认为被儿媳所偷，结果将儿媳赶走。《汉书·王吉传》载，王吉“少数居长安，东家有枣树种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咦吉。”后来王吉“知之，乃去妇。”有些家庭还规定有专门的办法。如郑氏家规要求，家庭劳作必须集体进行，不许分散在各自小家，每天收工前检查有无缺少，严格防止窃盗私藏，为小家庭谋私利。

从“七出”内容来看，可以发现这主要是保护夫权及族权利益的，妇女既是被动的接受者，也是受压迫者。当然，这并不是说一点也不保护妇女的利益。与“七出”相并行的，还有“三不去”。按照周代的礼制，已婚妇女即使犯了“七出”之条，若有下列三种情形，丈夫就不能将其休掉：“有所娶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其中，“有所娶无所归”是指女子出嫁时有娘家可依，但休妻时已无本家亲人，若休妻则会置女子于无家可归之境，故不能休妻。“与更三年丧”是指女子入夫家后与丈夫一起为公婆守过三年之孝，如此已尽子媳之道，不能休妻。“前贫贱后富贵”是指娶妻时贫贱，但经过夫妻的同甘共苦之后变成富贵，义不可取，故不能休妻。明朝还规定“凡妻无应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杖八十。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减二等追还完聚。”《大明律·户律三·婚姻》卷六。但在实际情况中，若妇犯恶疾，犯奸，“三不去”的限制往往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