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新探——从金融视角看创设中国舟山稀土电子交易中心的意义--《浙江金融》2012年12期
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新探——从金融视角看创设中国舟山稀土电子交易中心的意义
【摘要】：正人民币国际化中应率先突破的关键点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思路是先"经常账户",后"资本账户"。而其最根本的是商品定价权,尤其是大宗商品或虽非大宗但属战略性资源商品的定价权,使人民币成为充当资源、能源价格的定价货币。从历史看,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的计价和结算绑定权往往是货币崛起的起点;从现实、至少从近期看,中国不具有在大宗商品和能源上具有定价权,故须另辟
【作者单位】：
【分类号】：F832.6;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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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化是一场马拉松
　　时代周报记者 谢江珊 发自上海
　　“颠覆现存社会基础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摧毁它的货币。这一过程调动了经济规律中所有具备破坏力的隐藏力量，同时它以一种让人无法识别的方式进行。”凯恩斯曾如此解释货币的强大力量。社会大众几乎每天和货币打交道，但很少有人能真正解释“什么是货币”。在李晓耕看来，货币固然是一种经济现象，需要遵循市场逻辑和效率原则，但这种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忽略了货币的政治属性：货币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发明之一，它的出现不仅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更是政府“强有力的手”直接推动的结果。
　　现任神州优车集团战略副总裁的李晓耕对历史和经济学非常感兴趣，所以留学时选择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阶段则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宇燕教授为导师，主攻世界经济。李晓耕说，张导师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历史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载体。从历史角度探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与未来发展，一直是李晓耕的心愿。
　　《权力之巅：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起源》一书达成了李晓耕的心愿。书中，李晓耕希望用历史的火炬照亮对普通大众而言幽暗异常的国际金融密室，揭示大国兴衰与国际货币演变之间的光影交错。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描述这本书的主题，那一定是：货币即政治。
　　从到美元，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演变
　　时代周报：书中，你分章节详细讲解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起源，可以简单概括说明一下吗？
　　李晓耕：传统金本位制是现代国际货币体系的起点。自那时起，国际货币制度发生了剧烈的变革。特别是在20世纪，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传统金本位制-双锚金汇兑本位制-美元黄金汇兑本位制-美元本位制的发展和演变。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转折点，战争引发了大规模的货币混乱。如果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此前以英镑为核心的传统金本位制实际上已经被世界上主要国家所采用，运转效率很高，继续维持对各国都有好处，可为什么国家间冲突的最高表现—战争—一旦出现，原有的货币制度就无法维持？这说明，再有效率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必须建立在稳定的“国家间政治”的基础之上。
　　一战结束后，英镑重新与黄金挂钩，和美元共同与黄金固定价格的双锚金汇兑本位被很多国家采用。但在1929年“大萧条”冲击之下，持有英镑的外国中央银行对英镑失去信心，纷纷向英格兰银行兑换黄金，这导致当时货币体系的再次瘫痪。如果仅仅是从市场效率和理性视角分析，当时各国应该保持克制，从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大局出发，坚持持有英镑，而不是在危机关头向英国“挤兑”。可见，单纯从“效率”出发很难解决“稳定”问题，而“稳定”恰恰是国际货币体系顺畅运作的必要条件。
　　“效率优先”从来就不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原则。我们经常提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为了重建金本位崩溃后的国际货币体系，英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就分别提出对国际货币新秩序的构想，即代表两国不同利益的“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从市场效率的角度分析，“凯恩斯计划”明显优于“怀特计划”。然而，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却是“怀特计划”胜出，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由此确立。原因很简单：大英帝国日薄西山，雄心万丈的美国已经崛起。
　　历史一再证明：国际货币体系的关键转折，是国家间权力格局的变化和大国之间博弈的结果。市场参与者当然可以自由选择，但这个选择一定是在国际权力结构给定的范围之内。任何选择都不会发生在“权力真空”中，这就是我所说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起源。
　　时代周报：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货币是一种经济现象，其中的市场逻辑和效率原则是分析问题的关键。你认为他们忽略了货币的政治属性？
　　李晓耕：对。我举个例子：2009年金融危机蔓延全球，希腊也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经济大幅衰退，希腊退出区，对其经济恢复是最快的政策选择，但它没有这么做。之后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危机也是如此，纵然每一次救援都因缺乏效率而备受诟病，但欧元区的完整性得以维护。欧元区的建立，不是简单地以效率为原则建立的统一货币区，而是欧洲实现持久和平计划的核心。
　　2011年，在欧元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刻，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联邦议会发表演讲，试图说服议会支持她稳定欧元的救助计划，她说：“历史经验表明，使用同一种货币的国家相互间不会发生战争，因此欧元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其作为一种货币所发挥的功能。欧元是统一的欧洲的基础和保障，或者换句话说，欧元的失败也就意味着欧洲的失败。”默克尔说服议会的逻辑很清楚：欧元是政治，是欧洲和平的基石，为此德国要发起一场“欧元保卫战”。当时许多金融投资机构忽略了这一重要信号，低估了欧洲领导人捍卫欧元的政治意志，仅仅从市场逻辑出发来预测欧元的走势，得出了“欧元区要解体”的悲观结论，于是抛售欧元资产。但随着德国出手援助重债国，并且默许欧洲央行稳定金融市场的一系列操作，欧元汇率回升，欧元区的国债收益率迅速下降，做空者损失惨重。
　　不可否认，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和演变有遵循市场逻辑和效率原则的一面，但国家权力和国家间的冲突才是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直接推动力。我认为，只有在国家间的博弈达到相对均衡的状态时，市场逻辑和效率原则才能起作用。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一定建立在稳定的国家间政治基础之上。
　　“白银时代”错失良机
　　时代周报：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信用货币的国家，早在宋代民间已有“交子”流通。明朝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占主导和支配地位，白银是当时的国际通用结算货币。中国为何最终没有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心？
　　李晓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信用货币的国家。特别在明朝，中国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同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占主导和支配作用。我在书中引用了张宇燕老师的数据，从年，世界白银产量的43%-57%可能都留在了中国，但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这些白银全都不产自中国，而是市场自发的行为，通过国际贸易流入中国。流入中国的白银一部分来源于美洲，另一部分来自日本，大部分来自海外。因此，中国当时并没有控制货币的发行权，也没有掌握货币权力。
　　这样的后果很严重。明朝末期，全球白银产量下降，中国变相地经历了一次通货紧缩。两个偶然事件的发生更是推波助澜：当时美洲白银基本上通过马六甲海峡、菲律宾流入中国，菲律宾当地的华人跟西班牙人发生冲突，使得美洲白银来源突然中断。无独有偶，日本幕府进行混战，从日本来的白银也突然中断。与此同时，明朝政府对内需要面对李自成农民起义等，对外则有后金的虎视眈眈。内外交困导致明朝终结。明朝政府一直对货币权力不重视，导致明朝时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但始终没有真正“塑造”世界秩序并主导国际货币体系。同样的状况发生在清朝，当时中日战争，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主要依靠税收，清政府也不控制货币权力，不掌握货币发行权，缺乏有效的金融市场和国债制度，导致中日在战时融资方面的力量悬殊。
　　时代周报：书中穿插了许多轶事，与严肃专业的学术知识结合起来说明事实，比如在讨论信用货币起源时引用《浮士德》中的皇帝、首相、财政大臣和梅菲斯托之间的对话。其实这更像是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工作，你是如何想到用这种方式书写的？
　　李晓耕：如何有针对性地从繁多的史籍、专业书籍里找到需要的内容，有一点我想分享给读者，就是要带着问题去读书，这会让阅读更具针对性，更加有效率。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其实都是非常好的story teller。实际上，一个好的故事就是一个高度简化的理论模型，容易帮助我们抓住纷繁复杂现象背后的机理。比如美联储主席耶伦的丈夫乔治·阿克洛夫，他是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197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讲述了二手车市场的故事。由于买方不知道二手车的真实情况，为了避免损失就拼命压低车价，而过低的价格导致卖方更多地把好车留下自己用，把不好的卖出去。这种情况使低质品充斥市场，高质品被逐出市场，最后导致二手车市场萎缩。这个故事非常形象地解释了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无效率，信息经济学由此蓬勃发展。阿克洛夫也因这篇论文获得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亚投行和“一带一路”配合恰当
　　时代周报：“一带一路”倡议会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带来什么作用？
　　李晓耕：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引入一个概念，叫货币流通域，这是哈耶克提出的，即“接受某国货币作为商品和投资的计价单位的流通范围”。“一带一路”在本质上是市场规模的扩大，也是人民币流通范围的扩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带一路”扩大了人民币的货币流通域，对人民币的国际化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国际化意味着人民币将承担更多的国际货币责任，风险和利益并存。因此，在未来，中国政府在货币政策制定方面，必须兼顾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所带来的各种外部性因素。
　　时代周报：具体到亚投行的建立，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何促进意义？
　　李晓耕：亚投行的建立，对中国来讲，一方面使中国重新站到国际货币博弈的舞台中央；另一方面给人民币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加宽松的环境和更大的空间。中国回到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博弈的舞台上来，成为global player，这仅仅是一个开始，目前人民币还不可自由兑换，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罗德里克曾经说过，真正的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被打破的时候，恰恰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重新定义自己利益的时候。在亚投行使用的货币中，并没有说一定要用人民币，现阶段仍然使用美元、欧元包括一些投资目的国的货币，这恰恰体现了中国智慧：不是采取零和博弈的做法，而是用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去放宽既得利益者对自身利益的界定。另一方面，这也能消除发达国家对人民币崛起的恐惧。
　　时代周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第二期将落户上海，是否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跨出了新的一步？
　　李晓耕：“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国在国际货币中的主导地位，但美元真正成为国际货币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包括“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实际上打开了美元在欧洲和日本的两个货币流通域。
　　目前，我们面临如何扩大人民币货币流通域的问题。一个国家的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由很多因素决定，首先市场是基础，无论英镑还是美元，都是以英国和美国强大的工业竞争力为支撑的；另外，一个有足够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是必须的；还有就是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货币最本质的功能就是支付清算，这一点往往被忽视。我们在国内使用人民币很方便，但走出国门的时候，人民币怎么对外支付？境外人民币怎么对内支付？这些都是最基本的问题。所以现阶段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一套为人民币支付清算提供便利的机制，这是关键的金融基础设施。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第二期将落户上海，其意义正在于此。
　　对中国而言，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环境下，人民币国际化不是百米赛跑，而是一场马拉松，需要耐力、保持好步伐与节奏。幸运的是，我相信我们能够亲历、亲见中国如何在世界权力格局中逐渐赢得话语权，并以中国智慧参与国际货币的竞技。
责任编辑：张伟王元龙:人民币国际化最大制约是国际流通量不足-中新网
王元龙:人民币国际化最大制约是国际流通量不足
　　北京11月18日电(记者 魏)国际金融论坛(IFF)副秘书长王元龙18日在国际金融论坛“人民币国际化的步骤”专题讨论会上表示，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制约，是人民币国际流通量不足。
　　王元龙建议，当前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扩大人民币国际流通量，构建人民币国际化市场的微观基础，如健全人民币的金融市场，包括离岸市场；扩展中国金融机构的海外业务。此外，还应增加中国黄金储备，加强人民币国际化的资信厚度，并建立健全国际化过程中的监管体制。
　　王元龙认为，人民币之所以要国际化，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这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必然趋势。从金融危机爆发来看，无约束的美元本位制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根源。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趋向是多元化和合理化，人民币国际化就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更加多元化和合理化，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应当说是中国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第二，人民币国际化也有利于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模式的转变。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形成一个倒逼机制，有利于加快中国的经济金融改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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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news.com. All Rights Reserved《海峡两岸金融改革问题研究报告》第一部分
人民币国际化与特里芬难题的辩证反思
15:58:25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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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买加体系下，国际储备通过国别主权信用货币的国际化来解决，并逐渐确立了“一超多元”的国际货币格局。美元在国际贸易、金融交易和国际储备中所占份额超过其他全部国际货币的份额总和，是名副其实的“超级货币”。与此同时，在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国际金融市场迅猛发展，一方面为各国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提供了更多金融工具；另一方面也大大提高了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程度得以增强。所以开放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可避免地具有溢出效应，而且国与国之间的政策溢出效应必然呈现出非对称性结构——大国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小国，主要国家的影响力远远超过非主要国家。换言之，在牙买加体系的制度框架内，如果没有恰当的约束机制，那么居于世界经济和金融核心地位的主要大国利用政策溢出效应来侵害外围国家利益的行为方式，至少在技术层面或可能性上完全是成立的。与以往相比，牙买加体系进入了国际金融危机显著高发时期。在其存续的几十年间，虽然发达国家也会不时地遭遇金融困难或金融动荡，但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频率显然更高，由此造成的损害也更加严重。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危机爆发几乎都具有开放经济体外部环境意外逆转致使国际收支恶化的特征。具体来看，主要有三种传导渠道：第一是国际产品市场的价格变动。一种可能是主要出口产品的国际价格下跌，使出口导向经济体的外汇收入减少，外债偿付能力下降。另一种可能是主要进口产品的国际价格上升，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第二是国际资本市场的资金价格调整，也就是主要国际货币的利率或汇率变化，致使发展中国家深陷债务危机。第三是短期国际私人资本集中涌入尚不完善的新兴金融市场，制造资产价格泡沫，使其国内经济和金融变得脆弱。一旦发生资本外逃，又会迅速引发货币危机，并可能导致进一步的债务危机和银行业危机。应当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外部环境逆转冲击的危机逻辑之所以成立，关键在于这些国家在对外经济往来中几乎无法使用本币，并且有限的几种国际货币对美元的依赖程度都明显更高。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发展中国家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都只能成为外围国家，在经济政策摩擦中不可避免地处于劣势地位。而且，越是对外经济联系密切的发展中大国，其“货币错配”问题就会越突出，由此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被看作发展中国家危机不断的“原罪”。货币因素是发展中国家存在外部冲击危机逻辑的关键。中心国家因其货币霸权而取得经济摩擦中的优势地位，使牙买加体系下的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受到危机侵害。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因布雷顿森林体系“双挂钩”制度而得以确立。但是主权信用货币制度与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并不匹配，长远来看难以满足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要求，美国的国际收支政策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要维护美元的储备地位，需要对外提供充足的国际清偿手段，但美元净流出可能导致美国黄金储备下降，不利于美元价值稳定；要保证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需要遏制黄金流失势头，那就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国际清偿手段需求，不利于保持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难题。特里芬难题在20世纪50年代末受到关注。主要是因为当时、日本这些新兴的贸易大国抢走了美国的一部分出口份额，但美元仍然是主要的贸易和储备货币。随着新兴贸易大国不断积累美元储备，美国从资本净流出变成资本净流入、从贸易顺差变成逆差。通过贸易逆差向全球提供美元流动性供给，在美元和黄金挂钩的情况下当然是无解的。于是，美国大力推动并具体实施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从而使美元摆脱黄金约束，使美国不必再受特里芬难题困扰。牙买加体系以来，全球经济和贸易格局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但国际货币格局却与半个世纪前几乎一样。美国实体经济总量目前占全球的份额大约是1/5，贸易份额下滑到1/10左右，而美元在各国官方储备资产中拥有大约2/3的份额。全球经济和金融过度依赖美元，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最突出的问题，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容易受到外部危机冲击的根本原因。不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发展中国家财政金融安全饱受外部冲击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国际储备货币过度依赖美元引起全球经济失衡，突出表现为美国庞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和中国等新兴贸易大国巨额的美元储备积累并存。由外围的发展中国家为中心发达国家融资，这就是所谓的全球金融恐怖平衡。之所以是“恐怖平衡”，是因为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逐渐由债权国转变成为债务国，无法为境外美元资产持有者带来“安全感”，使得高美元储备国家不得不面对“美元陷阱”困扰。国际储备货币过度依赖美元也容易形成美元资产泡沫，甚至会酿成系统性全球金融危机。美国长期维持经常账户巨额逆差，一方面打击了国内的实体经济，导致制造业外移和就业困难；另一方面使得非居民的美元储备回流美国金融市场，造成美国国内流动性泛滥，为形成美元资产泡沫提供了土壤。美元垄断地位强化了美国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对全球的影响，使得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并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严重负面影响。不仅如此，在美国为挽救自身经济而出台货币扩张政策的时候，由于浮动汇率制度的关系还必然产生负的溢出效应，从而由全球美元储备持有者共同分担其中的成本。更糟糕的是，在可替代储备货币出现以前，这种利用关键国际货币地位侵害其他国家经济利益的“不公正性”有可能会长期存在。由此可见，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不同，牙买加体系下在国际收支政策方面陷入左右为难的不再是美国，而是那些处于货币弱势地位的外围发展中国家。为了抵御危机，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积累更多的外汇储备，其中主要是美元储备；然而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和系统性全球金融危机的恶劣后果，使得积累外汇储备的国家纷纷落入“美元陷阱”——这或许可以称作“新特里芬难题”。“新特里芬难题”根源于已经呈现多元竞争态势的国际经济仍然过度依赖美元，使得国际间经济政策摩擦明显增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份额已经稳定超过50%，但这些国家的货币仍然被排除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之外。无论是“美元陷阱”还是外部冲击形成金融危机，都清楚地表明“新特里芬难题”是外围的美元储备持有国不得不面对的政策挑战。既然“新特里芬难题”已经不再是美国的麻烦，那么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或许并不现实。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格局调整未必总是与国际贸易格局变迁保持同步，但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只能依靠广大发展中国家，而其中在经济实力和货币潜力方面的佼佼者，应当成为破解“新特里芬难题”的主要领导力量。但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劣势地位，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公正性和不合理性早就习以为常，养成了较强的容忍度，所以只要政策摩擦或利益受侵害程度还在可接受范围内，就很难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地共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毕竟经济实力有限，难以取得绝对竞争优势，金融和货币能否顺利崛起也充满变数，所以是否具备改变现状的胆识和能力都还有待观察。如果矛盾不是十分尖锐，或是外围挑战者的准备不够充分，“新特里芬难题”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解决。国际经济多极化格局为多元国际货币留下了充足的发展空间。对于非居民私人和官方部门来说，各种国际货币的持有并不具有排他性，国际货币体系中也不存在“赢者通吃”的问题。而且从技术层面看，新兴国际货币成为贸易、的计价货币，通过现有的或新建的全球支付清算系统来实现跨国结算，进而实现非居民官方外汇储备头寸的积累等，几乎都不能构成国际范围内货币替代的实质性障碍。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善，传统观念上由于网络外部效应、使用惰性等造成的对主要国际货币的路径依赖问题可能逐渐弱化。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许会加快国际货币格局的调整速度。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和贸易活动中具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特别是在区域贸易和双边贸易替代多边谈判成为主流发展趋势以后，区域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的影响力相对提高，来自于主要国际货币传统支配地位的阻力明显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随着发展中国家贸易份额的整体上升，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能够进入国际货币俱乐部将是划时代的标志性事件。人民币崛起将是中国金融崛起的重要标志。人民币成长为主要国际货币之一，首先是可以实现与中国经济和贸易地位相匹配的货币地位。这将有助于我国摆脱货币地位低下所造成的“美元陷阱”和经济利益受损害的不利处境，并逐步确立我国的核心国家地位。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人民币加入到主要国际货币的行列，既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储备货币，同时也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稳定因素。简单地讲，通过少数有限的国际货币彼此竞争，相互制衡，既可以赋予储备持有者选择“安全”国际货币的权力，又可以通过“良币驱逐劣币”机制约束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政策行为，从而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侵害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威胁其财政金融安全的弊端。从国际货币体系大局来看，只有根据国际经济新格局相应调整国际货币格局，使得国际贸易、投资活动逐渐摆脱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促使国际储备资产回归并保持其对主要债权国支付能力的本来功能，“新特里芬难题”才能有望破解。人民币崛起可促进形成多元制衡的国际货币竞争格局，这是顺应国际经济和贸易新格局方向的货币格局调整，必将有利于打破全球经济失衡和全球金融恐怖平衡的僵局，进而缓解系统性全球金融危机的压力。（作者王芳，张晋源。本文转载微信公众号“IMI观察”。）
责编：刘琼、胡艳明